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撥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電話。可是，沒有人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電話確實不好打。好不容易打通了，對方的語氣一點不像劉法官那麽溫柔。這不僅僅因為接電話的人是男士。我聽說主任叫徐陽，於是，就找他，對方說不在。我隻好說找傅國忠。他以一種警惕的口氣問我有什麽事兒？我說您貴姓？他說你有什麽事兒你就說吧。對方不願告訴我他的姓氏。我打過幾次電話，都是無法問出對方的姓氏。對方連姓氏都不肯告訴我，這使我真覺得心裏不溫暖。我說官司的事兒。我問他什麽時候能夠從天津中院那兒要迴卷宗。他說你就等等吧。我說等到什麽時候，他不耐煩地說，到時候就會通知你了。然後，掛電話的聲音也讓你感覺有些無情。
這期間又有一次，我打通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電話，並找到了審判長。我自報了家門後，我就直截了當地問他：你們為什麽遲遲不肯將卷宗從天津中院要迴來？拖了這麽長時間，是否有點兒不正常呀？我的語氣是不帶一點謙卑色彩的，甚至帶著刺兒，也帶著我這麽多天的鬱悶。顯然惹得對方很不高興的。他馬上反唇相譏：判到天津時，七個多月沒開庭，你怎麽不認為不正常呢？
一句話說得我無言以對。倒也是，假如天津那邊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下來之前就已經開庭了的話，那麽，豈不就是另一番風景了？！
我勸自己，聽天由命吧!
轉眼又到了2003年。二月份時，我接到了魯迅文學院的入學通知，要到北京來學習了。
我打算這一迴到北京後，去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找他們當麵問問。我跟星奇商量了一下，他讓我立刻給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打電話，告訴他們你要到北京去。於是，我在2月的一天，又一次撥通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電話。
我還是沒有找到徐陽。也沒有找到傅國忠。我又問他，你貴姓，他仍然不肯告訴：你有什麽事兒你就說吧。他的口氣很不耐煩。我說，我要到北京去了。我希望你們能夠盡快給我個答覆，否則，我將以我的方式採取措施，我一定要弄清這件事為什麽這麽拖個沒完沒了。我這是先給你們通報一下，別怪我到時候做出來與你們不利的事情。我越說越理直氣壯，似乎帶有威逼成分。
對方的口氣顯然軟下來了，他說會盡快給我迴話。
果然我的這種理直氣壯口氣收到了效果。我是下午三點打的電話，不過半小時吧，我就接到他們的迴覆。電話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張代恩打來的。他口氣是謙和的，頭一次令我感覺舒服。他說他們爭取盡快跟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聯繫。他語氣有些委婉地說，其實他們已經完成任務了，他指完成任務可能是指他們糾正了管轄的錯誤裁定。不過，他又說他們有責任再幫著問問，催催，從中協調一下。他好像在幫我的忙，而不是他們應盡的法律義務似的。話裏話外，拖了這麽久，他們不將裁定書給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也不催促返還卷宗倒沒有任何過失，而現在這時候肯於幫我忙，我還得感謝他們似的。他可真會說話呀！我心裏並不痛快，但是，畢竟他說話口氣很是客氣，我也就不好再說什麽，末了，隻能說，那我等著你們的準信兒。
3月4日，張代恩又打來電話。他問我，這期間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是否找過我？我說從沒找過！他說，他們正在與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聯繫，他讓我再等些時間。他問我，什麽時候到北京來？
他好像特別關心我去北京的時間。我說，我隨時可能過去，最遲，也不會超過月底的！我的律師說，這迴你的電話肯定奏效了。他們特別在意你去北京，因為北京正在開兩會（人代會、政協會），你這時去，他們怕你上告。這就是天時，這就是中國特色。聰明的打官司人，是應該善於抓住這種機遇的。
果然，我的律師的話應驗了，沒幾天，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給我打來電話，她說，這個案子拖得太久了，我們覺得不能再拖了。她還跟我說了開庭的時間定為5月13號。到時，她說會給開庭通知的。
我是4月3日到北京魯迅文學院報到的。我在北京期間，去中院取迴開庭通知，也給他們送去了有關證據材料。當時，已經是進入了非典時期，北京街頭杳無一人。我戴著兩個口罩，捂得嚴嚴實實。計程車上的廣播格外令人恐慌：說是二小時前有一男一女乘座的士，去往某某醫院，男的多大的年紀，女的有什麽特徵，哪位司機拉到這兩位乘客請馬上到什麽地方去雲雲。我當時敏感地注意到我的計程車司機的表情，我在想，假如說的就是我乘坐的這輛車，那麽這個車內就會有非典病菌的。
打官司的滋味兒(21)
到了方莊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收發室裏的人極少，偶爾見到的人也一律用口罩捂得麵目皆非。入口處還有機場安檢的措施，看上去，沒有一絲溫情。想想自己的官司拖了這麽久，偏偏拖到了非典時期，非典時期是不應該出門的，而我又不得已冒著被傳染非典的危險而為之，越想越沮喪。
法官這時從裏麵出來會見我。她戴著大口罩，我隻能看到她的一雙眼睛。她還戴著手套，她在接過我的證據材料時，白手套顯得格外明亮，像蒙著一層霜。我這是頭一次見到與我通過無數次電話的女法官，我無法看清她的麵容，但她年輕得出乎我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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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間又有一次，我打通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電話，並找到了審判長。我自報了家門後，我就直截了當地問他：你們為什麽遲遲不肯將卷宗從天津中院要迴來？拖了這麽長時間，是否有點兒不正常呀？我的語氣是不帶一點謙卑色彩的，甚至帶著刺兒，也帶著我這麽多天的鬱悶。顯然惹得對方很不高興的。他馬上反唇相譏：判到天津時，七個多月沒開庭，你怎麽不認為不正常呢？
一句話說得我無言以對。倒也是，假如天津那邊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下來之前就已經開庭了的話，那麽，豈不就是另一番風景了？！
我勸自己，聽天由命吧!
轉眼又到了2003年。二月份時，我接到了魯迅文學院的入學通知，要到北京來學習了。
我打算這一迴到北京後，去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找他們當麵問問。我跟星奇商量了一下，他讓我立刻給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打電話，告訴他們你要到北京去。於是，我在2月的一天，又一次撥通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電話。
我還是沒有找到徐陽。也沒有找到傅國忠。我又問他，你貴姓，他仍然不肯告訴：你有什麽事兒你就說吧。他的口氣很不耐煩。我說，我要到北京去了。我希望你們能夠盡快給我個答覆，否則，我將以我的方式採取措施，我一定要弄清這件事為什麽這麽拖個沒完沒了。我這是先給你們通報一下，別怪我到時候做出來與你們不利的事情。我越說越理直氣壯，似乎帶有威逼成分。
對方的口氣顯然軟下來了，他說會盡快給我迴話。
果然我的這種理直氣壯口氣收到了效果。我是下午三點打的電話，不過半小時吧，我就接到他們的迴覆。電話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張代恩打來的。他口氣是謙和的，頭一次令我感覺舒服。他說他們爭取盡快跟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聯繫。他語氣有些委婉地說，其實他們已經完成任務了，他指完成任務可能是指他們糾正了管轄的錯誤裁定。不過，他又說他們有責任再幫著問問，催催，從中協調一下。他好像在幫我的忙，而不是他們應盡的法律義務似的。話裏話外，拖了這麽久，他們不將裁定書給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也不催促返還卷宗倒沒有任何過失，而現在這時候肯於幫我忙，我還得感謝他們似的。他可真會說話呀！我心裏並不痛快，但是，畢竟他說話口氣很是客氣，我也就不好再說什麽，末了，隻能說，那我等著你們的準信兒。
3月4日，張代恩又打來電話。他問我，這期間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是否找過我？我說從沒找過！他說，他們正在與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聯繫，他讓我再等些時間。他問我，什麽時候到北京來？
他好像特別關心我去北京的時間。我說，我隨時可能過去，最遲，也不會超過月底的！我的律師說，這迴你的電話肯定奏效了。他們特別在意你去北京，因為北京正在開兩會（人代會、政協會），你這時去，他們怕你上告。這就是天時，這就是中國特色。聰明的打官司人，是應該善於抓住這種機遇的。
果然，我的律師的話應驗了，沒幾天，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給我打來電話，她說，這個案子拖得太久了，我們覺得不能再拖了。她還跟我說了開庭的時間定為5月13號。到時，她說會給開庭通知的。
我是4月3日到北京魯迅文學院報到的。我在北京期間，去中院取迴開庭通知，也給他們送去了有關證據材料。當時，已經是進入了非典時期，北京街頭杳無一人。我戴著兩個口罩，捂得嚴嚴實實。計程車上的廣播格外令人恐慌：說是二小時前有一男一女乘座的士，去往某某醫院，男的多大的年紀，女的有什麽特徵，哪位司機拉到這兩位乘客請馬上到什麽地方去雲雲。我當時敏感地注意到我的計程車司機的表情，我在想，假如說的就是我乘坐的這輛車，那麽這個車內就會有非典病菌的。
打官司的滋味兒(21)
到了方莊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收發室裏的人極少，偶爾見到的人也一律用口罩捂得麵目皆非。入口處還有機場安檢的措施，看上去，沒有一絲溫情。想想自己的官司拖了這麽久，偏偏拖到了非典時期，非典時期是不應該出門的，而我又不得已冒著被傳染非典的危險而為之，越想越沮喪。
法官這時從裏麵出來會見我。她戴著大口罩，我隻能看到她的一雙眼睛。她還戴著手套，她在接過我的證據材料時，白手套顯得格外明亮，像蒙著一層霜。我這是頭一次見到與我通過無數次電話的女法官，我無法看清她的麵容，但她年輕得出乎我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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