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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作者：[美]傑克·威澤弗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忽必烈全麵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穩定的刑法體係，它也要比宋律更溫和、更人道。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他規定可以用罰金來代替體罰，他製定各種程序，準予特赦那些悔過自新的犯人。同樣地，蒙古當局也試圖根除酷刑，或者說至少是嚴格限製其運用。蒙古法律詳細地指出，當一個人犯了重罪，需要用酷刑來迫使其招供時，官員必須在這之前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證據，而不能僅憑懷疑。1291年的蒙古法典特別強調，官員必須“首先要理智地分析和推斷案情，而不應該濫施酷刑”。與此相比，就在蒙古人盡力限製使用酷刑的同時，歐洲的教會和國家通過法律，將酷刑的使用範圍擴大到更多的罪行，而且是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其他國家存在著種種血腥的肉刑，如在刑架上將肢體扯裂、用大輪子碾碎身體、釘尖樁或各類火刑，蒙古人則不然，他們僅限於用藤條抽打。
蒙古法律的溫和性和草原文化的習俗以一些奇特的方式表現出來。傳統中國官府經常將罪行刺在罪犯的前額，以致於使犯人永遠地帶著罪行的標記。由於蒙古人認為前額是靈魂之所在，所以他們堅持認為，即使是罪犯的頭也不能這樣被隨意傷害。蒙古當局允許在已經實行的地區繼續刺字，必須說明的是，犯第一、二等罪的刺在上臂，犯第三等罪的刺在脖子上，但絕不刺在前額。蒙古人不允許將這種刑罰擴展到新的地區或那些還沒有實行過的少數民族身上。蒙古當局不是把將罪行寫在罪犯身上，而是喜歡寫在罪犯家前麵的牆上，以致於所有居民都能對罪犯保持小心警惕。他們也實行假釋製度，被假釋的囚犯必須一月兩次向當地官府報告，以便官府督察他在此期間的行為。與蒙古的群體將功補過的原則相一致，從某種意義上說，囚犯要獲得自由，就應該自覺充當執法機關的助手，用自己的知識協助官府逮捕其他犯人。犯人，有時還有他的所有家人，必須將罪行供詞寫下來，把對審判的異議或不滿也寫出來。為了保存這些文字記錄，他們還必須按上手印。在任何時候的司法實踐中，蒙古官府總是希望讓最低層組織去解決盡可能多的案件，而官員則不加幹涉。一個家庭中的罪行可以由家庭解決；一群有共同信仰的僧侶中的糾紛，可以由那個宗教中的僧侶解決；一個行業中的罪行可以由該行業的公務會解決。
與解決糾紛有關的是，蒙古當局鼓勵印刷犯罪學方麵的書籍，以便讓公民個人和小型行會受益於正確的法律指導。在刑法條文中，他們也規定了對官員的最低要求：去犯罪現場搜集、分析和匯報證據。條文中還規定了為搜集盡可能多的有用信息而搬動和檢驗屍體時的注意事項，規定書麵報告必須一式三份，包括描述傷口位置的圖案。蒙古式的程序不僅提高了執法的效率，而且也符合蒙古的基本方針政策：所有人民——不僅是受教育的精英階層，都將知法，而且能以法律來行事。對蒙古人來說，法律更是一種化解矛盾、加強統一和保持安定的手段，而不隻是判定罪行或實施懲罰的工具。
蒙古人沒有用古典詩歌和書法藝術來教育官員，他們注重通過各種方式來提高官員的實際行政能力。對於從媒人、商人到醫生、律師的各行各業，他們都設置了最低的學問標準。蒙古人在每個地區的政策似乎都是一樣的。它們確保有廣泛的個體人員能從事這些行業，並在服務中得到好處，同時，這些政策也力圖規範和提升行業的水平。
以這麽少的蒙古人要統治中國境內這麽多的人，忽必烈汗好像不得不接受通過傳統官僚選拔製度——它需要一個學習和考試的漫長過程——而組成的政府，但是實際上他拒絕了。他沒有讓古老的製度永久保存下去，而是廢除了考試，為了能有助於行政管理，他把目光轉向大量的外國人，特別是當時他可以隨時調遣的穆斯林，當然還有歐洲人，如馬可·波羅。忽必烈的祖父發現，受教育的穆斯林行政官員非常精通“法律和城市稅收”，像祖父一樣，忽必烈從弟弟治下的波斯引進了大量的穆斯林。他一再要求教皇和歐洲的國王們派一些學者和有知識的人過來，但卻沒有得到迴應。
然而，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對個別民族或種族集團的過分依賴，於是他傾向於使不同人們之間互相製約，他經常將漢人和外族人混合起來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西藏人、亞美尼亞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兒人、唐兀惕人（西夏黨項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歐洲人。蒙古人在每個部門中規定了種族的名額，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國北方人、中國南方人和外國人，這樣，每位官員的周圍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就像成吉思汗基於才能和功績、而不是出身，能從社會的最低層到最高領導層中去選拔人才那樣，忽必烈的政府部門也經常從最低級的職業如廚師、看門人、抄寫員和譯員之中搜羅人才。低層人員得到提升，進入新的部門，這增強了他們對蒙古最高統治者的依賴和忠誠，削弱了他們與被統治人民的聯繫。
管理地方的官吏沒有固定的官階級別，忽必烈汗強化了成吉思汗的決策體製，即通過大型集會和政務會及經常性商議作出決定。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樣，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裏台會議的政務會取代了官僚機構。地方政務會天天召開，任何新措施必須至少有兩名官員的同意蓋印才能通過。政務會必須討論焦點問題並達成多數一致；所有決議都要由集體決定，而不是一個官員說了算。按照傳統中國的標準，隻要由一位官員決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製度顯得毫無效率和不切實際，它花費了過多的時間和精力。蒙古人還以各種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務會的利用率。對醫療服務不滿的病人，可以從由醫療界代表和非醫療界的官員代表組成的公務會上得到賠償；包括從軍人到音樂家的各個行業，紛紛成立類似的組織，用以解決各種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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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法律的溫和性和草原文化的習俗以一些奇特的方式表現出來。傳統中國官府經常將罪行刺在罪犯的前額，以致於使犯人永遠地帶著罪行的標記。由於蒙古人認為前額是靈魂之所在，所以他們堅持認為，即使是罪犯的頭也不能這樣被隨意傷害。蒙古當局允許在已經實行的地區繼續刺字，必須說明的是，犯第一、二等罪的刺在上臂，犯第三等罪的刺在脖子上，但絕不刺在前額。蒙古人不允許將這種刑罰擴展到新的地區或那些還沒有實行過的少數民族身上。蒙古當局不是把將罪行寫在罪犯身上，而是喜歡寫在罪犯家前麵的牆上，以致於所有居民都能對罪犯保持小心警惕。他們也實行假釋製度，被假釋的囚犯必須一月兩次向當地官府報告，以便官府督察他在此期間的行為。與蒙古的群體將功補過的原則相一致，從某種意義上說，囚犯要獲得自由，就應該自覺充當執法機關的助手，用自己的知識協助官府逮捕其他犯人。犯人，有時還有他的所有家人，必須將罪行供詞寫下來，把對審判的異議或不滿也寫出來。為了保存這些文字記錄，他們還必須按上手印。在任何時候的司法實踐中，蒙古官府總是希望讓最低層組織去解決盡可能多的案件，而官員則不加幹涉。一個家庭中的罪行可以由家庭解決；一群有共同信仰的僧侶中的糾紛，可以由那個宗教中的僧侶解決；一個行業中的罪行可以由該行業的公務會解決。
與解決糾紛有關的是，蒙古當局鼓勵印刷犯罪學方麵的書籍，以便讓公民個人和小型行會受益於正確的法律指導。在刑法條文中，他們也規定了對官員的最低要求：去犯罪現場搜集、分析和匯報證據。條文中還規定了為搜集盡可能多的有用信息而搬動和檢驗屍體時的注意事項，規定書麵報告必須一式三份，包括描述傷口位置的圖案。蒙古式的程序不僅提高了執法的效率，而且也符合蒙古的基本方針政策：所有人民——不僅是受教育的精英階層，都將知法，而且能以法律來行事。對蒙古人來說，法律更是一種化解矛盾、加強統一和保持安定的手段，而不隻是判定罪行或實施懲罰的工具。
蒙古人沒有用古典詩歌和書法藝術來教育官員，他們注重通過各種方式來提高官員的實際行政能力。對於從媒人、商人到醫生、律師的各行各業，他們都設置了最低的學問標準。蒙古人在每個地區的政策似乎都是一樣的。它們確保有廣泛的個體人員能從事這些行業，並在服務中得到好處，同時，這些政策也力圖規範和提升行業的水平。
以這麽少的蒙古人要統治中國境內這麽多的人，忽必烈汗好像不得不接受通過傳統官僚選拔製度——它需要一個學習和考試的漫長過程——而組成的政府，但是實際上他拒絕了。他沒有讓古老的製度永久保存下去，而是廢除了考試，為了能有助於行政管理，他把目光轉向大量的外國人，特別是當時他可以隨時調遣的穆斯林，當然還有歐洲人，如馬可·波羅。忽必烈的祖父發現，受教育的穆斯林行政官員非常精通“法律和城市稅收”，像祖父一樣，忽必烈從弟弟治下的波斯引進了大量的穆斯林。他一再要求教皇和歐洲的國王們派一些學者和有知識的人過來，但卻沒有得到迴應。
然而，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對個別民族或種族集團的過分依賴，於是他傾向於使不同人們之間互相製約，他經常將漢人和外族人混合起來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西藏人、亞美尼亞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兒人、唐兀惕人（西夏黨項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歐洲人。蒙古人在每個部門中規定了種族的名額，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國北方人、中國南方人和外國人，這樣，每位官員的周圍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就像成吉思汗基於才能和功績、而不是出身，能從社會的最低層到最高領導層中去選拔人才那樣，忽必烈的政府部門也經常從最低級的職業如廚師、看門人、抄寫員和譯員之中搜羅人才。低層人員得到提升，進入新的部門，這增強了他們對蒙古最高統治者的依賴和忠誠，削弱了他們與被統治人民的聯繫。
管理地方的官吏沒有固定的官階級別，忽必烈汗強化了成吉思汗的決策體製，即通過大型集會和政務會及經常性商議作出決定。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樣，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裏台會議的政務會取代了官僚機構。地方政務會天天召開，任何新措施必須至少有兩名官員的同意蓋印才能通過。政務會必須討論焦點問題並達成多數一致；所有決議都要由集體決定，而不是一個官員說了算。按照傳統中國的標準，隻要由一位官員決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製度顯得毫無效率和不切實際，它花費了過多的時間和精力。蒙古人還以各種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務會的利用率。對醫療服務不滿的病人，可以從由醫療界代表和非醫療界的官員代表組成的公務會上得到賠償；包括從軍人到音樂家的各個行業，紛紛成立類似的組織，用以解決各種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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