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中另一個主人公伯納德也向死亡發出了挑戰宣言：
“……這敵人就是死亡。我向著死亡衝去，平端著我的長矛，頭發迎風向後飄拂……我用馬刺猛踢著馬。我要縱身撲向你，我不曾失敗，也永不屈服，啊，死亡!”伯納德一動不動地站在河邊，背映著越來越深的夜色，此時，他聽見了“河的下遊”傳來他那一代人的合唱聲，他看見自己像其他人一樣“滑落”進旋轉的河水中……分明是維吉尼亞·伍爾夫自溺於烏斯河的精確預演!
羅達和伯納德是維吉尼亞的自我的兩種投射，是她的自我的虛構性再現，是她從自己的創傷記憶中捕撈上來的幽靈。通過他們，伍爾夫探測到了自己精神的隱秘方麵，從這裏出發，她對廉價的自我主義和真正的自我審視進行了成功的區分，把自我的體驗、家族的記憶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藝術。可是她在栽種藝術種子的同時，也埋下了悲劇的禍根。隨著歲月的流逝，年齡的增長，環境的變遷(第二次世界大戰)，她終於深陷於自我關注中，沉醉在往昔的記憶裏，不能自拔，最終失去了洞察人心的力量，也失去了繼續活下去的勇氣。“投水自殺”終於不幸成為女作家的死亡讖語。
維吉尼亞本人曾經說過一個隱喻：小說家就像一個站在湖畔的釣魚人，把自己理智的魚杆放進意識的池水。當她的想像力沉溺於水的深處時，有時她會察覺到迅猛的拉力，釣魚線會從她的手指間飛快滑出去。此刻，理智必須把因憤怒和失望而劇跳著的想像拖曳到水麵上來，因為它已經走得太遠了……這真是一個深刻而精確的關於小說家創造活動的隱喻：最奔放的想像力也是有限度的，它必須在一定的理性的範式之內釋放。令人扼腕的是，維吉尼亞本人的想像力卻因為對過去和自我的迷戀，最後沒有被拽到水麵上來了，不但沉溺於水的深處，而且通過魚杆把釣魚者也拉下了深水。
維吉尼亞說過，“假如生命有個根基，那麽它就是記憶。”她作為一個作家的生命是以兩種持久的記憶為根基的：一是童年的海浪，二是早逝的親人。這兩種記憶支撐著她脆弱的肉體、敏感的靈魂，賜予她創造的力量、藝術的源泉，最後又引她走向死亡和寂滅之境。
維吉尼亞的記憶有著隱秘的兩麵：一麵澄明，一麵黑暗;一麵寒冷，一麵溫熱;一麵是創造，一麵是毀滅;一麵鋪灑著天堂之光，一麵燃燒著地獄之火。維吉尼亞在這兩麵之間徘徊、掙紮，時而創造出偉大的小說藝術，時而陷於精神崩潰的慘境，直至踏上毀滅之路。
對喬伊斯和勞倫斯來說，所謂藝術家，是一個人擺脫了家庭紐帶和世俗抱負之後的餘留物。維吉尼亞則不同，她要讓過早逝世的親人——母親、姐姐、父親、哥哥——在紙上複活直至不朽。
母親朱莉亞，有著實際可行的智慧和敏銳細膩的同情心，於1895年維吉尼亞十三歲時患病去世;姐姐斯特拉，繼任了母親和保護人的角色，可是兩年後便追隨母親而去;父親，“一個值得崇拜的男人”，女兒的文學啟蒙者，死於1904年;然後是她的哥哥索比，“學校裏相貌最出眾的男孩子”，1906年生命夭折時前途尚未顯示……
死亡接踵而至的10年封存了維吉尼亞的青少年時代，並在以後的歲月裏反覆糾纏著她的想像。他們代表往昔，代表那個時代，那個業已消逝的世界。她要讓他們說話，讓他們成為活著的人和活著的傳統。她牢牢地抓住過去，抓住越來越清晰地講話的鬼魂。死者的聲音既是小說的優等材料，也是使小說家走向瘋狂的催化劑。她活在記憶裏，像一個離開了母體而沒有割斷臍帶的漂亮嬰兒，繼續吸取著母體的養料。她把個人化的記憶抽象成非個人化的藝術，把往昔凝結為《出航》《達洛衛夫人》《到燈塔去》《海浪》這樣偉大的小說。然而這樣做，是註定要付出代價的。不割斷連接往昔的臍帶，精神便無法開始嶄新的唿吸。不像新生的嬰兒那樣大哭，新鮮的空氣便無法脹滿精神的肺葉。她始終壓抑著，獨自背負著記憶和創造的重負。
維吉尼亞努力克服對死者的迷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她都是成功的。可是越到後來她就越顯得無力。母親的幽靈重訪她的想像，穿著破舊外氅，注目凝視著，挺直身體滑行而過。母親的幽靈控製了維吉尼亞的心靈。她先是歡迎幽靈的探訪，隨後驅除它們。然而並非總能驅除成功。
“沒有任何東西比死者在生者心中的位置更牢固的了。”維吉尼亞鄭重其事地寫道。那時，她的母親已經死去十年了，但是“她仍然處處存在——她已經脫去了血肉的衣衫，穿上了另一件衣服”。母親以這種方式繼續纏繞著女兒，“她就在那兒，美麗，有力，帶著她那熟悉的用語和她的大笑聲，她比任何生者都離我更近。”
死者總是比活著的人更徹底地要求占有漸漸走向迷狂的維吉尼亞·伍爾夫。而她則始終準備著加入到她們中間去，和他們擁抱。
“生命是一樁艱難的事務。”維吉尼亞感嘆道。她決定把這樁事務徹底卸下，走向虛無之境。
維吉尼亞投河前留給丈夫倫納德一張字條：“世上從來沒有兩個人曾經像我們這樣幸福。”她最後的願望是要安慰他。她以這種彬彬有禮的風度死去，唇上帶著優雅的話語。
2001年1月10日
閱讀書目
《維吉尼亞·伍爾夫——一個作家的生命曆程》林德爾·戈登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海浪》維吉尼亞·伍爾夫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離開所有的人】
1910年11月7日晨6時5分，在阿斯塔波沃火車站的一間候車室裏，八十三歲的列夫·托爾斯泰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冷而黑的黎明。窗外是唿嘯而過的火車。那列火車，托爾斯泰曾經讓它碾過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美麗軀體。
死亡的虛構不幸再次成為作家本人的殘酷現實。
10月28日淩晨，托爾斯泰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離家出走，究竟往哪裏去，他沒有明確的打算，隻十分模糊地想過：
“到國外什麽地方去……比如去保加利亞……或者去諾沃切爾卡斯克，或者再往前走，去高加索……”
“去哪裏都一樣，隻要不去托爾斯泰信徒聚居地，找一間農民的小木屋……”這種想法與他筆下的安娜簡直如出一轍。
“她(安娜)知道她再也不會迴到這裏來了。在掠過心頭的種種計劃中她模糊地決定採用一種：在火車站或者伯爵夫人家裏鬧過一場以後，她就乘下城鐵路的火車到下麵第一個城市住下來。”
托爾斯泰和安娜，一位是老人，一位是少婦，一位是偉大的智者，一位是社交界的名流，前者已經脫離了曆史狀態和文化的全部環境，後者有著普通人的欲望、悲哀、猶疑、弱點，他們同樣執拗，同樣神經質，同樣深陷於塵世與肉體的苦痛中。他們離家出走的時候，都沒有太多的考慮，也沒有想到要去死。他們出走時急切、壓抑的表情像所有負氣出走的孩子，也像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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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敵人就是死亡。我向著死亡衝去，平端著我的長矛，頭發迎風向後飄拂……我用馬刺猛踢著馬。我要縱身撲向你，我不曾失敗，也永不屈服，啊，死亡!”伯納德一動不動地站在河邊，背映著越來越深的夜色，此時，他聽見了“河的下遊”傳來他那一代人的合唱聲，他看見自己像其他人一樣“滑落”進旋轉的河水中……分明是維吉尼亞·伍爾夫自溺於烏斯河的精確預演!
羅達和伯納德是維吉尼亞的自我的兩種投射，是她的自我的虛構性再現，是她從自己的創傷記憶中捕撈上來的幽靈。通過他們，伍爾夫探測到了自己精神的隱秘方麵，從這裏出發，她對廉價的自我主義和真正的自我審視進行了成功的區分，把自我的體驗、家族的記憶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藝術。可是她在栽種藝術種子的同時，也埋下了悲劇的禍根。隨著歲月的流逝，年齡的增長，環境的變遷(第二次世界大戰)，她終於深陷於自我關注中，沉醉在往昔的記憶裏，不能自拔，最終失去了洞察人心的力量，也失去了繼續活下去的勇氣。“投水自殺”終於不幸成為女作家的死亡讖語。
維吉尼亞本人曾經說過一個隱喻：小說家就像一個站在湖畔的釣魚人，把自己理智的魚杆放進意識的池水。當她的想像力沉溺於水的深處時，有時她會察覺到迅猛的拉力，釣魚線會從她的手指間飛快滑出去。此刻，理智必須把因憤怒和失望而劇跳著的想像拖曳到水麵上來，因為它已經走得太遠了……這真是一個深刻而精確的關於小說家創造活動的隱喻：最奔放的想像力也是有限度的，它必須在一定的理性的範式之內釋放。令人扼腕的是，維吉尼亞本人的想像力卻因為對過去和自我的迷戀，最後沒有被拽到水麵上來了，不但沉溺於水的深處，而且通過魚杆把釣魚者也拉下了深水。
維吉尼亞說過，“假如生命有個根基，那麽它就是記憶。”她作為一個作家的生命是以兩種持久的記憶為根基的：一是童年的海浪，二是早逝的親人。這兩種記憶支撐著她脆弱的肉體、敏感的靈魂，賜予她創造的力量、藝術的源泉，最後又引她走向死亡和寂滅之境。
維吉尼亞的記憶有著隱秘的兩麵：一麵澄明，一麵黑暗;一麵寒冷，一麵溫熱;一麵是創造，一麵是毀滅;一麵鋪灑著天堂之光，一麵燃燒著地獄之火。維吉尼亞在這兩麵之間徘徊、掙紮，時而創造出偉大的小說藝術，時而陷於精神崩潰的慘境，直至踏上毀滅之路。
對喬伊斯和勞倫斯來說，所謂藝術家，是一個人擺脫了家庭紐帶和世俗抱負之後的餘留物。維吉尼亞則不同，她要讓過早逝世的親人——母親、姐姐、父親、哥哥——在紙上複活直至不朽。
母親朱莉亞，有著實際可行的智慧和敏銳細膩的同情心，於1895年維吉尼亞十三歲時患病去世;姐姐斯特拉，繼任了母親和保護人的角色，可是兩年後便追隨母親而去;父親，“一個值得崇拜的男人”，女兒的文學啟蒙者，死於1904年;然後是她的哥哥索比，“學校裏相貌最出眾的男孩子”，1906年生命夭折時前途尚未顯示……
死亡接踵而至的10年封存了維吉尼亞的青少年時代，並在以後的歲月裏反覆糾纏著她的想像。他們代表往昔，代表那個時代，那個業已消逝的世界。她要讓他們說話，讓他們成為活著的人和活著的傳統。她牢牢地抓住過去，抓住越來越清晰地講話的鬼魂。死者的聲音既是小說的優等材料，也是使小說家走向瘋狂的催化劑。她活在記憶裏，像一個離開了母體而沒有割斷臍帶的漂亮嬰兒，繼續吸取著母體的養料。她把個人化的記憶抽象成非個人化的藝術，把往昔凝結為《出航》《達洛衛夫人》《到燈塔去》《海浪》這樣偉大的小說。然而這樣做，是註定要付出代價的。不割斷連接往昔的臍帶，精神便無法開始嶄新的唿吸。不像新生的嬰兒那樣大哭，新鮮的空氣便無法脹滿精神的肺葉。她始終壓抑著，獨自背負著記憶和創造的重負。
維吉尼亞努力克服對死者的迷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她都是成功的。可是越到後來她就越顯得無力。母親的幽靈重訪她的想像，穿著破舊外氅，注目凝視著，挺直身體滑行而過。母親的幽靈控製了維吉尼亞的心靈。她先是歡迎幽靈的探訪，隨後驅除它們。然而並非總能驅除成功。
“沒有任何東西比死者在生者心中的位置更牢固的了。”維吉尼亞鄭重其事地寫道。那時，她的母親已經死去十年了，但是“她仍然處處存在——她已經脫去了血肉的衣衫，穿上了另一件衣服”。母親以這種方式繼續纏繞著女兒，“她就在那兒，美麗，有力，帶著她那熟悉的用語和她的大笑聲，她比任何生者都離我更近。”
死者總是比活著的人更徹底地要求占有漸漸走向迷狂的維吉尼亞·伍爾夫。而她則始終準備著加入到她們中間去，和他們擁抱。
“生命是一樁艱難的事務。”維吉尼亞感嘆道。她決定把這樁事務徹底卸下，走向虛無之境。
維吉尼亞投河前留給丈夫倫納德一張字條：“世上從來沒有兩個人曾經像我們這樣幸福。”她最後的願望是要安慰他。她以這種彬彬有禮的風度死去，唇上帶著優雅的話語。
2001年1月10日
閱讀書目
《維吉尼亞·伍爾夫——一個作家的生命曆程》林德爾·戈登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海浪》維吉尼亞·伍爾夫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離開所有的人】
1910年11月7日晨6時5分，在阿斯塔波沃火車站的一間候車室裏，八十三歲的列夫·托爾斯泰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冷而黑的黎明。窗外是唿嘯而過的火車。那列火車，托爾斯泰曾經讓它碾過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美麗軀體。
死亡的虛構不幸再次成為作家本人的殘酷現實。
10月28日淩晨，托爾斯泰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離家出走，究竟往哪裏去，他沒有明確的打算，隻十分模糊地想過：
“到國外什麽地方去……比如去保加利亞……或者去諾沃切爾卡斯克，或者再往前走，去高加索……”
“去哪裏都一樣，隻要不去托爾斯泰信徒聚居地，找一間農民的小木屋……”這種想法與他筆下的安娜簡直如出一轍。
“她(安娜)知道她再也不會迴到這裏來了。在掠過心頭的種種計劃中她模糊地決定採用一種：在火車站或者伯爵夫人家裏鬧過一場以後，她就乘下城鐵路的火車到下麵第一個城市住下來。”
托爾斯泰和安娜，一位是老人，一位是少婦，一位是偉大的智者，一位是社交界的名流，前者已經脫離了曆史狀態和文化的全部環境，後者有著普通人的欲望、悲哀、猶疑、弱點，他們同樣執拗，同樣神經質，同樣深陷於塵世與肉體的苦痛中。他們離家出走的時候，都沒有太多的考慮，也沒有想到要去死。他們出走時急切、壓抑的表情像所有負氣出走的孩子，也像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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