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歲的裏爾克隨即被女詩人信中噴發的才情所折服，在5月10日致女詩人的信中，他迴應道：“我接受了你，瑪麗娜，以全部的心靈，以那因你、因你的出現而震撼的全部意識。”
在現代詩歌史上，1926年是不平常的一年。在這一年裏，裏爾克完成了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杜伊諾哀歌》和組詩《獻給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詩》，詩歌的曠野上因此拱起了兩座難以逾越的山峰;而這一年，是以這位大詩人的逝世(12月29日)作為結束的——不過，本文要探討的不是詩歌，而是茨維塔耶娃對裏爾克的愛。
茨維塔耶娃1926年噴發的愛像火山岩漿，大膽而任性，她希望裏爾克允許她在生命的每一個瞬間都舉目向他，像“仰望一座護衛著她的大山”——“仰望”是一個恰當的隱喻，它喻示了茨維塔耶娃愛的是一種難以企及的崇高，一種遙遠的、非實在的純粹——這是一種柏拉圖式的精神之愛。
茨維塔耶娃寫給裏爾克的一封最熱烈奔放的情書莫過於8月2日這一天了，女詩人的情書像優美動人的詩篇：“萊納，我想去見你……我想和你睡覺——入睡，睡著……單純的睡覺。再也沒有別的了。不，還有，把頭枕在你的左肩上，一隻手摟著你的右肩……還有，要傾聽你的心髒的跳動。還要——親吻那心髒。”親吻心髒?這顯然沒有現實的可能。這裏的“吻”不是普通的吻，它不表示接觸，不表示肉慾，它是無“唇”之“吻”，是純粹的“吻”，是理想中的“吻”，是形而上的“吻”，它來源於女詩人的內心激情，目的地不是對方的肉體，而是對方的靈魂深處。8月22日，女詩人在信中再次表達了這樣的思想：“我不活在自己的唇上，吻了我的人將失去我。”
茨維塔耶娃愛的是一個作為詩人的裏爾克，而不是一個作為人的裏爾克。作為人的裏爾克，指的是那個隱居在瑞士並出版著自己著作的五十一歲的奧地利男人，他為人們所愛並且屬於許多人;作為詩人的裏爾克則指的是精神的裏爾克，他是詩的化身，是大自然的一個神奇現象，是詩從中誕生的物，甚至就是詩本身——他是一個難以超越的詩歌大師，要超越他，意味著要超越詩歌本身。女詩人茨維塔耶娃不理解“自在的肉體”，不承認肉體“有任何的權利”，因此，她不理解作為人的裏爾克，她愛的是作為詩人的裏爾克，詩歌是他們之間的唯一紐帶。她的愛情靠例外、特殊、超脫而生存，它活在語言裏，活在詩歌裏，死在愛的行動中。
“我從不看男人們，我對他們視而不見。我不喜歡他們，他們有嗅覺。我不喜歡性。”在7月10日寫給裏爾克的信中，女詩人這樣說。但是現實中的茨維塔耶娃不是這樣的，她是一個三十四歲的婦女，嫁了人，帶著兩個孩子，家務活從白天幹到晚上，多年來過著顛沛流離、食不果腹的流亡生活。
1929年8月，茨維塔耶娃和裏爾克都開始考慮兩人春天見麵的事情——他們竟然從未謀麵——但是此時的裏爾克已經病入膏肓，茨維塔耶娃也窮困潦倒，口袋裏沒有一分錢，會麵被無限期地拖延。9月6日，重病中的裏爾克給女詩人發出了最後一封信，信是以這樣的哀嘆結束的：“春天?這對我來說太久遠了。快些吧!快些!”他們終於沒能等到見麵。1926年年終，裏爾克逝世了。茨維塔耶娃聞訊後非常悲痛，她給裏爾克寫了一封發自肺腑的悼亡信，信中說：“你先我而去……你預訂了——不是一個房間，不是一幢樓，而是整個風景。我吻你的唇?鬢角?額頭?親愛的，當然是吻你的雙唇，實在地，像吻一個活人。”
同樣，這個吻是永遠抵達不了裏爾克那裏的。
1939年，茨維塔耶娃和兒子一起迴到了祖國。很快她就失去了寫詩的自由。1941年，俄羅斯這位最偉大的女詩人在困境中上吊自殺。她墳墓的確切位置至今無人知曉。但是她對裏爾克的愛和她的詩歌一起掙紮著活了下來。
2000年3月13日
閱讀書目
《三詩人書簡》(奧)裏爾克、(俄)帕斯捷爾納克、(俄)茨維塔耶娃 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至多一個也許】
是啊，也許於連·索黑爾會像他所崇拜的拿破崙一樣從社會底層崛起，也許他會像偉大而嗜血的丹東一樣給那個迴光返照的法國社會以當頭一擊，也許他會因為拉莫爾侯爵的垂愛而登上主教寶座……然而這一切都僅僅是一個“也許”，於連·索黑爾老早就上斷頭台了。
於連是木匠的兒子，但是他崇拜拿破崙，有一種尚武的英雄主義思想，有著極強的個人榮譽感。他詛咒偽善，蔑視金錢，他所尋求的是種行動的、危險的、戰鬥的、野心的生活，但他絕不是野心家，他是崇高的人。
1830年的司湯達在《紅與黑》的結尾標明，這部小說獻給“少數幸福的人”。司湯達自己曾經在小說創造中找到了幸福，然而他筆下的於連卻是個失敗者，於連並不是真的嚮往世俗的利益：權勢、金錢、女人。他嚮往幸福，嚮往真正的愛情。在他那短暫的人生中，他不斷地質問自己：在個世界裏，我該怎麽辦?他始終都沒找到答案，最後，在死神降臨前夕，麵對雷納爾夫人的愛情，他才瞥見了從幸福的宮殿裏透出來的一縷可憐的光亮，然而他就要死了。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世俗的抑或心靈的幸福。
於連一生下來就處於不幸的包圍之中，不幸使他變得非常敏感、自尊、富於想像力，然而不幸使他變得神經質，他時時刻刻同他頭腦裏虛構的危險進行抗爭，他的受局限的想像力隻能隱隱約約地、隔得遠遠地眺望未來。他隻根據近在眼前的愛情來看待人生的一切利益。他知道這種做法的危害性，也知道眼前的愛情並不能徹底拯救他，然而他執拗的性格促使他不顧一切地去追求愛情。結果，愛情，不管是雷納爾夫人的還是拉莫爾小姐的，像颶風一樣捲走了他的一切。他像一棵樹，被愛情連根拔起，攔腰截為兩段。他對籠罩在頭頂的烏雲是那樣敏感，不顧一切地想撥開它，然而它實在太強大了。他的生命是那樣渺小，像一顆塵埃，無力地在空中漂泊。
當不幸終於開口吞噬於連的時候，在獄中，這位滑鐵盧戰役以後王朝複辟時代的法國青年開始冷靜地反思：
“對別的人來說，我至多不過是一個也許。”
不過是一個也許!於連這句話擊穿了一百七十年的時空，重重地打在我的腦袋上。多年以來，我似乎總在熱切地渴望著什麽，我有時雄心勃勃，有時心灰意懶，常常被自己的內心的波濤掀起又重重地摜下。可是，不管怎樣，“對別的人來說，我至多不過是一個也許!”一個也許!更要命的是，我大概隻有在臨死的時候才會對它有切膚之痛。可是到那時還有什麽用呢，因為死亡的空洞已經無法填補了。就像於連·索黑爾。
於連死了，但是他的精神不朽，就像不幸也會不朽。夜深人靜，我這個二十一世紀的人默坐窗前，看見黑暗中的於連正邁著憂傷的腳步朝我走來，他那雙善良的、漂亮的大眼睛在訴說著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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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詩歌史上，1926年是不平常的一年。在這一年裏，裏爾克完成了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杜伊諾哀歌》和組詩《獻給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詩》，詩歌的曠野上因此拱起了兩座難以逾越的山峰;而這一年，是以這位大詩人的逝世(12月29日)作為結束的——不過，本文要探討的不是詩歌，而是茨維塔耶娃對裏爾克的愛。
茨維塔耶娃1926年噴發的愛像火山岩漿，大膽而任性，她希望裏爾克允許她在生命的每一個瞬間都舉目向他，像“仰望一座護衛著她的大山”——“仰望”是一個恰當的隱喻，它喻示了茨維塔耶娃愛的是一種難以企及的崇高，一種遙遠的、非實在的純粹——這是一種柏拉圖式的精神之愛。
茨維塔耶娃寫給裏爾克的一封最熱烈奔放的情書莫過於8月2日這一天了，女詩人的情書像優美動人的詩篇：“萊納，我想去見你……我想和你睡覺——入睡，睡著……單純的睡覺。再也沒有別的了。不，還有，把頭枕在你的左肩上，一隻手摟著你的右肩……還有，要傾聽你的心髒的跳動。還要——親吻那心髒。”親吻心髒?這顯然沒有現實的可能。這裏的“吻”不是普通的吻，它不表示接觸，不表示肉慾，它是無“唇”之“吻”，是純粹的“吻”，是理想中的“吻”，是形而上的“吻”，它來源於女詩人的內心激情，目的地不是對方的肉體，而是對方的靈魂深處。8月22日，女詩人在信中再次表達了這樣的思想：“我不活在自己的唇上，吻了我的人將失去我。”
茨維塔耶娃愛的是一個作為詩人的裏爾克，而不是一個作為人的裏爾克。作為人的裏爾克，指的是那個隱居在瑞士並出版著自己著作的五十一歲的奧地利男人，他為人們所愛並且屬於許多人;作為詩人的裏爾克則指的是精神的裏爾克，他是詩的化身，是大自然的一個神奇現象，是詩從中誕生的物，甚至就是詩本身——他是一個難以超越的詩歌大師，要超越他，意味著要超越詩歌本身。女詩人茨維塔耶娃不理解“自在的肉體”，不承認肉體“有任何的權利”，因此，她不理解作為人的裏爾克，她愛的是作為詩人的裏爾克，詩歌是他們之間的唯一紐帶。她的愛情靠例外、特殊、超脫而生存，它活在語言裏，活在詩歌裏，死在愛的行動中。
“我從不看男人們，我對他們視而不見。我不喜歡他們，他們有嗅覺。我不喜歡性。”在7月10日寫給裏爾克的信中，女詩人這樣說。但是現實中的茨維塔耶娃不是這樣的，她是一個三十四歲的婦女，嫁了人，帶著兩個孩子，家務活從白天幹到晚上，多年來過著顛沛流離、食不果腹的流亡生活。
1929年8月，茨維塔耶娃和裏爾克都開始考慮兩人春天見麵的事情——他們竟然從未謀麵——但是此時的裏爾克已經病入膏肓，茨維塔耶娃也窮困潦倒，口袋裏沒有一分錢，會麵被無限期地拖延。9月6日，重病中的裏爾克給女詩人發出了最後一封信，信是以這樣的哀嘆結束的：“春天?這對我來說太久遠了。快些吧!快些!”他們終於沒能等到見麵。1926年年終，裏爾克逝世了。茨維塔耶娃聞訊後非常悲痛，她給裏爾克寫了一封發自肺腑的悼亡信，信中說：“你先我而去……你預訂了——不是一個房間，不是一幢樓，而是整個風景。我吻你的唇?鬢角?額頭?親愛的，當然是吻你的雙唇，實在地，像吻一個活人。”
同樣，這個吻是永遠抵達不了裏爾克那裏的。
1939年，茨維塔耶娃和兒子一起迴到了祖國。很快她就失去了寫詩的自由。1941年，俄羅斯這位最偉大的女詩人在困境中上吊自殺。她墳墓的確切位置至今無人知曉。但是她對裏爾克的愛和她的詩歌一起掙紮著活了下來。
2000年3月13日
閱讀書目
《三詩人書簡》(奧)裏爾克、(俄)帕斯捷爾納克、(俄)茨維塔耶娃 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至多一個也許】
是啊，也許於連·索黑爾會像他所崇拜的拿破崙一樣從社會底層崛起，也許他會像偉大而嗜血的丹東一樣給那個迴光返照的法國社會以當頭一擊，也許他會因為拉莫爾侯爵的垂愛而登上主教寶座……然而這一切都僅僅是一個“也許”，於連·索黑爾老早就上斷頭台了。
於連是木匠的兒子，但是他崇拜拿破崙，有一種尚武的英雄主義思想，有著極強的個人榮譽感。他詛咒偽善，蔑視金錢，他所尋求的是種行動的、危險的、戰鬥的、野心的生活，但他絕不是野心家，他是崇高的人。
1830年的司湯達在《紅與黑》的結尾標明，這部小說獻給“少數幸福的人”。司湯達自己曾經在小說創造中找到了幸福，然而他筆下的於連卻是個失敗者，於連並不是真的嚮往世俗的利益：權勢、金錢、女人。他嚮往幸福，嚮往真正的愛情。在他那短暫的人生中，他不斷地質問自己：在個世界裏，我該怎麽辦?他始終都沒找到答案，最後，在死神降臨前夕，麵對雷納爾夫人的愛情，他才瞥見了從幸福的宮殿裏透出來的一縷可憐的光亮，然而他就要死了。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世俗的抑或心靈的幸福。
於連一生下來就處於不幸的包圍之中，不幸使他變得非常敏感、自尊、富於想像力，然而不幸使他變得神經質，他時時刻刻同他頭腦裏虛構的危險進行抗爭，他的受局限的想像力隻能隱隱約約地、隔得遠遠地眺望未來。他隻根據近在眼前的愛情來看待人生的一切利益。他知道這種做法的危害性，也知道眼前的愛情並不能徹底拯救他，然而他執拗的性格促使他不顧一切地去追求愛情。結果，愛情，不管是雷納爾夫人的還是拉莫爾小姐的，像颶風一樣捲走了他的一切。他像一棵樹，被愛情連根拔起，攔腰截為兩段。他對籠罩在頭頂的烏雲是那樣敏感，不顧一切地想撥開它，然而它實在太強大了。他的生命是那樣渺小，像一顆塵埃，無力地在空中漂泊。
當不幸終於開口吞噬於連的時候，在獄中，這位滑鐵盧戰役以後王朝複辟時代的法國青年開始冷靜地反思：
“對別的人來說，我至多不過是一個也許。”
不過是一個也許!於連這句話擊穿了一百七十年的時空，重重地打在我的腦袋上。多年以來，我似乎總在熱切地渴望著什麽，我有時雄心勃勃，有時心灰意懶，常常被自己的內心的波濤掀起又重重地摜下。可是，不管怎樣，“對別的人來說，我至多不過是一個也許!”一個也許!更要命的是，我大概隻有在臨死的時候才會對它有切膚之痛。可是到那時還有什麽用呢，因為死亡的空洞已經無法填補了。就像於連·索黑爾。
於連死了，但是他的精神不朽，就像不幸也會不朽。夜深人靜，我這個二十一世紀的人默坐窗前，看見黑暗中的於連正邁著憂傷的腳步朝我走來，他那雙善良的、漂亮的大眼睛在訴說著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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