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張文：急速前進的曆史和匆忙的決策，徹底淹沒了梁先生的建議和童話般的憧憬。
有一天，梁先生從城內開完會迴到清華園，讀到了北京市負責人的話“誰要是再反對拆城牆，是黨內就開除他的黨籍！”從此，反對的意見，美好的建議，都沉默了。
又如，鄧、張的文章對一些事實的引用，或是對《梁思成文集》的引述，由於隻靠對小文的抄襲剽竊，不是自己實際下的功夫，也出現了不少漏洞和錯訛。
1993年5月，在第一屆“建築與文學”學術研討會上（南昌），認識了作家劉元舉先生，2002年1月9日《中華讀書報》：“有第一記者之稱的張建偉（範長江新聞獎、魯迅文學獎雙獎獲得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中青年專家）《蟬蛻的翅膀》被劉元舉指責抄襲了他的《西部生命》。劉元舉已於2001年1月9日將張建偉告上法庭。”2002年9月，在第二屆“建築與文學”學術研討會上（杭州），又見到劉元舉先生，他說官司還未打完。我把上述有關《雕像》的情況跟他說了。
筆者是建築界中人。在這次研討會上，我說，現在的文學界和建築界，抄襲剽竊已成司空見慣。文學家、作家剽竊別人的文章，建築師剽竊（美其名曰“模仿”）別人的設計，這種行徑，在解放前或解放後頭十多年中，是極少聽說的。現在都習以為常了。作家或建築師，不是通過自己的艱苦勞作和創造性發揮，而是剽竊別人的作品，已成為一種十分普遍的腐敗。這是社會腐敗的一種反映。腐敗至此，想通過法律手段來加以製止和治療，是不可能的。為此而打官司，隻能揭露或懲罰個別人的個別行為，對治療、克服社會性腐敗，也是不可能的。在建築界，更腐敗的行為，已成公開秘密。建築師在設計中缺少創造性，作家在寫書時沒有自己的靈感，多些模仿、抄襲，也隻是區區賺了些設計費、稿費，比起建築工程或整個社會中的迴扣、行賄之類，真是小巫見大巫。為了自己的設計和文字被抄襲、剽竊而去打官司，勞神又費時，而且往往得不償失。在建築界，還沒聽說過有人因為抄襲剽竊別人的設計而吃官司的。（2003年8月）
（全文完）
我不想就這篇文章談更多感慨，但我相信讀者們隻要讀到這裏，不會沒有感慨的。曾昭奮先生是位資深學者，他的道德感與使命感令我感動。當然，我更希望令那些抄襲剽竊的文學界學術界的腐敗者們慚愧不安。
就在那次會結束後，我與幾位作家被衢州市請去採風。記得那是到達後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這天上午，突然接到了法官的電話，她說她們已經與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和天津市中院取
得聯繫了，會很快要來卷宗，重新立案，讓我不要著急。並說兩周內將給我一個確定的答覆。
我問她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卷宗這麽長時間不拿迴來，她說，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定的管轄地裁定書，沒有及時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所以，就懸置起來了。
她隻輕輕的這麽一句話，說出了全部理由，我不信。再說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那麽急著催我取迴裁定書，他們怎麽會不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呢？他們工作的銜接上難道會出現如此大的漏洞或曰疏忽？這怎麽可能呢？想來想去，我覺得我當時還是應該親自去北京取迴裁定書，而且，應該馬上就與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聯繫，並詢問他們什麽時候索迴天津的卷宗什麽時候重新立案，什麽時候開庭，總之，你打官司嘛，你就得自己盯著，你自己盯不緊你能怨著別人嗎？你以為你是法院呀？你以為法院會像你一樣對你的案子那麽上心呀？何況這期間還不定節外生出什麽枝來呢！
不管怎麽說，不就是再等兩周嗎？我都等了快有兩年了，兩周又算什麽？
兩周是很容易過去。但一直沒有消息。又過了兩周，還是沒有。法院怎麽這樣說話不算數呢？
我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訴時，我問什麽時候能夠給我信兒，人家告訴我兩個月。結果我等了快有半年了才有信兒，好在是等來了有利的消息，而這迴已經等兩個兩周了，卻還是不見音信。趙星奇催我再給法官打電話。我隻好再打。
打官司的滋味兒(20)
法官的情緒顯然不高，她說，已經與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通過氣兒了，說是很快拿迴來卷宗，但是，沒有拿迴來，我們也無法立案呀。我說，你不是說兩周就能拿迴來嗎？她無奈地說，可是沒有拿迴來呀，我們也不好辦。我說，那你們應該催一催呀！她說，那我們就再催一催。
又過了好幾周，趙星奇又讓我再打電話催問。他希望我能去一趟北京，直接到法院去問。
但我還是給法官撥通了電話。對方顯得非常無奈。我追問究竟是什麽原因時，她有點欲言又止，她說，有些話，我也不好跟你說。我說，你們跟天津中院索要不行嗎？她說，我們不能直接找天津中院，我們都是平級法院，關於管轄地的事兒特別敏感，我們要是直接跟人家要，這樣犯忌諱，好像我們特別爭著要似的。話裏話外，透出了她們許多難言之隱，許多無奈。
我明白了，那隻看不見的手，似乎又在操盤了。我說，那你說怎麽辦？就這樣一直拖下去？到底拖到什麽時候是個頭呀？她說，你還得找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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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梁先生從城內開完會迴到清華園，讀到了北京市負責人的話“誰要是再反對拆城牆，是黨內就開除他的黨籍！”從此，反對的意見，美好的建議，都沉默了。
又如，鄧、張的文章對一些事實的引用，或是對《梁思成文集》的引述，由於隻靠對小文的抄襲剽竊，不是自己實際下的功夫，也出現了不少漏洞和錯訛。
1993年5月，在第一屆“建築與文學”學術研討會上（南昌），認識了作家劉元舉先生，2002年1月9日《中華讀書報》：“有第一記者之稱的張建偉（範長江新聞獎、魯迅文學獎雙獎獲得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中青年專家）《蟬蛻的翅膀》被劉元舉指責抄襲了他的《西部生命》。劉元舉已於2001年1月9日將張建偉告上法庭。”2002年9月，在第二屆“建築與文學”學術研討會上（杭州），又見到劉元舉先生，他說官司還未打完。我把上述有關《雕像》的情況跟他說了。
筆者是建築界中人。在這次研討會上，我說，現在的文學界和建築界，抄襲剽竊已成司空見慣。文學家、作家剽竊別人的文章，建築師剽竊（美其名曰“模仿”）別人的設計，這種行徑，在解放前或解放後頭十多年中，是極少聽說的。現在都習以為常了。作家或建築師，不是通過自己的艱苦勞作和創造性發揮，而是剽竊別人的作品，已成為一種十分普遍的腐敗。這是社會腐敗的一種反映。腐敗至此，想通過法律手段來加以製止和治療，是不可能的。為此而打官司，隻能揭露或懲罰個別人的個別行為，對治療、克服社會性腐敗，也是不可能的。在建築界，更腐敗的行為，已成公開秘密。建築師在設計中缺少創造性，作家在寫書時沒有自己的靈感，多些模仿、抄襲，也隻是區區賺了些設計費、稿費，比起建築工程或整個社會中的迴扣、行賄之類，真是小巫見大巫。為了自己的設計和文字被抄襲、剽竊而去打官司，勞神又費時，而且往往得不償失。在建築界，還沒聽說過有人因為抄襲剽竊別人的設計而吃官司的。（2003年8月）
（全文完）
我不想就這篇文章談更多感慨，但我相信讀者們隻要讀到這裏，不會沒有感慨的。曾昭奮先生是位資深學者，他的道德感與使命感令我感動。當然，我更希望令那些抄襲剽竊的文學界學術界的腐敗者們慚愧不安。
就在那次會結束後，我與幾位作家被衢州市請去採風。記得那是到達後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這天上午，突然接到了法官的電話，她說她們已經與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和天津市中院取
得聯繫了，會很快要來卷宗，重新立案，讓我不要著急。並說兩周內將給我一個確定的答覆。
我問她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卷宗這麽長時間不拿迴來，她說，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定的管轄地裁定書，沒有及時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所以，就懸置起來了。
她隻輕輕的這麽一句話，說出了全部理由，我不信。再說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那麽急著催我取迴裁定書，他們怎麽會不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呢？他們工作的銜接上難道會出現如此大的漏洞或曰疏忽？這怎麽可能呢？想來想去，我覺得我當時還是應該親自去北京取迴裁定書，而且，應該馬上就與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聯繫，並詢問他們什麽時候索迴天津的卷宗什麽時候重新立案，什麽時候開庭，總之，你打官司嘛，你就得自己盯著，你自己盯不緊你能怨著別人嗎？你以為你是法院呀？你以為法院會像你一樣對你的案子那麽上心呀？何況這期間還不定節外生出什麽枝來呢！
不管怎麽說，不就是再等兩周嗎？我都等了快有兩年了，兩周又算什麽？
兩周是很容易過去。但一直沒有消息。又過了兩周，還是沒有。法院怎麽這樣說話不算數呢？
我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訴時，我問什麽時候能夠給我信兒，人家告訴我兩個月。結果我等了快有半年了才有信兒，好在是等來了有利的消息，而這迴已經等兩個兩周了，卻還是不見音信。趙星奇催我再給法官打電話。我隻好再打。
打官司的滋味兒(20)
法官的情緒顯然不高，她說，已經與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通過氣兒了，說是很快拿迴來卷宗，但是，沒有拿迴來，我們也無法立案呀。我說，你不是說兩周就能拿迴來嗎？她無奈地說，可是沒有拿迴來呀，我們也不好辦。我說，那你們應該催一催呀！她說，那我們就再催一催。
又過了好幾周，趙星奇又讓我再打電話催問。他希望我能去一趟北京，直接到法院去問。
但我還是給法官撥通了電話。對方顯得非常無奈。我追問究竟是什麽原因時，她有點欲言又止，她說，有些話，我也不好跟你說。我說，你們跟天津中院索要不行嗎？她說，我們不能直接找天津中院，我們都是平級法院，關於管轄地的事兒特別敏感，我們要是直接跟人家要，這樣犯忌諱，好像我們特別爭著要似的。話裏話外，透出了她們許多難言之隱，許多無奈。
我明白了，那隻看不見的手，似乎又在操盤了。我說，那你說怎麽辦？就這樣一直拖下去？到底拖到什麽時候是個頭呀？她說，你還得找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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