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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作者：[美]傑克·威澤弗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忽必烈擁有波斯和伊拉克的農場，還有成群的駱駝、馬匹、綿羊和山羊。一隊傳教士穿梭於帝國，到一地去檢查貨物，到另一地去核實帳目。當中國的蒙古朝廷送給波斯瓷器和藥物時，波斯的蒙古人要為其中國親屬提供香料、鋼鐵、寶石、珍珠和紡織品。作為搜集運送貨物的迴報，中國的蒙古人可以得到這匹貨物的四分之三；不過，他們要輸出相等數量的貨物給其他地區的同胞。忽必烈汗引進波斯的翻譯人員和醫生，還有一萬俄羅斯士兵，他們是用來墾殖首都以北的土地的，這些俄羅斯人呆在那裏成了永久居民，他們的活動一直記錄在中國的官方史書中，直到1339年最後一次被提及。
盡管家族各係之間為爭奪大汗之位而產生政治分歧，但是經濟和商業係統繼續正常運作，隻有短暫的中止或因零星的衝突而走了彎路。有時甚至在戰爭期間，對抗的雙方也允許貨物的流通。窩闊台汗的孫子海都，是中部草原的統治者，他經常反叛其堂弟忽必烈，盡管如此，海都也仍舊擁有中國南京周圍的大量工匠和農夫。在反忽必烈汗大會期間，海都要求運迴他在南京的貨物，可能是出於交換，海都允許忽必烈從草原部落索取屬於海都的馬匹和其他貨物。蒙古帝國的政治版圖主要分成四個部分——中國、莫臥裏斯坦、波斯和俄羅斯，這絲毫沒有減少他們相互之間的貨物需求。如果有什麽區別的話，那就是，政治分裂反而增強了他們維持古老的財產共有製度的願望。假如一個汗拒絕把他人的份額交給其他家族成員，那麽，其他人也將拒絕把各自境內屬於他的份額送給他。共有的經濟權益遠勝於政治紛爭。
經常性的財產分配活動逐漸使蒙古的戰爭線路變成了商業大動脈。通過不斷擴大的蒙古驛站係統——“奧托”（ortoo）或“牙木”(yam)，馬隊或駝隊把各種消息、人員和貨物從蒙古送到越南，或從朝鮮半島送到波斯。隨著貨運的增長，蒙古當局試圖找到比舊有傳統路線更迅速更便利的路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忽必烈汗於1281年發起一次重大的探險活動，以查明黃河（蒙古人稱之為“黑河”）的源頭並繪製成圖，學者再用這些信息製成一幅詳細的黃河地圖。探險隊開發出一條從內地通往西藏的線路，蒙古人以此將西藏和喜馬拉雅地區納入其郵路係統。在蒙古時代，這些新線路使西藏與中國內地在商業、宗教和政治上的聯繫空前加強，遠遠超過西藏與其他地區的聯繫。
在軍事戰爭期間，蒙古官員總是竭盡全力去尋找關於敵人營地或城市的精確地圖、地圖集和其他地理書。在忽必烈統治下，學者綜合中國、阿拉伯和希臘的地理學知識，創立聞名於世的、最精密的繪圖法。忽必烈汗引進很多阿拉伯地理學者，如著名的劄馬剌丁，在這些人的影響下，工匠們於1267年為忽必烈製造出地球儀，上麵繪有歐洲和非洲，還有亞洲及相鄰的太平洋島嶼。
盡管最初的商業路線是通過軍事征服戰爭開闢的，然而不久人們發現，雖然軍隊依靠戰馬可以在陸地上快速穿梭，但數量巨大的貨物還是以水運為便。蒙古人拓寬延伸大運河，使它連接黃河與長江，以便更遠、更有效地把穀物和其他農產品運往北方地區。他們將中國的工程技術應用於新環境，在全國建造水利設施。在雲南，蒙古地方官修建十幾個與溝渠相連的堤壩和水庫，它們一直保留到現代。
對日本和爪哇用兵的失利，促使蒙古人更多地關注造船業，在他們的軍事努力失敗時，他們就把這些知識用於和平的商業目的。忽必烈汗作出戰略性的決定：主要用船把貨物運進他的帝國，因為他意識到，水路運輸依靠風和水流，所以成本低，更有效率，相比之下，陸路運輸依靠人力和畜力，他們需要不停地餵養，而且速度慢。最初，蒙古人用船運送三千噸物資，但至1329年，運力已達二十一萬噸。馬可·波羅迴國時從中國坐船到波斯，他描述說，蒙古船隊有四艘桅杆大船，乘著三百船員，還有六個船艙中帶著各類陶器的商人，其人數也差不多。根據伊本·拔圖塔記載，為給船員們提供新鮮食物，有些船甚至還在木盆中種上成活的植物。忽必烈汗不斷建造適於遠航的大船，便於裝載重負荷的貨物，還修建港口，供貨物搬運。蒙古人推廣指南針在航海中的應用，學會製作精密的航海圖。從中國南方的刺桐港（泉州）到波斯灣的荷姆茲海峽，這條線路成為遠東和中東的主要航線，被馬可·波羅和伊本·拔圖塔及其他人使用。
船隊沿途還停靠在越南、爪哇、錫蘭和印度的港口，每到一處，蒙古人員就會得到大量的貨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這些東西在蒙古國內是不易出產的。從波斯灣出發，船隊進入蒙古勢力影響之外的地區，繼續與當地進行正常貿易，換取來自阿拉伯半島、埃及和索馬利亞的琳琅滿目的貨物。這些地區不受蒙古體製的影響，其統治者和商人沒有採用共有製度來分配蒙古的貨物；而蒙古當局卻與他們建立起長期的貿易聯繫。正如蒙古在征服戰爭中表現的那樣，在其卵翼之下的附庸國，成為蒙古在商業上的有力競爭對手，他們開始取得印度洋地區貿易的支配權。
為把貿易延伸到蒙古政治勢力之外的新地區，蒙古人鼓勵一些臣屬地區特別是中國南部，向外移民並在外國的港口建立貿易點。縱觀整個蒙元王朝統治時期，上千中國人離鄉出海，到越南、柬埔寨、馬來半島、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島的沿海地區定居。他們大多從事航運貿易，像商人一樣往來於通向港口的江河上，但他們也逐漸地擴大到其他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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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家族各係之間為爭奪大汗之位而產生政治分歧，但是經濟和商業係統繼續正常運作，隻有短暫的中止或因零星的衝突而走了彎路。有時甚至在戰爭期間，對抗的雙方也允許貨物的流通。窩闊台汗的孫子海都，是中部草原的統治者，他經常反叛其堂弟忽必烈，盡管如此，海都也仍舊擁有中國南京周圍的大量工匠和農夫。在反忽必烈汗大會期間，海都要求運迴他在南京的貨物，可能是出於交換，海都允許忽必烈從草原部落索取屬於海都的馬匹和其他貨物。蒙古帝國的政治版圖主要分成四個部分——中國、莫臥裏斯坦、波斯和俄羅斯，這絲毫沒有減少他們相互之間的貨物需求。如果有什麽區別的話，那就是，政治分裂反而增強了他們維持古老的財產共有製度的願望。假如一個汗拒絕把他人的份額交給其他家族成員，那麽，其他人也將拒絕把各自境內屬於他的份額送給他。共有的經濟權益遠勝於政治紛爭。
經常性的財產分配活動逐漸使蒙古的戰爭線路變成了商業大動脈。通過不斷擴大的蒙古驛站係統——“奧托”（ortoo）或“牙木”(yam)，馬隊或駝隊把各種消息、人員和貨物從蒙古送到越南，或從朝鮮半島送到波斯。隨著貨運的增長，蒙古當局試圖找到比舊有傳統路線更迅速更便利的路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忽必烈汗於1281年發起一次重大的探險活動，以查明黃河（蒙古人稱之為“黑河”）的源頭並繪製成圖，學者再用這些信息製成一幅詳細的黃河地圖。探險隊開發出一條從內地通往西藏的線路，蒙古人以此將西藏和喜馬拉雅地區納入其郵路係統。在蒙古時代，這些新線路使西藏與中國內地在商業、宗教和政治上的聯繫空前加強，遠遠超過西藏與其他地區的聯繫。
在軍事戰爭期間，蒙古官員總是竭盡全力去尋找關於敵人營地或城市的精確地圖、地圖集和其他地理書。在忽必烈統治下，學者綜合中國、阿拉伯和希臘的地理學知識，創立聞名於世的、最精密的繪圖法。忽必烈汗引進很多阿拉伯地理學者，如著名的劄馬剌丁，在這些人的影響下，工匠們於1267年為忽必烈製造出地球儀，上麵繪有歐洲和非洲，還有亞洲及相鄰的太平洋島嶼。
盡管最初的商業路線是通過軍事征服戰爭開闢的，然而不久人們發現，雖然軍隊依靠戰馬可以在陸地上快速穿梭，但數量巨大的貨物還是以水運為便。蒙古人拓寬延伸大運河，使它連接黃河與長江，以便更遠、更有效地把穀物和其他農產品運往北方地區。他們將中國的工程技術應用於新環境，在全國建造水利設施。在雲南，蒙古地方官修建十幾個與溝渠相連的堤壩和水庫，它們一直保留到現代。
對日本和爪哇用兵的失利，促使蒙古人更多地關注造船業，在他們的軍事努力失敗時，他們就把這些知識用於和平的商業目的。忽必烈汗作出戰略性的決定：主要用船把貨物運進他的帝國，因為他意識到，水路運輸依靠風和水流，所以成本低，更有效率，相比之下，陸路運輸依靠人力和畜力，他們需要不停地餵養，而且速度慢。最初，蒙古人用船運送三千噸物資，但至1329年，運力已達二十一萬噸。馬可·波羅迴國時從中國坐船到波斯，他描述說，蒙古船隊有四艘桅杆大船，乘著三百船員，還有六個船艙中帶著各類陶器的商人，其人數也差不多。根據伊本·拔圖塔記載，為給船員們提供新鮮食物，有些船甚至還在木盆中種上成活的植物。忽必烈汗不斷建造適於遠航的大船，便於裝載重負荷的貨物，還修建港口，供貨物搬運。蒙古人推廣指南針在航海中的應用，學會製作精密的航海圖。從中國南方的刺桐港（泉州）到波斯灣的荷姆茲海峽，這條線路成為遠東和中東的主要航線，被馬可·波羅和伊本·拔圖塔及其他人使用。
船隊沿途還停靠在越南、爪哇、錫蘭和印度的港口，每到一處，蒙古人員就會得到大量的貨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這些東西在蒙古國內是不易出產的。從波斯灣出發，船隊進入蒙古勢力影響之外的地區，繼續與當地進行正常貿易，換取來自阿拉伯半島、埃及和索馬利亞的琳琅滿目的貨物。這些地區不受蒙古體製的影響，其統治者和商人沒有採用共有製度來分配蒙古的貨物；而蒙古當局卻與他們建立起長期的貿易聯繫。正如蒙古在征服戰爭中表現的那樣，在其卵翼之下的附庸國，成為蒙古在商業上的有力競爭對手，他們開始取得印度洋地區貿易的支配權。
為把貿易延伸到蒙古政治勢力之外的新地區，蒙古人鼓勵一些臣屬地區特別是中國南部，向外移民並在外國的港口建立貿易點。縱觀整個蒙元王朝統治時期，上千中國人離鄉出海，到越南、柬埔寨、馬來半島、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島的沿海地區定居。他們大多從事航運貿易，像商人一樣往來於通向港口的江河上，但他們也逐漸地擴大到其他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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