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開篇，將我深深吸引。我仿佛潛迴到了兩百多年前的那一天，仿佛成了那個龐大使團中的一員。但是我和那些英國人不一樣，我不傲慢，也不冷漠。我像一個夢遊者，行走在兩百年前的中國大地上，注視著兩百年前的同胞。我的目光也和他們一樣，沉重而哀傷。
書名叫《停滯的帝國》，在書的扉頁，作者佩雷菲特引用了黑格爾在1822年給中國下的著名論斷：
“中華帝國是一個神權專製國家。家長製政體是其基礎;為首的是父親，他也控製著個人的思想……個人在精神上沒有個性。中國的曆史在本質上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
黑格爾說的是“中華帝國”，而黑格爾和“中華帝國”都早已壽終正寢，因此，我們已經沒有必要對黑格爾生氣。反駁黑格爾關於中國停滯不前的觀點實在太容易了：那麽偉大的發明，那麽偉大的集體智慧!4000年的燦爛文化!那麽偉大的革命!那麽偉大的主義、思想和理論……既然那麽“容易”，大家就不要反駁了吧。否則隻能證明我們思維的不變性。謙卑些吧。好好地讀一讀這本書吧。
事實上，隻要你稍微有點自知就會發現，在21世紀中國人——當然包括我們自己——的基因裏仍然帶著幹隆時代的全部遺傳信息。
與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抗日戰爭、美英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這些駭人聽聞的曆史相比，本書描述的事件實在太微不足道：1792年9月，英國以給幹隆祝壽的名義向清朝派出了馬戛爾尼勳爵率領的使團，分乘五艘船隻，經過10個月的海上航行，於1793年7月底到達天津大沽口外，並於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莊覲見了幹隆皇帝……真是一件小事，表麵看來不過是一次失敗的外交活動，一次沮喪的旅行。
本書的作者並不這麽簡單地認為，在他看來，中英之間發生於1793年的事件是一部真正的悲劇史詩。為什麽直到17世紀中國文明仍能領先於全球?為什麽隨後它卻被別國趕超，並且它的部分領土像某些原始部落一樣淪為殖民地?以至到了20世紀，它竟成為了世界最落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為什麽它的現代化進程是如此步履維艱?在馬戛爾尼使團事件中，我們已經聽到風聲鶴唳。
中國此後產生的巨大痛苦在1793年便已發出了暗綠色的芽頭。看看這些人——幹隆、朝臣、地方大員、小吏、士兵、妓女、縴夫，看看這些人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再看看把他們統一起來的那種精神氣質和社會結構。你就知道痛苦的種子埋在哪裏。
1793年，英國通過工業革命和殖民統治，一躍而成為西方的第一強國;1793年，大清帝國一如既往地沉醉在“中央大國”的天朝美夢中。麵對英國的通商要求，所有的中國人都贊成幹隆萬歲爺的迴答：“朕無求於任何人。爾等速速收起禮品，啟程迴國。”一個多麽貧窮而自豪的民族啊。自我的陶醉。
這是一場聾子的對話，尚未開始就註定了失敗。而直接導致馬戛爾尼最終失敗的是一件看起來同樣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據大清朝的禮儀，前來“進貢”的馬戛爾尼必須在幹隆麵前行三跪九叩大禮。馬戛爾尼拒絕這樣做。他隻能做到單膝下跪，並且頭不著地。“天朝”被大大地得罪了。禮儀之爭導致了兩國關係的破裂，並引起了悲劇性的連鎖反應：兩個民族的對抗;東西方的誤解與仇恨。
在這本書中，你讀到的是一個長達六百多頁、五十多萬字的曆史故事——與其說它是曆史，不如說它是一部好看的小說;與其說它是一個故事，不如說它是一部精雕細琢的史詩。作者在開篇第一頁就向讀者顯示了他試圖包羅一切的野心，試圖洞悉中華文明的宏偉計劃。它對這次失敗旅行的描述是那麽細緻入微。它的結構是那麽宏大。做到這樣，即使對一個成熟的小說家而言，也是很不容易的。
本書由三十多架攝像機組成，它們分別被“安放”在書中某些人物的肩膀上，或“藏”在使團路經的途中。作者僅限於整理和核實這些見證，這樣做恰恰最大限度地勾勒出了曆史的本來麵目。
本書出版於1989年，作者阿蘭·佩雷菲特在戴高樂、蓬皮杜、德斯坦政府擔任過七任部長，1977年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為了寫《停滯的帝國》，作者從1960年至1988年先後八次訪華，參觀了馬戛爾尼使團走過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萬多頁原始資料。他打開故宮的大門，研究了清朝廷有關接待使團的所有文件。同時他還從英、法、美、日、南非等地閱讀了大量未發表的內部檔案。1999年新華社播發了他逝世的消息。
一切好像都在變，尤其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也許應該用翻天覆地這個詞來形容這些年的變化。然而有時我又覺得鬱悶和窒息，覺得一切都紋絲不動，堅如磐石。我現在唿吸的空氣，好像就是兩百多年前大清朝的皇帝和子民們唿吸過的空氣。那個時代的灰塵仍然飄浮在空中。那個時代的人還活在我們中間。那個時代的氣質溶在我們的血液裏。它們在我們身上複活。你不得不愛它們，又不得不恨它們。因為它們是我們血肉的組成部分。想起這些，我就格外地沉重。
你總是陷在悲劇性的精神困境中。這樣的困境兩百年前便已存在。要同過去決裂是多麽的困難。
2003年2月24日
閱讀書目
《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法)阿蘭·佩雷菲特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旅行記
【讓我十年前與你相遇】
我那遠隔重洋的朋友，你還好嗎?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已過去了十年，可往事仍曆曆在目。我仍清楚地記得，那個寒冷的台州的早晨，我送你到三角馬路，推你擠上一輛過路的長途汽車。多擁擠的車子啊，你擠進去了，卻留手中的那隻木箱在車門外無助地搖晃。我記得你迴頭看我的目光——親愛的朋友，你拋下了我，留我在那座寂寥的城市。
還是少談過去吧。我不該撩撥舊日的記憶。給你寫這封信，是想跟你說說江西婺源。
我們去婺源的時候，油菜已經結籽，候鳥還沒飛來，我們沒有看到婺源最美麗的時刻。不過，這不要緊。
我們是在下午四點半進入婺源的。空氣中瀰漫著若有若無的傍晚氣息。雖然沒有太陽，但是天空很亮，白雲在靜靜地移動——我已經多年沒見過這麽純淨的天空了，它覆蓋著婺源的大地，無聲無息，沒有煩惱，沒有傷痛，像一塊無窮大的紗巾，高高地覆蓋著我們。親愛的朋友，要是你也在，你一定也會感受到這個不一樣的仲春。
車子在公路上飛馳，我們打開所有的窗戶，大口地唿吸著婺源的空氣。窗外是綿延不斷的油菜，已經結籽，如果再早半個月來，這裏就是鋪天蓋地的金黃色。但是現在，我們可以嗅著空氣中的油菜籽氣息，還有樟樹的香味。在這裏，巨大的蒼翠的樟樹隨處可見，它有時孤單地立在田野裏，但是大多數時候，它們總是成群結隊地守在村口、河穀或緩坡上，掩映著古徽州的白牆黛瓦和飛簷翹角。我的朋友，你還記得台州老家的那棵老樟樹嗎?整座村子就那麽一棵。可是在婺源，老樟樹從車窗外一直生長到我們目力所及之處。當遠近的山巒被風吹起陣陣鬆濤，當長滿禾苗的田野被吹得像煙波浩淼的湖麵，樟樹那巨大的樹冠卻總是紋絲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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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叫《停滯的帝國》，在書的扉頁，作者佩雷菲特引用了黑格爾在1822年給中國下的著名論斷：
“中華帝國是一個神權專製國家。家長製政體是其基礎;為首的是父親，他也控製著個人的思想……個人在精神上沒有個性。中國的曆史在本質上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
黑格爾說的是“中華帝國”，而黑格爾和“中華帝國”都早已壽終正寢，因此，我們已經沒有必要對黑格爾生氣。反駁黑格爾關於中國停滯不前的觀點實在太容易了：那麽偉大的發明，那麽偉大的集體智慧!4000年的燦爛文化!那麽偉大的革命!那麽偉大的主義、思想和理論……既然那麽“容易”，大家就不要反駁了吧。否則隻能證明我們思維的不變性。謙卑些吧。好好地讀一讀這本書吧。
事實上，隻要你稍微有點自知就會發現，在21世紀中國人——當然包括我們自己——的基因裏仍然帶著幹隆時代的全部遺傳信息。
與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抗日戰爭、美英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這些駭人聽聞的曆史相比，本書描述的事件實在太微不足道：1792年9月，英國以給幹隆祝壽的名義向清朝派出了馬戛爾尼勳爵率領的使團，分乘五艘船隻，經過10個月的海上航行，於1793年7月底到達天津大沽口外，並於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莊覲見了幹隆皇帝……真是一件小事，表麵看來不過是一次失敗的外交活動，一次沮喪的旅行。
本書的作者並不這麽簡單地認為，在他看來，中英之間發生於1793年的事件是一部真正的悲劇史詩。為什麽直到17世紀中國文明仍能領先於全球?為什麽隨後它卻被別國趕超，並且它的部分領土像某些原始部落一樣淪為殖民地?以至到了20世紀，它竟成為了世界最落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為什麽它的現代化進程是如此步履維艱?在馬戛爾尼使團事件中，我們已經聽到風聲鶴唳。
中國此後產生的巨大痛苦在1793年便已發出了暗綠色的芽頭。看看這些人——幹隆、朝臣、地方大員、小吏、士兵、妓女、縴夫，看看這些人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再看看把他們統一起來的那種精神氣質和社會結構。你就知道痛苦的種子埋在哪裏。
1793年，英國通過工業革命和殖民統治，一躍而成為西方的第一強國;1793年，大清帝國一如既往地沉醉在“中央大國”的天朝美夢中。麵對英國的通商要求，所有的中國人都贊成幹隆萬歲爺的迴答：“朕無求於任何人。爾等速速收起禮品，啟程迴國。”一個多麽貧窮而自豪的民族啊。自我的陶醉。
這是一場聾子的對話，尚未開始就註定了失敗。而直接導致馬戛爾尼最終失敗的是一件看起來同樣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據大清朝的禮儀，前來“進貢”的馬戛爾尼必須在幹隆麵前行三跪九叩大禮。馬戛爾尼拒絕這樣做。他隻能做到單膝下跪，並且頭不著地。“天朝”被大大地得罪了。禮儀之爭導致了兩國關係的破裂，並引起了悲劇性的連鎖反應：兩個民族的對抗;東西方的誤解與仇恨。
在這本書中，你讀到的是一個長達六百多頁、五十多萬字的曆史故事——與其說它是曆史，不如說它是一部好看的小說;與其說它是一個故事，不如說它是一部精雕細琢的史詩。作者在開篇第一頁就向讀者顯示了他試圖包羅一切的野心，試圖洞悉中華文明的宏偉計劃。它對這次失敗旅行的描述是那麽細緻入微。它的結構是那麽宏大。做到這樣，即使對一個成熟的小說家而言，也是很不容易的。
本書由三十多架攝像機組成，它們分別被“安放”在書中某些人物的肩膀上，或“藏”在使團路經的途中。作者僅限於整理和核實這些見證，這樣做恰恰最大限度地勾勒出了曆史的本來麵目。
本書出版於1989年，作者阿蘭·佩雷菲特在戴高樂、蓬皮杜、德斯坦政府擔任過七任部長，1977年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為了寫《停滯的帝國》，作者從1960年至1988年先後八次訪華，參觀了馬戛爾尼使團走過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萬多頁原始資料。他打開故宮的大門，研究了清朝廷有關接待使團的所有文件。同時他還從英、法、美、日、南非等地閱讀了大量未發表的內部檔案。1999年新華社播發了他逝世的消息。
一切好像都在變，尤其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也許應該用翻天覆地這個詞來形容這些年的變化。然而有時我又覺得鬱悶和窒息，覺得一切都紋絲不動，堅如磐石。我現在唿吸的空氣，好像就是兩百多年前大清朝的皇帝和子民們唿吸過的空氣。那個時代的灰塵仍然飄浮在空中。那個時代的人還活在我們中間。那個時代的氣質溶在我們的血液裏。它們在我們身上複活。你不得不愛它們，又不得不恨它們。因為它們是我們血肉的組成部分。想起這些，我就格外地沉重。
你總是陷在悲劇性的精神困境中。這樣的困境兩百年前便已存在。要同過去決裂是多麽的困難。
2003年2月24日
閱讀書目
《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法)阿蘭·佩雷菲特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旅行記
【讓我十年前與你相遇】
我那遠隔重洋的朋友，你還好嗎?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已過去了十年，可往事仍曆曆在目。我仍清楚地記得，那個寒冷的台州的早晨，我送你到三角馬路，推你擠上一輛過路的長途汽車。多擁擠的車子啊，你擠進去了，卻留手中的那隻木箱在車門外無助地搖晃。我記得你迴頭看我的目光——親愛的朋友，你拋下了我，留我在那座寂寥的城市。
還是少談過去吧。我不該撩撥舊日的記憶。給你寫這封信，是想跟你說說江西婺源。
我們去婺源的時候，油菜已經結籽，候鳥還沒飛來，我們沒有看到婺源最美麗的時刻。不過，這不要緊。
我們是在下午四點半進入婺源的。空氣中瀰漫著若有若無的傍晚氣息。雖然沒有太陽，但是天空很亮，白雲在靜靜地移動——我已經多年沒見過這麽純淨的天空了，它覆蓋著婺源的大地，無聲無息，沒有煩惱，沒有傷痛，像一塊無窮大的紗巾，高高地覆蓋著我們。親愛的朋友，要是你也在，你一定也會感受到這個不一樣的仲春。
車子在公路上飛馳，我們打開所有的窗戶，大口地唿吸著婺源的空氣。窗外是綿延不斷的油菜，已經結籽，如果再早半個月來，這裏就是鋪天蓋地的金黃色。但是現在，我們可以嗅著空氣中的油菜籽氣息，還有樟樹的香味。在這裏，巨大的蒼翠的樟樹隨處可見，它有時孤單地立在田野裏，但是大多數時候，它們總是成群結隊地守在村口、河穀或緩坡上，掩映著古徽州的白牆黛瓦和飛簷翹角。我的朋友，你還記得台州老家的那棵老樟樹嗎?整座村子就那麽一棵。可是在婺源，老樟樹從車窗外一直生長到我們目力所及之處。當遠近的山巒被風吹起陣陣鬆濤，當長滿禾苗的田野被吹得像煙波浩淼的湖麵，樟樹那巨大的樹冠卻總是紋絲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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