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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作者:[美]傑克·威澤弗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傳統的儒家社會中,文學藝術隻關注於具體的某一類作品,因為它要在國家考試製度中用到,這就意味著文學作品往往落於官僚製度及其相關方麵的窠臼之中。然而,蒙古人允許創作各種類型的作品,他們鼓勵作家要用大眾通俗的語言,而不要用僅為學者型官僚衷愛的古典語言寫作。蒙古人的口味更接近於普通大眾,而不是少數精英,他們融合民間文化和宮廷文化,創造出新的、更振奮人心的娛樂形式。
從1206年慶祝成吉思汗的登基大典開始,蒙古人每到一定的時候,就要舉辦有數千人參加的、場麵壯觀的禮儀性戲劇表演,一連持續好幾周。1275年,他們通過一出由軍隊表演的禮儀性戲劇,展現了蒙古人的戰爭曆程,該劇共六幕,象徵著從成吉思到蒙哥汗——蒙古帝國創建時的重要階段。
戲劇演員可以吸引觀眾的目光,塑造一個備受歡迎的形象,所以忽必烈熱情地支持戲劇——這種被傳統中國文化極為忽視的藝術。他時常叫人在皇家場院中演戲,蒙古臣僚們酷愛戲劇,裏麵充滿了雜耍的動作、動人的音樂、鮮艷的化妝和華麗的服裝。很像歐洲的威廉·莎士比亞,蒙元時代的劇作家創作出娛樂性作品,同時也尋求現實問題的素材,如權力與道德的關係。據說——但可能無法證實——在忽必烈統治時,任何戲劇都不需經過審查。結果,戲劇變成了中國文學中不朽的精品,而蒙元時期也成為中國戲劇的黃金時代。元代上演的新劇本總數估計在五百個左右,其中保留至今的約有一百六十個。
在傳統中國,演員和歌唱家等表演藝術家,與妓女、小妾和其他低級職業一樣,不被尊重、受人歧視。蒙古統治者提升了他們作為職業藝人的社會地位,並劃出了專門的劇場區,使戲劇表演不再局限於市場、妓院和客棧。中國戲劇和蒙古人所喜愛的樂曲互相結合,為京劇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為了使自己和大眾盡情娛樂,蒙古人青睞通俗文化,同時他們仍然厭惡流血文化。雖然他們喜愛摔跤和劍術,但他們不舉行角鬥和當眾殺人等為羅馬人所癡迷的遊戲,也不舉行歐洲傳統的以獸鬥獸或以獸鬥人活動,前者如縱犬鬥熊和以狗鬥狗,後者如鬥牛。蒙古人嚴禁將處死罪犯變成一種公共的娛樂活動——如歐洲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斬首和絞刑。蒙古人也不以焚燒活人為公眾的娛樂活動,而這在西歐卻經常發生,基督教會在任何地方都有權這麽做。
忽必烈不是以權宜之計去贏得人們一時的支持,他一直有係統地貫徹著一個近二十年的長期政策,以贏得整個大陸文明世界的效忠。蒙古人把自己描繪成強有力的領導者,上天助其統一中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南宋領導層的衰敗離析,他們沉迷於頹廢奢侈的生活,炫耀自己擁有的巨額財富,遠遠超過其對軍事能力的重視。盡管在許多方麵與蒙古人存在差異,但漢地民眾發現,在生活習性和思想感情方麵,他們與蒙古人的共同點比他們與宋廷官僚的共同點要多得多。
每年都有大量士兵、官員和農民離開南宋投附蒙古人,或者幫助蒙古人接管自己的家鄉。更多的商人願意和蒙古人做生意,更多的教士和學者發現,投奔蒙古人可以獲得保護和更大的自由,最後,南宋的將領和整團整團的士兵、水手都跑到了蒙古人的陣營之中。南宋的崩潰不是突然的淪陷或被征服,而是慢慢地被侵蝕直至瓦解。
通過這些活動,蒙古人保持著對南宋的軍事壓力。每一次小的勝利都增強了這樣的觀念:上天已把未來委付於蒙古人,他拋棄了宋朝。忽必烈汗把注意力放在加強與公眾聯繫的活動上,而不是軍事上,他把軍事託付給手下那些能征善戰的將軍們,其中一位名叫伯顏,他非常擅長與宋軍作戰,這種情形與當年速不台橫掃從俄羅斯到匈牙利的歐洲軍隊一樣。1276年,蒙古大軍終於攻占了南宋首都臨安(杭州),接下來沒幾年,他們就消滅了地方上的小規模武裝抵抗力量。通過耐心的宣傳和正確的策略,忽必烈汗成功地完成了成吉思汗單憑武力所無法完成的使命。為保持自己作為中國道德化身的形象,忽必烈很好地照顧了守寡的宋朝皇太後,準許大多數宋皇室成員居住在豪華的宮殿中,那裏擺放著他們慣用的各種奢侈品。為了防止宋朝廢帝將來成為反叛的中心人物,忽必烈送小皇帝去西藏學習,1296年,他在那裏出家為僧。
對於漢族的學者和文人來說,戰敗的宋朝成了黃金時代的美好迴憶。詩人謝翱在一首名為《過杭州故宮》的詩中寄託自己的懷舊思愁:
禾黍何人為守閽,
落花台殿暗銷魂。
朝元閣下歸來燕,
不見前頭鸚鵡言。
忽必烈汗明白,在征服南宋首都、俘獲大量官員後,他得到了一批極為珍貴的人才。他們代表著中國文明的最高水平,多年前,忽必烈努力保存這些人才在改革和發展宋帝國時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日本學者岡田英弘所寫的那樣,“蒙古帝國留給中國的最大遺產恰恰是中華民族本身”。蒙古人不僅統一了所有說不同漢語方言的地區,而且他們還將毗連的西藏、滿洲、畏兀兒及許多小王國、部落民族與漢地合為一體。這個在蒙古人治下的新國家,其麵積約是所有說漢語地區的五倍。已形成的中國主流文化當然不單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漢族的。忽必烈汗製造了一個融合物,通過他的努力,這種文化將產生世界性的影響,其廣度和深度使人難以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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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206年慶祝成吉思汗的登基大典開始,蒙古人每到一定的時候,就要舉辦有數千人參加的、場麵壯觀的禮儀性戲劇表演,一連持續好幾周。1275年,他們通過一出由軍隊表演的禮儀性戲劇,展現了蒙古人的戰爭曆程,該劇共六幕,象徵著從成吉思到蒙哥汗——蒙古帝國創建時的重要階段。
戲劇演員可以吸引觀眾的目光,塑造一個備受歡迎的形象,所以忽必烈熱情地支持戲劇——這種被傳統中國文化極為忽視的藝術。他時常叫人在皇家場院中演戲,蒙古臣僚們酷愛戲劇,裏麵充滿了雜耍的動作、動人的音樂、鮮艷的化妝和華麗的服裝。很像歐洲的威廉·莎士比亞,蒙元時代的劇作家創作出娛樂性作品,同時也尋求現實問題的素材,如權力與道德的關係。據說——但可能無法證實——在忽必烈統治時,任何戲劇都不需經過審查。結果,戲劇變成了中國文學中不朽的精品,而蒙元時期也成為中國戲劇的黃金時代。元代上演的新劇本總數估計在五百個左右,其中保留至今的約有一百六十個。
在傳統中國,演員和歌唱家等表演藝術家,與妓女、小妾和其他低級職業一樣,不被尊重、受人歧視。蒙古統治者提升了他們作為職業藝人的社會地位,並劃出了專門的劇場區,使戲劇表演不再局限於市場、妓院和客棧。中國戲劇和蒙古人所喜愛的樂曲互相結合,為京劇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為了使自己和大眾盡情娛樂,蒙古人青睞通俗文化,同時他們仍然厭惡流血文化。雖然他們喜愛摔跤和劍術,但他們不舉行角鬥和當眾殺人等為羅馬人所癡迷的遊戲,也不舉行歐洲傳統的以獸鬥獸或以獸鬥人活動,前者如縱犬鬥熊和以狗鬥狗,後者如鬥牛。蒙古人嚴禁將處死罪犯變成一種公共的娛樂活動——如歐洲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斬首和絞刑。蒙古人也不以焚燒活人為公眾的娛樂活動,而這在西歐卻經常發生,基督教會在任何地方都有權這麽做。
忽必烈不是以權宜之計去贏得人們一時的支持,他一直有係統地貫徹著一個近二十年的長期政策,以贏得整個大陸文明世界的效忠。蒙古人把自己描繪成強有力的領導者,上天助其統一中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南宋領導層的衰敗離析,他們沉迷於頹廢奢侈的生活,炫耀自己擁有的巨額財富,遠遠超過其對軍事能力的重視。盡管在許多方麵與蒙古人存在差異,但漢地民眾發現,在生活習性和思想感情方麵,他們與蒙古人的共同點比他們與宋廷官僚的共同點要多得多。
每年都有大量士兵、官員和農民離開南宋投附蒙古人,或者幫助蒙古人接管自己的家鄉。更多的商人願意和蒙古人做生意,更多的教士和學者發現,投奔蒙古人可以獲得保護和更大的自由,最後,南宋的將領和整團整團的士兵、水手都跑到了蒙古人的陣營之中。南宋的崩潰不是突然的淪陷或被征服,而是慢慢地被侵蝕直至瓦解。
通過這些活動,蒙古人保持著對南宋的軍事壓力。每一次小的勝利都增強了這樣的觀念:上天已把未來委付於蒙古人,他拋棄了宋朝。忽必烈汗把注意力放在加強與公眾聯繫的活動上,而不是軍事上,他把軍事託付給手下那些能征善戰的將軍們,其中一位名叫伯顏,他非常擅長與宋軍作戰,這種情形與當年速不台橫掃從俄羅斯到匈牙利的歐洲軍隊一樣。1276年,蒙古大軍終於攻占了南宋首都臨安(杭州),接下來沒幾年,他們就消滅了地方上的小規模武裝抵抗力量。通過耐心的宣傳和正確的策略,忽必烈汗成功地完成了成吉思汗單憑武力所無法完成的使命。為保持自己作為中國道德化身的形象,忽必烈很好地照顧了守寡的宋朝皇太後,準許大多數宋皇室成員居住在豪華的宮殿中,那裏擺放著他們慣用的各種奢侈品。為了防止宋朝廢帝將來成為反叛的中心人物,忽必烈送小皇帝去西藏學習,1296年,他在那裏出家為僧。
對於漢族的學者和文人來說,戰敗的宋朝成了黃金時代的美好迴憶。詩人謝翱在一首名為《過杭州故宮》的詩中寄託自己的懷舊思愁:
禾黍何人為守閽,
落花台殿暗銷魂。
朝元閣下歸來燕,
不見前頭鸚鵡言。
忽必烈汗明白,在征服南宋首都、俘獲大量官員後,他得到了一批極為珍貴的人才。他們代表著中國文明的最高水平,多年前,忽必烈努力保存這些人才在改革和發展宋帝國時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日本學者岡田英弘所寫的那樣,“蒙古帝國留給中國的最大遺產恰恰是中華民族本身”。蒙古人不僅統一了所有說不同漢語方言的地區,而且他們還將毗連的西藏、滿洲、畏兀兒及許多小王國、部落民族與漢地合為一體。這個在蒙古人治下的新國家,其麵積約是所有說漢語地區的五倍。已形成的中國主流文化當然不單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漢族的。忽必烈汗製造了一個融合物,通過他的努力,這種文化將產生世界性的影響,其廣度和深度使人難以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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