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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作者：[美]傑克·威澤弗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列班掃馬開始的使命是，從忽必烈汗的都城到耶路撒冷去朝聖，但是到巴格達後，他的上司讓他改道去歐洲，時為1287年。除了拜見波斯的蒙古伊利汗、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安德羅尼古斯二世、羅馬的紅衣主教團、巴黎的法國國王菲利普四世之外，列班掃馬一路到達愛德華的朝廷，這是他行程的終點。他把信件和禮物沿途分發給各位君主，在啟程赴下一個目的地前，他總是在每個國家的朝廷中停留數周或數月。他利用這段時間到處觀光，會見學者、政客和教會官員，向這些人介紹蒙古大汗和從屬於大汗的伊利汗，傳遞他們想與世界各國和平交往的強烈願望。在迴來經過羅馬時，教皇尼古剌四世邀請列班掃馬用自己的語言舉行彌撒；然後，在1288年的聖枝主日，教皇舉行彌撒，並親自將聖餐發到這位蒙古使者的手中。
歐洲的君主們在他們的朝廷上公開地接見列班掃馬，但是，此前蒙古派出的許多使者都被教會和這些國家所冷落。據馬修·帕裏斯所說，早在1247年，貴由汗統治時期，就有蒙古大使來到法國宮廷；第二年的夏天，又有“兩位來自韃靼的使者，被他們的君王派來拜見主教大人”。然而，在早期的來訪中，歐洲官方似乎害怕泄露關於蒙古人的任何信息。正如帕裏斯寫的：“他們到來的消息被教廷封鎖得十分嚴密，連教士、公證員及其他和教皇交往密切的人都不知道。”還有一次是在1269年，當波羅兄弟——馬菲奧和尼哥羅——從他們首次的亞洲之行返迴時，他們帶迴了忽必烈汗向教皇發出的邀請，即向蒙古派出一百名牧師，他們可以與蒙古朝臣切磋學問。
由於整個蒙古帝國非常強調宗教信仰自由，因此，當列班掃馬到達歐洲、發現隻允許存在一種宗教時，他感到十分驚訝。特別讓他感到奇怪的是，宗教領袖不但擁有比政府還要多的政治權力，而且還擁有這麽多影響普通群眾日常生活的世俗權力。因為自己本身就是基督徒，所以列班掃馬很高興看到他所信奉的宗教能獨占鰲頭，但是這一切卻與蒙古帝國的情況形成強烈反差，在蒙古，許多宗教百花齊放，而且，它們在為自己打算之前必須先為帝國的需要服務。
盡管他的來訪備受矚目，在歐洲還得到了熱情的接待，但是，與以前那些不被承認的使者相比，列班掃馬卻沒有更好地完成使命；他沒有與任何一個歐洲君主或教會官員達成某種協議。他的成功僅僅在於，他設法使教皇承諾，派有學問的人去蒙古朝廷，因為這已經是忽必烈所多次要求的。沒有完成外交使命，列班掃馬迴到了波斯伊利汗的朝廷，講述了他旅行的情況，它們被人用敘利亞文抄寫下來，名為《蒙古諸汗派往歐洲之特使和全權代表——列班掃馬行狀》。列班掃馬之行，特別是他送給英王聖餐和親自從教皇手中接受聖餐，說明蒙古人自入侵歐洲五十年以來，是多麽深刻地改變著世界。曾幾何時，眾多文明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裏，很大程度上互不了解，現在它們融為一體，成為一個統一的洲際交通、商業、技術和政治體係。
蒙古人不再使用騎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裝置，他們現在派出恭順的牧師、學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戰爭的時期已經結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才剛剛開始。世界形勢出現了和平與繁榮的顯著變化，出於對這一現象的公認，後來西方學者把十四世紀命名為“蒙古強權下的和平世紀”，或“韃靼統治下的和平世紀”。蒙古諸汗正通過和平的貿易和外交手段，努力發展與他國的商業和外交關係，這一切已不能用武裝暴力來取得了。通過各種不同的方法，蒙古人前赴後繼地去追求他們心中的神聖目標——將所有人統一在長生天之下。
蒙古商業的影響力要比他們的軍隊更深遠的，在忽必烈汗統治時期，蒙古帝國轉變為“蒙古公司”。在整個十三世紀和十四世紀初，蒙古人維持著橫跨帝國各境的商貿路線，每隔二十到三十英裏就修築備有各種必需品的驛站，這些驛站提供作為運輸工具的牲口，還有一些嚮導，他們可以引領商人通過險要地帶。與列班掃馬出使歐洲同時、生活於蒙古朝廷中的馬可·波羅，以前在旅途中就經常使用蒙古的中繼驛站，可能是熱情過頭而忽略了事實，他說，這些驛站不僅“華麗”和“宏偉”，而且陳設著“適合國王使用的絲製床單和各種奢侈品”。為了促進沿途的貿易，蒙古當局頒發一種具有護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證件，蒙古的“牌子”是一塊比手掌大的金牌、銀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鏈條穿著，戴在脖子上或係在衣服上。憑著這塊金屬牌和一些像老虎、矛隼那樣的記號，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確定旅行者的重要地位，從而提供適當的服務。“牌子”使持有者可以在帝國全境旅行，並保證了他的安全、住宿和交通，並使他免除當地的賦稅或差役。
蒙古人拓展維護商路，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思想上真正重視商業交流，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成吉思汗時代蒙古部落組織內部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財產共有製度，每個宗親各得一“份子”，即“忽必”（khubi）。就像每個孤兒寡婦、每個士兵都有權得到在戰爭中搶來的適量物品一樣，每個黃金家族成員也有權占有帝國各地的一份財富。非蒙古官員得到的是支付的薪俸，而高級蒙古官員則不然，他們拿到的是多份貨物，然後在市場上把它們大部分出售賺錢，或用來交換其他商品。作為波斯伊利汗國的統治者，旭烈兀仍然擁有在其哥哥忽必烈統治之下的2.5萬戶中國絲織工匠，他也對西藏的山穀流域行使所有權，他還可以得到北方草原的毛皮和獵鷹，當然，他還有牧場、馬匹和分配給他的住在蒙古故地的戰士。蒙古統治家族的每一係，都可以要求得到屬於他們的天文學家、醫生、織布工、礦工和雜技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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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君主們在他們的朝廷上公開地接見列班掃馬，但是，此前蒙古派出的許多使者都被教會和這些國家所冷落。據馬修·帕裏斯所說，早在1247年，貴由汗統治時期，就有蒙古大使來到法國宮廷；第二年的夏天，又有“兩位來自韃靼的使者，被他們的君王派來拜見主教大人”。然而，在早期的來訪中，歐洲官方似乎害怕泄露關於蒙古人的任何信息。正如帕裏斯寫的：“他們到來的消息被教廷封鎖得十分嚴密，連教士、公證員及其他和教皇交往密切的人都不知道。”還有一次是在1269年，當波羅兄弟——馬菲奧和尼哥羅——從他們首次的亞洲之行返迴時，他們帶迴了忽必烈汗向教皇發出的邀請，即向蒙古派出一百名牧師，他們可以與蒙古朝臣切磋學問。
由於整個蒙古帝國非常強調宗教信仰自由，因此，當列班掃馬到達歐洲、發現隻允許存在一種宗教時，他感到十分驚訝。特別讓他感到奇怪的是，宗教領袖不但擁有比政府還要多的政治權力，而且還擁有這麽多影響普通群眾日常生活的世俗權力。因為自己本身就是基督徒，所以列班掃馬很高興看到他所信奉的宗教能獨占鰲頭，但是這一切卻與蒙古帝國的情況形成強烈反差，在蒙古，許多宗教百花齊放，而且，它們在為自己打算之前必須先為帝國的需要服務。
盡管他的來訪備受矚目，在歐洲還得到了熱情的接待，但是，與以前那些不被承認的使者相比，列班掃馬卻沒有更好地完成使命；他沒有與任何一個歐洲君主或教會官員達成某種協議。他的成功僅僅在於，他設法使教皇承諾，派有學問的人去蒙古朝廷，因為這已經是忽必烈所多次要求的。沒有完成外交使命，列班掃馬迴到了波斯伊利汗的朝廷，講述了他旅行的情況，它們被人用敘利亞文抄寫下來，名為《蒙古諸汗派往歐洲之特使和全權代表——列班掃馬行狀》。列班掃馬之行，特別是他送給英王聖餐和親自從教皇手中接受聖餐，說明蒙古人自入侵歐洲五十年以來，是多麽深刻地改變著世界。曾幾何時，眾多文明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裏，很大程度上互不了解，現在它們融為一體，成為一個統一的洲際交通、商業、技術和政治體係。
蒙古人不再使用騎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裝置，他們現在派出恭順的牧師、學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戰爭的時期已經結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才剛剛開始。世界形勢出現了和平與繁榮的顯著變化，出於對這一現象的公認，後來西方學者把十四世紀命名為“蒙古強權下的和平世紀”，或“韃靼統治下的和平世紀”。蒙古諸汗正通過和平的貿易和外交手段，努力發展與他國的商業和外交關係，這一切已不能用武裝暴力來取得了。通過各種不同的方法，蒙古人前赴後繼地去追求他們心中的神聖目標——將所有人統一在長生天之下。
蒙古商業的影響力要比他們的軍隊更深遠的，在忽必烈汗統治時期，蒙古帝國轉變為“蒙古公司”。在整個十三世紀和十四世紀初，蒙古人維持著橫跨帝國各境的商貿路線，每隔二十到三十英裏就修築備有各種必需品的驛站，這些驛站提供作為運輸工具的牲口，還有一些嚮導，他們可以引領商人通過險要地帶。與列班掃馬出使歐洲同時、生活於蒙古朝廷中的馬可·波羅，以前在旅途中就經常使用蒙古的中繼驛站，可能是熱情過頭而忽略了事實，他說，這些驛站不僅“華麗”和“宏偉”，而且陳設著“適合國王使用的絲製床單和各種奢侈品”。為了促進沿途的貿易，蒙古當局頒發一種具有護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證件，蒙古的“牌子”是一塊比手掌大的金牌、銀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鏈條穿著，戴在脖子上或係在衣服上。憑著這塊金屬牌和一些像老虎、矛隼那樣的記號，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確定旅行者的重要地位，從而提供適當的服務。“牌子”使持有者可以在帝國全境旅行，並保證了他的安全、住宿和交通，並使他免除當地的賦稅或差役。
蒙古人拓展維護商路，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思想上真正重視商業交流，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成吉思汗時代蒙古部落組織內部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財產共有製度，每個宗親各得一“份子”，即“忽必”（khubi）。就像每個孤兒寡婦、每個士兵都有權得到在戰爭中搶來的適量物品一樣，每個黃金家族成員也有權占有帝國各地的一份財富。非蒙古官員得到的是支付的薪俸，而高級蒙古官員則不然，他們拿到的是多份貨物，然後在市場上把它們大部分出售賺錢，或用來交換其他商品。作為波斯伊利汗國的統治者，旭烈兀仍然擁有在其哥哥忽必烈統治之下的2.5萬戶中國絲織工匠，他也對西藏的山穀流域行使所有權，他還可以得到北方草原的毛皮和獵鷹，當然，他還有牧場、馬匹和分配給他的住在蒙古故地的戰士。蒙古統治家族的每一係，都可以要求得到屬於他們的天文學家、醫生、織布工、礦工和雜技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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