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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作者：[美]傑克·威澤弗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然而，蒙元以前的舊有行政製度依靠的是學者型官僚，許多人需要這些官僚提供幫助或蓋印批準，於是官僚們就靠榨取這些人的錢財為生，蒙古人僱傭職員來處理日常瑣碎的行政事務，付給他們薪俸。蒙古人統一了境內的薪俸標準，而在這之前，因生活費用不同而產生了許多的地區差異。
成立自願參與的公務會和僱傭帶薪的公務員等製度沒有在中國紮下根，它們在蒙元王朝實行的時間不長。明朝統治一建立就馬上迴複到了傳統的官僚體製，放棄了上述有助於統治的公務會。這種共享行政管理權的經驗再也沒有在中國嚐試過，直至二十世紀，共和政體的奠基人和共產主義的創始人才努力地重新引進地方政務會、討論會、帶薪公務員和公民參政等做法。
為進一步促進帝國境內商業的快速安全發展，忽必烈竭力推廣紙幣的使用。至馬可·波羅來到時，這一製度正在全麵起作用。他描述，紙幣是用桑蠶絲、以我們熟知的紙的形式製成的，而這種東西對歐洲來說仍是個巨大的謎。紙幣被裁成各種尺寸的長方形，在它的上麵標明價值，並蓋上朱紅色的印花圖章。與笨重的鑄幣相比，紙幣主要的優點在於使用時更便於攜帶和運輸。馬可·波羅寫道，紙幣在整個帝國被廣泛接受：“拒絕使用將被判處死刑”，但大多數人“非常樂意接受紙幣形式的付款，因為他們能用它買到任何東西，包括珍珠、寶石、金子和銀子”。波斯的蒙古政府也試圖建立紙幣製度，但卻失敗了，因為紙幣觀念不為當地商人所容，在一個時期裏他們對此的不滿情緒已使他們接近起而造反，而當時蒙古人還不能確定是否要使用武力鎮壓，當局不願意繼續冒失敗蒙羞的危險，最終取消了紙幣。
哪兒有紙幣流通，哪兒就更有可能發生信貸和金融危機。在一項試圖適應市場、包括擴大信貸範圍的重要改革中，蒙古法律規定可以宣布破產，但為防止利用它來逃避債務，不允許商人或消費者超過兩次宣布破產，在第三次宣布破產時，他們就可能麵臨死刑。
當蒙古人堅決抵製部分中國文化如儒家學說和纏足時，精簡的貨幣製度顯示出他們十分欣賞中國文化的其他方麵。可以看出，忽必烈是願意在中國曆史中探根尋源、汲取那些有實用價值的思想和製度的。為發揚某些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忽必烈建造學校，恢複中國的翰林院，它由這個國家中最富智慧的學者組成。1269年，他創建蒙古字學，隨後又於1271年在汗八裏設立蒙古國子學。他增設新機構、任命學者去記錄當代事件，編寫和再版老課本，整理檔案文件。
蒙古朝廷供養著了解各類語言的抄寫員，不僅有懂蒙古語的，而且還有懂阿拉伯、波斯、畏兀兒、唐兀惕、女真、藏族、漢族語言的，還有的抄寫員精通一些很少有人懂的語言；當然他們在使用各種語言時，還是遇到了許多令人困惑的難題。蒙古人發現，僅僅使用蒙古－畏兀兒字母表，難以記錄他們所需的、來自於這個龐大帝國的所有行政信息。在每天的行政管理中，官吏們都不得不拚寫各種各樣的名詞，如中國的城鎮、俄羅斯的王公、波斯的山脈、印度的聖人、越南的將軍、穆斯林的傳教士和匈牙利的河流等等名稱。因為蒙古帝國的臣民使用著大量不同的語言，所以忽必烈汗就努力進行革新實踐，這在知識史和行政史上是個創舉。他試圖找到一張專門的字母表，它能用來書寫世界上所有的語言。他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藏傳佛教的喇嘛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向大汗呈上了一套派生於藏文字母表的字母符號，共四十一個。忽必烈汗將八思巴的字母作為整個帝國的標準書寫符號，但並不強迫每個人都使用，他允許漢人和其他臣民繼續使用他們自己的書寫方法，當然他希望新的文字符號能憑本身的優點來最終取代以前的舊文字。漢族學者極為喜愛自己古老的語言文字，絕對不允許它們被剝奪，而去使用一種明顯是屬於野蠻人的新書法；一到蒙古統治衰落時，大多數的被統治人民也都最終放棄了蒙古的這一書寫方式。
農民們照例還是拜倒在各級政府官員的腳下，後者支配著與農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方麵。蒙古人顛覆了舊的基層行政劃分，他們將農民組織起來，以五十家為一個單位，叫做“社”。這些基層單位對農民的生活負有廣泛職責，具有足夠權威。他們督勸農事，負責改良田地，管理水利和其他自然資源，提供糧食儲備應對饑荒。總之，他們以基層政府的形式發揮作用，將成吉思汗時的十進位組織因素和中國農民傳統結合了起來。
社也有責任為農民的孩子提供某些方麵的教育；蒙古人把提高整體文化水平作為改善個人生活的途徑。忽必烈汗設立公共學校，讓所有兒童接受普通教育，包括農民的孩子。在這之前，隻有富人才有時間和金錢去教育他們的孩子，所以他們才能一代又一代地維持對文盲的農民階級的統治。蒙古人知道，農民的孩子在冬天有時間學習，教師不是教他們古典漢語，而是用通俗語言為他們講授更實用的課程。檔案記錄顯示，在忽必烈汗在位時期，蒙元王朝共建了兩萬零一百六十六所公共學校，盡管官方為提高記錄而有可能誇大了這個數字，但蒙古人的成就仍然令人矚目，因為此外沒有一個國家為普及教育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在西方，一個世紀以後，作家才用通俗語言寫作，將近五百多年以後，政府才擔負起為普通大眾的孩子提供公共教育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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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自願參與的公務會和僱傭帶薪的公務員等製度沒有在中國紮下根，它們在蒙元王朝實行的時間不長。明朝統治一建立就馬上迴複到了傳統的官僚體製，放棄了上述有助於統治的公務會。這種共享行政管理權的經驗再也沒有在中國嚐試過，直至二十世紀，共和政體的奠基人和共產主義的創始人才努力地重新引進地方政務會、討論會、帶薪公務員和公民參政等做法。
為進一步促進帝國境內商業的快速安全發展，忽必烈竭力推廣紙幣的使用。至馬可·波羅來到時，這一製度正在全麵起作用。他描述，紙幣是用桑蠶絲、以我們熟知的紙的形式製成的，而這種東西對歐洲來說仍是個巨大的謎。紙幣被裁成各種尺寸的長方形，在它的上麵標明價值，並蓋上朱紅色的印花圖章。與笨重的鑄幣相比，紙幣主要的優點在於使用時更便於攜帶和運輸。馬可·波羅寫道，紙幣在整個帝國被廣泛接受：“拒絕使用將被判處死刑”，但大多數人“非常樂意接受紙幣形式的付款，因為他們能用它買到任何東西，包括珍珠、寶石、金子和銀子”。波斯的蒙古政府也試圖建立紙幣製度，但卻失敗了，因為紙幣觀念不為當地商人所容，在一個時期裏他們對此的不滿情緒已使他們接近起而造反，而當時蒙古人還不能確定是否要使用武力鎮壓，當局不願意繼續冒失敗蒙羞的危險，最終取消了紙幣。
哪兒有紙幣流通，哪兒就更有可能發生信貸和金融危機。在一項試圖適應市場、包括擴大信貸範圍的重要改革中，蒙古法律規定可以宣布破產，但為防止利用它來逃避債務，不允許商人或消費者超過兩次宣布破產，在第三次宣布破產時，他們就可能麵臨死刑。
當蒙古人堅決抵製部分中國文化如儒家學說和纏足時，精簡的貨幣製度顯示出他們十分欣賞中國文化的其他方麵。可以看出，忽必烈是願意在中國曆史中探根尋源、汲取那些有實用價值的思想和製度的。為發揚某些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忽必烈建造學校，恢複中國的翰林院，它由這個國家中最富智慧的學者組成。1269年，他創建蒙古字學，隨後又於1271年在汗八裏設立蒙古國子學。他增設新機構、任命學者去記錄當代事件，編寫和再版老課本，整理檔案文件。
蒙古朝廷供養著了解各類語言的抄寫員，不僅有懂蒙古語的，而且還有懂阿拉伯、波斯、畏兀兒、唐兀惕、女真、藏族、漢族語言的，還有的抄寫員精通一些很少有人懂的語言；當然他們在使用各種語言時，還是遇到了許多令人困惑的難題。蒙古人發現，僅僅使用蒙古－畏兀兒字母表，難以記錄他們所需的、來自於這個龐大帝國的所有行政信息。在每天的行政管理中，官吏們都不得不拚寫各種各樣的名詞，如中國的城鎮、俄羅斯的王公、波斯的山脈、印度的聖人、越南的將軍、穆斯林的傳教士和匈牙利的河流等等名稱。因為蒙古帝國的臣民使用著大量不同的語言，所以忽必烈汗就努力進行革新實踐，這在知識史和行政史上是個創舉。他試圖找到一張專門的字母表，它能用來書寫世界上所有的語言。他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藏傳佛教的喇嘛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向大汗呈上了一套派生於藏文字母表的字母符號，共四十一個。忽必烈汗將八思巴的字母作為整個帝國的標準書寫符號，但並不強迫每個人都使用，他允許漢人和其他臣民繼續使用他們自己的書寫方法，當然他希望新的文字符號能憑本身的優點來最終取代以前的舊文字。漢族學者極為喜愛自己古老的語言文字，絕對不允許它們被剝奪，而去使用一種明顯是屬於野蠻人的新書法；一到蒙古統治衰落時，大多數的被統治人民也都最終放棄了蒙古的這一書寫方式。
農民們照例還是拜倒在各級政府官員的腳下，後者支配著與農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方麵。蒙古人顛覆了舊的基層行政劃分，他們將農民組織起來，以五十家為一個單位，叫做“社”。這些基層單位對農民的生活負有廣泛職責，具有足夠權威。他們督勸農事，負責改良田地，管理水利和其他自然資源，提供糧食儲備應對饑荒。總之，他們以基層政府的形式發揮作用，將成吉思汗時的十進位組織因素和中國農民傳統結合了起來。
社也有責任為農民的孩子提供某些方麵的教育；蒙古人把提高整體文化水平作為改善個人生活的途徑。忽必烈汗設立公共學校，讓所有兒童接受普通教育，包括農民的孩子。在這之前，隻有富人才有時間和金錢去教育他們的孩子，所以他們才能一代又一代地維持對文盲的農民階級的統治。蒙古人知道，農民的孩子在冬天有時間學習，教師不是教他們古典漢語，而是用通俗語言為他們講授更實用的課程。檔案記錄顯示，在忽必烈汗在位時期，蒙元王朝共建了兩萬零一百六十六所公共學校，盡管官方為提高記錄而有可能誇大了這個數字，但蒙古人的成就仍然令人矚目，因為此外沒有一個國家為普及教育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在西方，一個世紀以後，作家才用通俗語言寫作，將近五百多年以後，政府才擔負起為普通大眾的孩子提供公共教育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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