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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作者：[美]傑克·威澤弗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蒙古由征服性帝國發展為一個更大的商業性帝國時，擁有一部功能穩定的曆法就日益重要了，它應該根據同一標準製定，並在全國通行。為能夠根據各地不同的劃時方法，協調好各類活動、管理好社會生活，蒙古人幾乎每征服一個地方就建立天文台，以便精確測量行星和恆星的運行情況，這既是出於實用原因，也是出於宗教原因。他們很快就在大不裏士附近建立一個天文台，但是中國需要建立一係列的天文台，因為它的國土麵積太大了。蒙古地方當局得到中央政府的具體指令：在每個新征服地區搜尋天文學家和天文儀器、圖表。許多在波斯和阿拉伯城市被俘的天文學家，被旭烈兀派送到蒙古故地，其中包括劄馬剌丁，他是那個時代最傑出的天文學家之一；他隨身帶著主要天文裝置的設計圖和新的科學測量方法，這些東西對中國來說還很陌生。
在統治比自身文明程度要高的領土範圍時，蒙古人需要處理和記錄關於人口、牲畜和房屋的大量統計數據信息。每年他們都必須為來迴運輸的所有貨物登記帳目，還要把牧群、士兵和商人的流動情況記錄下來。農耕的新方式，天文學的要求，戶口統計的製度，以及其他無數的行政管理問題，都難以靠那個時代的數學知識和運算能力來解決，蒙古人需要新的方法來處理這些數據。為了快速、高效地進行必要計算，為蒙古人工作的官吏們就開始依靠算盤，通過許多珠子的移動，他們可以機械地計算出大額的數值，這比心算或筆算輕鬆多了。
蒙古人一直就過分講究數字信息，上億人在這個龐大帝國中流動，所以他們想找到更簡便的方法、捷徑和手段，以便計算越來越大的數額和處理越來越複雜的數列。無數次的計算過程，需要通過編輯綜合圖表、協調不同國家的數量體係等新方法來保存這些結果。蒙古官員發現歐洲和中國的數學太簡單、不實用，於是他們採用阿拉伯、印度數學中的許多實用的新方法。過去花剌子模帝國的城市中，都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數學知識中心；“algorithm”（運算法則）這個單詞就源自於“alkhwarizm”（阿拉伯語原意為“來自花剌子模”）。蒙古人在整個帝國境內運用這些創新的知識，他們很快就認識到用阿拉伯數字來表示縱橫位置的優點，並把零、負數和代數學介紹到了中國。
不僅是在數字和曆法上，而且在許多層麵上，帝國不同地區的生活必需要用前代不曾需要的方式協調起來。書寫曆史是非常重要的，每種文明不能隻以自己的習俗和傳統的語言習慣來寫作。為保證自己在全體臣民麵前的形象，蒙古人不得不採用當地的標準來書寫與蒙古有關的曆史。書麵曆史不僅僅是記錄信息的方式；它更是一種使王朝統治合法化和大力宣傳其偉大征服成就的工具。對蒙古人而言，書麵曆史也成為了解其他民族的重要工具，其目的就是為了征服和更有效地統治這些民族。1260年代，忽必烈汗建立了國史院，為符合中原王朝的編史慣例，他下令編纂金朝、遼朝，還有宋朝的通史，這可能是最龐大的修史工程，共耗費將近八十年時間，直至1340年代才完成。在蒙古治下的波斯，伊利汗合贊任命拉施特·哀丁——誌費尼的繼任者——編寫這個地區的第一部史書。拉施特·哀丁統籌安排大量的工作，為編修中國、突厥和法蘭克（蒙古人以此稱唿歐洲人）的曆史，他僱傭來自各地的許多學者和翻譯人員。
在蒙古帝國內匯總的大堆信息需要通過新的形式傳播。如果單憑雙手去費力地抄寫那些必需的資料，抄寫員就無法完成整個工作任務。他們彙編檔案，書寫信函，把信息送給那些需要它們的人，但是他們沒有時間抄寫農業手冊、醫學論文、地圖集和天文學表格。要大規模傳播信息，就必須先大量匯總信息，為完成這個任務，蒙古人再次求助於技術——印刷術。
蒙古人很早以前就採用印刷術。除脫列哥那在她丈夫統治時期所提倡的印刷業之外，1236年開始，窩闊台還命令，在蒙古控製下的北中國建立一係列地區性印刷機構。活字印刷可能開始於十二世紀中葉的中國，但卻是蒙古人在大範圍地使用它，並將它的潛在功能與國家行政管理的需要結合起來。不是像漢人那樣用上千個字符印刷，蒙古人使用的是一個字母表，裏麵相同的字母可以重複使用多次。在蒙古人管理下，印刷工不斷地雕刻複製每一個字母，然後排在任何需要它們的單詞中；每次印刷工想印新的一頁時，他們不需要刻下該頁的整篇文章，隻需把雕刻好的字母按正確的次序固定排放，進行印刷，然後就等待，直至要印刷下一頁時，他們將重新排放這些字母，然後再印刷。
在蒙元王朝時期，總體的識字能力得到提高，大卷的文字資料成比例地增長。1269年，忽必烈汗建立一個印刷機構，使政府的決議更廣泛地在民眾中傳播，他還鼓勵依靠非官方組織、從總體上來普及印刷業。除官方出版物以外，還包括宗教書籍和小說的印刷。已出版銷售的書籍數量明顯增加，其價格在整個蒙古統治時期一再下降。不久，蒙古帝國內所有的印刷機構就開始用各種語言印刷農業手冊、曆書、文件、史書、醫學論文、新數學理論、歌曲和詩集。
無論是宗教寬容政策、創造通用字母表、維護驛站、玩紙牌遊戲，還是印刷曆書、紙幣或天文學圖表，蒙古帝國的統治者顯示出一種持久性的普遍主義。因為他們沒有把自己的製度強加於所有臣民，所以他們才會樂意採用和結合各個地方的不同製度。蒙古人在那些地區沒有很深的文化優越感，因此他們採用務實的辦法去解決問題，而不是以思想意識處理問題。他們尋找最有效的東西，一旦發現它時，他們就把它傳播到其他國家。他們不在乎天文學是否符合《聖經》的訓言，不在乎寫作標準是否遵循中國官方規定的古典原則，也不在乎印刷和繪畫是否得到穆斯林阿訇的贊同。蒙古人有能力——至少是暫時地—－強製實行技術、農業和知識的國際新規範，它們取代了對某個文明的偏愛或成見；如此一來，他們打破當地精英階層對思想觀念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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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治比自身文明程度要高的領土範圍時，蒙古人需要處理和記錄關於人口、牲畜和房屋的大量統計數據信息。每年他們都必須為來迴運輸的所有貨物登記帳目，還要把牧群、士兵和商人的流動情況記錄下來。農耕的新方式，天文學的要求，戶口統計的製度，以及其他無數的行政管理問題，都難以靠那個時代的數學知識和運算能力來解決，蒙古人需要新的方法來處理這些數據。為了快速、高效地進行必要計算，為蒙古人工作的官吏們就開始依靠算盤，通過許多珠子的移動，他們可以機械地計算出大額的數值，這比心算或筆算輕鬆多了。
蒙古人一直就過分講究數字信息，上億人在這個龐大帝國中流動，所以他們想找到更簡便的方法、捷徑和手段，以便計算越來越大的數額和處理越來越複雜的數列。無數次的計算過程，需要通過編輯綜合圖表、協調不同國家的數量體係等新方法來保存這些結果。蒙古官員發現歐洲和中國的數學太簡單、不實用，於是他們採用阿拉伯、印度數學中的許多實用的新方法。過去花剌子模帝國的城市中，都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數學知識中心；“algorithm”（運算法則）這個單詞就源自於“alkhwarizm”（阿拉伯語原意為“來自花剌子模”）。蒙古人在整個帝國境內運用這些創新的知識，他們很快就認識到用阿拉伯數字來表示縱橫位置的優點，並把零、負數和代數學介紹到了中國。
不僅是在數字和曆法上，而且在許多層麵上，帝國不同地區的生活必需要用前代不曾需要的方式協調起來。書寫曆史是非常重要的，每種文明不能隻以自己的習俗和傳統的語言習慣來寫作。為保證自己在全體臣民麵前的形象，蒙古人不得不採用當地的標準來書寫與蒙古有關的曆史。書麵曆史不僅僅是記錄信息的方式；它更是一種使王朝統治合法化和大力宣傳其偉大征服成就的工具。對蒙古人而言，書麵曆史也成為了解其他民族的重要工具，其目的就是為了征服和更有效地統治這些民族。1260年代，忽必烈汗建立了國史院，為符合中原王朝的編史慣例，他下令編纂金朝、遼朝，還有宋朝的通史，這可能是最龐大的修史工程，共耗費將近八十年時間，直至1340年代才完成。在蒙古治下的波斯，伊利汗合贊任命拉施特·哀丁——誌費尼的繼任者——編寫這個地區的第一部史書。拉施特·哀丁統籌安排大量的工作，為編修中國、突厥和法蘭克（蒙古人以此稱唿歐洲人）的曆史，他僱傭來自各地的許多學者和翻譯人員。
在蒙古帝國內匯總的大堆信息需要通過新的形式傳播。如果單憑雙手去費力地抄寫那些必需的資料，抄寫員就無法完成整個工作任務。他們彙編檔案，書寫信函，把信息送給那些需要它們的人，但是他們沒有時間抄寫農業手冊、醫學論文、地圖集和天文學表格。要大規模傳播信息，就必須先大量匯總信息，為完成這個任務，蒙古人再次求助於技術——印刷術。
蒙古人很早以前就採用印刷術。除脫列哥那在她丈夫統治時期所提倡的印刷業之外，1236年開始，窩闊台還命令，在蒙古控製下的北中國建立一係列地區性印刷機構。活字印刷可能開始於十二世紀中葉的中國，但卻是蒙古人在大範圍地使用它，並將它的潛在功能與國家行政管理的需要結合起來。不是像漢人那樣用上千個字符印刷，蒙古人使用的是一個字母表，裏麵相同的字母可以重複使用多次。在蒙古人管理下，印刷工不斷地雕刻複製每一個字母，然後排在任何需要它們的單詞中；每次印刷工想印新的一頁時，他們不需要刻下該頁的整篇文章，隻需把雕刻好的字母按正確的次序固定排放，進行印刷，然後就等待，直至要印刷下一頁時，他們將重新排放這些字母，然後再印刷。
在蒙元王朝時期，總體的識字能力得到提高，大卷的文字資料成比例地增長。1269年，忽必烈汗建立一個印刷機構，使政府的決議更廣泛地在民眾中傳播，他還鼓勵依靠非官方組織、從總體上來普及印刷業。除官方出版物以外，還包括宗教書籍和小說的印刷。已出版銷售的書籍數量明顯增加，其價格在整個蒙古統治時期一再下降。不久，蒙古帝國內所有的印刷機構就開始用各種語言印刷農業手冊、曆書、文件、史書、醫學論文、新數學理論、歌曲和詩集。
無論是宗教寬容政策、創造通用字母表、維護驛站、玩紙牌遊戲，還是印刷曆書、紙幣或天文學圖表，蒙古帝國的統治者顯示出一種持久性的普遍主義。因為他們沒有把自己的製度強加於所有臣民，所以他們才會樂意採用和結合各個地方的不同製度。蒙古人在那些地區沒有很深的文化優越感，因此他們採用務實的辦法去解決問題，而不是以思想意識處理問題。他們尋找最有效的東西，一旦發現它時，他們就把它傳播到其他國家。他們不在乎天文學是否符合《聖經》的訓言，不在乎寫作標準是否遵循中國官方規定的古典原則，也不在乎印刷和繪畫是否得到穆斯林阿訇的贊同。蒙古人有能力——至少是暫時地—－強製實行技術、農業和知識的國際新規範，它們取代了對某個文明的偏愛或成見；如此一來，他們打破當地精英階層對思想觀念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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