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頁
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作者：[美]傑克·威澤弗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蒙古人擅長動員大量人員和利用新技術為戰爭服務，在蒙古和平年代，他們繼續遵循同樣的原則，將遊牧社會的流動性應用於定居區的生活和文化。蒙古軍隊把搜攏的翻譯人員、抄寫員、醫生、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分配給各個家族，他們還以相同份額分配了音樂家、廚師、金匠、雜技演員和畫家。當局把知識工人分別立戶，連同其他工匠、牲口，和經長途跋涉或海上旅行運來的貨物分給各類匠戶。
傳統帝國將財富積累在單個的都城中。所有的道路都通向首都，所有東西的精品都聚集在那裏。都城支配著帝國，像羅馬或巴比倫這些都城的名字成為整個帝國的名稱。蒙古帝國從未有過一個唯一的主要城市，在帝國內，貨物和人民經常從一地流向另一地。
1261年，忽必烈汗設立勸農司，以一個最高長官統領，下麵還有八名使員，他們要想辦法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其生產效率。除了促進農作物的種植以外，勸農司通常還有責任保護和提升農民的福利。這個傾向於農民的政策，表明政府在其職能上的態度發生重要轉變，此前的保守態度來源於蒙古人傳統的遊牧生活方式，對農民階級和農業問題曆來不夠重視。在蒙古占領漢地社會之前，多數農民在所有小地區耕種一樣的作物；作物是隨大區域的變化而變化的，而在大區域內部都是一樣的。蒙古人鼓勵農民種植那些與氣候、土壤類型和排水方式最相適的作物。這種轉變使小地區的作物品種增加，生產率也得以提高。蒙古當局鼓勵把中國傳統作物如茶葉、水稻，推廣到新的地方，尤其是推廣到波斯和中東。蒙古人找到更好的生產工具，他們把一種改進後的三角犁從東南亞引入中國。
蒙古人一控製波斯，就馬上設立一個機構，去鼓勵和改進那裏的農業。經過數千年的耕種之後，這個地區的土壤退化，嚴重影響生產率。蒙古人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就是，從中國大量進口種子，並在需要時引進他們最近培植的嫩芽、新枝和整棵樹苗，建立農業試驗站，以適應中東的氣候和土壤。他們帶來各種新稻、粟，還有果樹和根用植物。在蒙古人到來之前，印度、中國和波斯種植許多柑橘類水果，但是蒙古人不停地移植和混種這些品種，使得每個地區的種類更多了。在中國南方的廣州附近，蒙古當局建立一個種著八百棵檸檬樹的果園，它們是從中東地域進口的。在波斯大不裏士，蒙古人培植大片檸檬林和柑橘林，它們是從相反方向進口的，即從中國輸入中東。蒙古人移植越來越多的品種，有豌豆、豆子、葡萄、小扁豆、堅果、胡蘿蔔、蘿蔔、甜瓜和各種葉類蔬菜，接著他們培育出新的種類和雜交品種。除供給人和牲口的糧食作物之外，蒙古當局一直對用於紡織的棉花和其他作物非常感興趣，還關注著製成繩、染料、油類、墨水、紙張和藥材的各種原材料。
由於紡織貿易有利可圖，和它在對外貿易中突出地位，所以蒙古統治者對各種從牲口身上產出的毛織品一直特別感興趣，還有農牧者製造的絲綢、棉花和其他纖維品。1289年，為擴大棉花的種植，蒙古人設立木棉提舉司，並派官員前往新征服的東南沿海和長江沿岸省份。這個機構想方設法在北方小麥區種木棉，改進紡織加工技術。雖然絲綢在中國國內外享有盛名，但是木棉馬上被證明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新纖維作物。一個地區每一次的革新都有可能引起其他方麵的許多變化。新作物需要用新方法去犁耕、種植、灌溉、修枝、係樁、收割、插條、脫粒、磨碾、運輸、儲藏、釀造、蒸餾和烹飪；全新或略微改變了的技術，需要使用新的工具和設備，接著又需要新的製造技術。
蒙古人使文化傳播更加方便。隻進行貨物交易是不夠的，為使用許多新產品，整個知識係統也必須交流。比如說，麻藥並不是有利可圖的生意，除非有大量關於它們用法的知識，為達到這個目的，蒙古朝廷將波斯和阿拉伯醫生引入中國，同時又把中國醫生送往中東。每一種知識都包含著推銷商品的可能性。很明顯，中國人有著豐富的藥理學知識和獨特的治療方法，如針刺——將針插入身體的關鍵部位，灸術——用火和熱作用於類似部位。然而，穆斯林的醫生在外科上更富有經驗，但基於解剖死刑犯的屍體，中國醫生又獲得關於人體內部組織器官和循環係統的詳細知識。為鼓勵醫學知識的全麵交流，蒙古人任用來自印度和中東的醫生，還有中國的治病術士，在中國建立了醫院和培訓中心。為學習西醫，忽必烈汗專門設立一個部門，並聘用一位基督教學者執教。
蒙古人在大不裏士附近建立一所療養院，它既是一所綜合性醫院，也是東西醫學的研究中心和培訓基地。1313年，在蒙古統治下的波斯，拉施特·哀丁出版首部在中國境外刊印的中醫學名著，裏麵包含許多實際上來源於中國的圖例說明。事實上，中國的針刺療法在中東並不流行，因為以穆斯林的價值觀念，此種療法在將針固定在人體上時，會產生過多的身體接觸和推拿；但另一方麵，中國的脈診在中東和印度的穆斯林中很受歡迎，因為在診斷病因和開藥治療前，它隻需醫師觸摸病人的手腕，使用這種新式方法，醫生就能在治療女病人時不會損害她家庭的名譽。
在將全中國置於他的統治之下後僅數年，忽必烈就設立了掌管曆法的司天監和大量印刷各種日曆和年曆的印刷機構。如果一個統治者因“天命授權”而統治人民，那麽他就必須顯示出劃定時間、預測月相盈虧和季節變化的能力，而且，對於提升自己在公眾輿論中的威望最重要的也許就是能推測日蝕和月蝕的時間。然而，蒙古統治者麵臨的一個大問題就在於他們的曆法。在隻有一個朝廷和首都的傳統帝國中，擁有一部官方的曆法就足夠了，而其他民族則繼續保持自己原有的曆法，兩者無甚關聯。蒙古帝國是“多頭”的，每座都城相距遙遠，為有效地調動軍隊和大量物資，就非常有必要使這些都城互相協調。東亞地區使用十二生肖紀年；而穆斯林國家採用累年遞進的月曆，這是建立在宗教基礎之上的；波斯人把太陽運行時的晝夜平分點（春分或秋分）作為一年的開始，有些重大事件就是以恆星，或是行星尤其是火星和金星的運行來記錄的；歐洲一般使用陽曆，但宗教紀年日如大齋節、複活節、主現節等仍以陰曆計算，甚至連基督教各派在這些節日的時間安排上都有分歧，所以盡管他們的曆法經常調整，但仍無法一致。
</br>
傳統帝國將財富積累在單個的都城中。所有的道路都通向首都，所有東西的精品都聚集在那裏。都城支配著帝國，像羅馬或巴比倫這些都城的名字成為整個帝國的名稱。蒙古帝國從未有過一個唯一的主要城市，在帝國內，貨物和人民經常從一地流向另一地。
1261年，忽必烈汗設立勸農司，以一個最高長官統領，下麵還有八名使員，他們要想辦法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其生產效率。除了促進農作物的種植以外，勸農司通常還有責任保護和提升農民的福利。這個傾向於農民的政策，表明政府在其職能上的態度發生重要轉變，此前的保守態度來源於蒙古人傳統的遊牧生活方式，對農民階級和農業問題曆來不夠重視。在蒙古占領漢地社會之前，多數農民在所有小地區耕種一樣的作物；作物是隨大區域的變化而變化的，而在大區域內部都是一樣的。蒙古人鼓勵農民種植那些與氣候、土壤類型和排水方式最相適的作物。這種轉變使小地區的作物品種增加，生產率也得以提高。蒙古當局鼓勵把中國傳統作物如茶葉、水稻，推廣到新的地方，尤其是推廣到波斯和中東。蒙古人找到更好的生產工具，他們把一種改進後的三角犁從東南亞引入中國。
蒙古人一控製波斯，就馬上設立一個機構，去鼓勵和改進那裏的農業。經過數千年的耕種之後，這個地區的土壤退化，嚴重影響生產率。蒙古人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就是，從中國大量進口種子，並在需要時引進他們最近培植的嫩芽、新枝和整棵樹苗，建立農業試驗站，以適應中東的氣候和土壤。他們帶來各種新稻、粟，還有果樹和根用植物。在蒙古人到來之前，印度、中國和波斯種植許多柑橘類水果，但是蒙古人不停地移植和混種這些品種，使得每個地區的種類更多了。在中國南方的廣州附近，蒙古當局建立一個種著八百棵檸檬樹的果園，它們是從中東地域進口的。在波斯大不裏士，蒙古人培植大片檸檬林和柑橘林，它們是從相反方向進口的，即從中國輸入中東。蒙古人移植越來越多的品種，有豌豆、豆子、葡萄、小扁豆、堅果、胡蘿蔔、蘿蔔、甜瓜和各種葉類蔬菜，接著他們培育出新的種類和雜交品種。除供給人和牲口的糧食作物之外，蒙古當局一直對用於紡織的棉花和其他作物非常感興趣，還關注著製成繩、染料、油類、墨水、紙張和藥材的各種原材料。
由於紡織貿易有利可圖，和它在對外貿易中突出地位，所以蒙古統治者對各種從牲口身上產出的毛織品一直特別感興趣，還有農牧者製造的絲綢、棉花和其他纖維品。1289年，為擴大棉花的種植，蒙古人設立木棉提舉司，並派官員前往新征服的東南沿海和長江沿岸省份。這個機構想方設法在北方小麥區種木棉，改進紡織加工技術。雖然絲綢在中國國內外享有盛名，但是木棉馬上被證明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新纖維作物。一個地區每一次的革新都有可能引起其他方麵的許多變化。新作物需要用新方法去犁耕、種植、灌溉、修枝、係樁、收割、插條、脫粒、磨碾、運輸、儲藏、釀造、蒸餾和烹飪；全新或略微改變了的技術，需要使用新的工具和設備，接著又需要新的製造技術。
蒙古人使文化傳播更加方便。隻進行貨物交易是不夠的，為使用許多新產品，整個知識係統也必須交流。比如說，麻藥並不是有利可圖的生意，除非有大量關於它們用法的知識，為達到這個目的，蒙古朝廷將波斯和阿拉伯醫生引入中國，同時又把中國醫生送往中東。每一種知識都包含著推銷商品的可能性。很明顯，中國人有著豐富的藥理學知識和獨特的治療方法，如針刺——將針插入身體的關鍵部位，灸術——用火和熱作用於類似部位。然而，穆斯林的醫生在外科上更富有經驗，但基於解剖死刑犯的屍體，中國醫生又獲得關於人體內部組織器官和循環係統的詳細知識。為鼓勵醫學知識的全麵交流，蒙古人任用來自印度和中東的醫生，還有中國的治病術士，在中國建立了醫院和培訓中心。為學習西醫，忽必烈汗專門設立一個部門，並聘用一位基督教學者執教。
蒙古人在大不裏士附近建立一所療養院，它既是一所綜合性醫院，也是東西醫學的研究中心和培訓基地。1313年，在蒙古統治下的波斯，拉施特·哀丁出版首部在中國境外刊印的中醫學名著，裏麵包含許多實際上來源於中國的圖例說明。事實上，中國的針刺療法在中東並不流行，因為以穆斯林的價值觀念，此種療法在將針固定在人體上時，會產生過多的身體接觸和推拿；但另一方麵，中國的脈診在中東和印度的穆斯林中很受歡迎，因為在診斷病因和開藥治療前，它隻需醫師觸摸病人的手腕，使用這種新式方法，醫生就能在治療女病人時不會損害她家庭的名譽。
在將全中國置於他的統治之下後僅數年，忽必烈就設立了掌管曆法的司天監和大量印刷各種日曆和年曆的印刷機構。如果一個統治者因“天命授權”而統治人民，那麽他就必須顯示出劃定時間、預測月相盈虧和季節變化的能力，而且，對於提升自己在公眾輿論中的威望最重要的也許就是能推測日蝕和月蝕的時間。然而，蒙古統治者麵臨的一個大問題就在於他們的曆法。在隻有一個朝廷和首都的傳統帝國中，擁有一部官方的曆法就足夠了，而其他民族則繼續保持自己原有的曆法，兩者無甚關聯。蒙古帝國是“多頭”的，每座都城相距遙遠，為有效地調動軍隊和大量物資，就非常有必要使這些都城互相協調。東亞地區使用十二生肖紀年；而穆斯林國家採用累年遞進的月曆，這是建立在宗教基礎之上的；波斯人把太陽運行時的晝夜平分點（春分或秋分）作為一年的開始，有些重大事件就是以恆星，或是行星尤其是火星和金星的運行來記錄的；歐洲一般使用陽曆，但宗教紀年日如大齋節、複活節、主現節等仍以陰曆計算，甚至連基督教各派在這些節日的時間安排上都有分歧，所以盡管他們的曆法經常調整，但仍無法一致。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