婺源的公路總是傍著河流走。河流時寬時窄,有時湍急,有時平緩,河流邊上,經常會出現大麵積的草地,它的綠色是那麽純粹,不夾帶一絲雜質,又像水麵一樣柔軟平滑。真想赤腳跑過去,一絲不掛地躺在上麵,就像很多年前那樣——我的朋友,那時我們都是懵懂頑童。


    我們的車子總是越開越慢,有時幹脆停下來。窗後逝去的景色使我們戀戀不捨,還好,美麗的畫麵旋即撲麵而來,讓我們目不暇接。


    常常,我們熄掉車子,走下來,去采路邊的野草莓。看到草叢中的點點紅色,那是甜蜜的紅色……所有關於童年的記憶全都複活過來了。它輕觸我的舌尖,這種感覺讓我渾身戰慄。


    有一次,我們看到不遠處的一座廊橋——婺源叫它風雨橋——便跑過去,它有三十來米長,一端連著開著紫色小花的苜蓿地,在跨過平靜的河麵之後,一頭紮進濃密的樟樹林裏。橋有些簡陋,有些古老,但是樸素而暖和。我想像著大雨如注的時刻,雨點敲打著河麵,雨聲清脆,遠山迷濛,坐在這座橋下躲雨的農人,他們會想些什麽呢?


    還有一次,我們看見緩緩流淌的河水跌下一座水壩,濺起白色的浪花。壩上布著一座獨木橋。過了這座橋,是一片茂密的樟樹林,掩映著一個村落。村落後麵,是一座馬鞍形的青山,紅撲撲的夕陽就坐在那青山上麵,傍晚的曦微像金子一樣灑在河麵上,反射起動人的光澤。而在河麵的中央,孤零零地長著一棵枝繁葉茂的樹。樹的周圍,是碧綠的水草……我已完全陶醉。


    就在這時,我的整個婺源之旅最不可思議的事件發生了。


    我突然聽見背後同伴的唿喚,聲音中夾雜著一絲不安。我迴過頭去,看見一位五十歲左右的農民背一把鋤頭,直直地朝我走來。他騎的自行車停在我們的車子旁邊。他想幹什麽啊?我還沒反應過來,他已經“撲通”一聲跪在我麵前,叩了一個響頭。他站起來,轉身就走。怎麽迴事啊?我追上去,大聲地問:“大伯,你這是什麽意思?你為什麽要這麽做?”他一邊走,一邊嘰哩咕嚕地說著,我根本聽不清,隻模模糊糊地聽到幾個音節,好像是說“要活路”,但是就連這一點我也不能確定。


    他為什麽要這麽做呢?後來我聽同伴說,在跪拜我之前,他已跪拜過我們的車子。因為我們開著車,脖子上掛著照相機?他的臉色拒人千裏之外,是因為緊張還是因為內心情感的真實流露?他是在感謝我們?還是在履行婺源民間一道與瀆神或敬神有關的儀式?我的朋友,你搞得懂嗎?


    我們就這樣且停且走,一步一迴頭,就像出嫁的新娘。從景德鎮到婺源縣城,一個半小時的車程,我們遊走了四個小時。暮色越來越重。那崇高的天空,越來越不明朗,然而仍然顯得高不可測。白雲慢慢變成灰的,然後徹底暗下來,然後我們看見了靜靜移動的黃月亮。


    那天晚上我想,要是十年前我們就到婺源,結果會怎樣呢?


    我們一定會找個地方住下來,不走了。但是十年前的故事不是這樣發生的。你離開台州,遠涉重洋。我也遠走現在居住的這個城市。


    我的朋友,這封信,我重點隻想描述前往婺源縣城的那個傍晚。事實上,婺源的真正旅程也到此結束。但最後我還想再囉嗦幾句。


    當晚,我們住在婺源縣城的江灣大酒店,但是這不值一提,那是一個喧攘而冷漠的地方。整個晚上,我都在酒店的床上輾轉反側,聽窗外夜行汽車的轟鳴聲。


    第二天上午,我們去了江灣,那裏已經被婺源當成了吸引外地遊客的“金名片”;我們還去了曉起,一個被高度商業化了的古村落;還去了李坑,號稱“小橋流水人家”,但我們看到的真正的小橋隻有一座,其他的都是預製板搭成的。水是漂浮著菜葉和雞毛的水溝。民居都很簡陋,跟台州的仙居差得很遠。我們還看到了一場祭祖儀式,要命,那是一場拙劣的假模假式的表演。本來,我們還想去彩虹橋的,但是最後我們遺憾但果斷地中止了婺源的旅程。


    這是一個教訓,到婺源,最好不要去被過度開發的景區:古老的記憶,被附會了太多本沒有的東西。美好的事物,背負了太多的現實功能。田園牧歌式的鄉村被改寫成了現代商業的傳奇。就像我們的家鄉那樣。


    我的朋友,給你寫這封信,或許是想說明,有時——這種時刻雖然稀少——想獲得內心的安寧是多麽容易。雖然我們依賴外界的事物,但是內心是幸福的唯一源泉。所有的東西都在流逝,就像十年前的台州,一切終將逝去,但又會在我們的內心甦醒。


    2004年5月11日


    【舟山群島旅行記】


    1997年12月3日


    到遙遠的、孤獨的海島去,和漁民一起出海,過一陣海上生活,這是萌發已久的念頭。今天,我把它付諸行動。


    早上八點出門去乘坐杭甬高速公路的客車,中午轉道寧波,晚上五點多到達舟山群島的定海。天下起了雨。好友金旭光在中級法院門口等我。他在雨中張望著,一邊把手臂舉過額頭,輕輕地用衣袖擦拭眼鏡片上的水珠。雨滴穿過夜晚的燈光,打在他那瘦弱的身體上。我們攔了一輛藍色的計程車,前往大海飯店。


    “天氣一直不好。”旭光說,“雨下個不停。”


    “會不會影響出海?”我問。要是出不了海,那就糟了。


    “你慢慢等吧,天氣總會好起來的。”旭光說。


    我告訴他我隻有半個月的時間,半個月後,我必須趕迴杭州的單位上班。


    大海飯店很簡陋,像個政府招侍所,但大堂非常潔淨,大理石地麵剛剛擦洗過。總台服務員是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小姐,眉毛濃艷但是目光黯淡。她瞟了我一眼,然後打了個嗬欠。她要驗看我的身份證——像個女看守。


    我打開行李——一隻皮箱和一隻背包,裏麵塞滿了衣服——尋找身份證。我記得它夾在那本紅封皮的通訊錄裏。我把皮箱和背包裏裏外外翻了好幾遍,但是找不到那本通訊錄。


    “我有工作證,上麵有我的身份證號碼。”我說。


    “公安局規定隻能用身份證登記。”總台小姐說。


    “能否先讓我住下來?我會找到身份證的。”我說。


    “不行。”小姐說完,把目光移往別處,不再看我們。她慵懶地坐下,很快打起了瞌睡,看得出,這是假裝的,目的是想用這種方法把我們打發走。


    二樓是飯店的辦公區域。經驗告訴我,值班經理一般都能幫助客人解決這種小問題。我衝上樓梯,去找值班經理。總經理室、副總經理室、總經理辦公室,這些辦公室的門都敞開著,亮著電燈,然而看不到人影。值班經理房間的燈顯得格外明亮,裏麵擺著一張簡陋的木床,床上的被子亂糟糟地堆著,床前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木桌,裂開的桌麵上杯盤狼藉,房間裏響著低低的音樂。我張望著,竄進各個辦公室裏,看看角落裏是否藏著人。後來,我終於看見一位端著藍色餐盤的小姐在走廊盡頭一晃而過,就趕緊追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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