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即放下手頭的工作，立即趕到了銘星律師事務所。趙星奇將那份意想不到的裁定遞給我。
我首先看了一眼審判長的名字：程永順。時間是2001年5月14日。這張裁定書也不過那麽幾行字，但是我卻看得極慢：
“本院經審查認為：方便當事人訴訟，方便人民法院審理……”這就是“兩方便”，然後就作出了這樣荒謬的“方便”裁定：“本案移送張建偉所在地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我無法理解：“這叫什麽‘方便’？這明明是在刁難我們嘛！豈有此理！”
我的律師沉默不語。我問他下一步該怎麽辦，他說隻有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訴了。
從張建偉上訴管轄地的時間來看，他應該是在讓律師給我寫信，提出要來瀋陽和解的同時，就開始上訴打管轄權了，他這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呀！由此看來，他根本沒有任何誠意要和解，他們隻不過是試探著我的虛實而已。我們有種被耍弄了的感覺，心裏感到很是窩囊。
這期間，還有一件更讓我生氣的事情。我從一位朋友那裏得知這個裁定下達之後，張建偉好不得意地告訴人家，知道了嗎？官司拿到天津打了！這一迴看劉元舉還有什麽張逞。
我怎麽也想像不到他竟會是這種小人得誌的樣子。
原本看到了春天的希望，現在一片渺茫了。趙星奇說，隻能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訴了。他慎重地強調了一個法律詞彙：“申訴，”而不是上訴。申訴與上訴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管轄地這類問題的申訴意味著一種無望。因為，在他的律師生涯中，凡是這種因管轄地而申訴的能夠得到如期結果的，簡直是微乎其微。但是，即便有一線希望和可能，也不能放棄。到了這個份上，就得豁出去了。
真正的無助感，是體現在我第二次踏上去北京上告的路上。還是坐的夜車，是七月一日黨的生日這天。我不是有意選擇這樣一個日子，隻是因為這個日子休息，有幾天假。我不能因為打官司而影響工作。
到了北京是7月2日的早晨。一夜的火車哐哐噹噹，怎麽也睡不著。下車後，沒有胃口吃早飯，就直奔最高人民法院而去。
最高人民法院在什麽地方不清楚，隻能乘上計程車，被送到了那裏。樓很威嚴，高懸的國徽更加威嚴。大門口有站崗的，挺得筆直。隻能見到小車進進出出，卻看不到一個上訪上訴的人。周圍環境平坦明亮，十分整潔。最高人民法院門口不見人，這好像有點不對勁兒，是不是找錯了地方？一打聽，果然申訴不在這裏。在西直門。
計程車司機也不是很清楚究竟在西直門的哪個位置，所以，車到了西直門不時停下來打聽。人家說，在西直門的老汽車站。在我的感覺，是從整齊幹淨的北京城出來了，來到了一個非常雜亂破敗的地方。路也越來越窄，窄到了一條被自由市場占道，計程車幾乎開不動了的地方。司機隻好又下來問路，最後迴到車上無奈地告訴我們，不遠了，讓我們下車自己找吧。
是曲頡陪同我來的。我們下車後，七拐八拐，走到了一條更加髒亂的街巷。在一處破敗的眼瞅要拆除的磚房角上，看到了一個藍色的大牌子立在那兒，上邊是白色的大字，標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訪接待室”的字樣，下邊一排小字“由此往東60米”。牌子下邊是一堆垃圾。垃圾對著一個空洞的門，沒有門扇，一側的磚齜牙咧嘴，使周圍本已淩亂的環境顯得更加不可收拾。莊嚴神聖的牌子與破亂骯髒的垃圾形成滑稽對比。
曲頡是個有心人，他有意落在我的身後，等我走到這裏時，他恰到好處地給我留下了一張照片。
現在，我重新鋪展開這些兩年前的照片，一張張真切地記錄了我的表情，也記錄了我當時的滿麵愁容。看到這些照片，我的心裏就憋得慌。這是個什麽地方呀！
不知是些什麽身份的人在這裏聚成堆，也不知道這些人有著多麽深的委屈與不幸。肯定都是些社會最底層的人，像模像樣的人到了這裏，肯定有種傷自尊感。豈止是傷自尊呀，到了這裏感受到的滋味兒是難以言表的。大熱的天兒，在這裏站沒個站的地方，坐更是不可能的了。到處都是垃圾，到處都是難聞的氣味兒，不大的院落，被全國各地來的人擠滿了。他們在這種環境中體現的人的生命的韌性令人驚嘆不已，他們有的八年堅持申訴，有的在這裏席地而住，把潮濕的地麵都能睡幹；有的弄一塊破塑料布遮擋著，就成了一個長久居住的屋子。這種創造力可以說驚世駭俗。有一間可能是過去的賣票廳，滿地汪著一腳深的水，水泛著難聞的氣味兒，屋子裏擺著那種長條椅子，每個椅子上邊都躺著人。滿屋的氣味難聞極了，可這些倒在長椅子上的人照樣睡得一動不動。這真是一個奇特的地方，這不是貧民窟，這也不是收容所，這應該是個說理的相當神聖莊嚴的地方，然而，這裏如何莊嚴得起來呢？
打官司的滋味兒(16)
申訴的人，得先到這裏來領取表格，專門有窗口，有文字標示，發表，或交表，發表交表都得排隊。中午工作人員休息，窗口沒有一個人，等到人家上班了，唿啦一傢夥就圍上來一堆人，排著隊挨向窗口。
我領取了一張表，在上邊的空格處填寫完後，又排隊交到了窗口。交完後怎麽辦呢？就得去盯著牆上一個電子屏幕。那上邊按著各個省份閃現出前來申訴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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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看了一眼審判長的名字：程永順。時間是2001年5月14日。這張裁定書也不過那麽幾行字，但是我卻看得極慢：
“本院經審查認為：方便當事人訴訟，方便人民法院審理……”這就是“兩方便”，然後就作出了這樣荒謬的“方便”裁定：“本案移送張建偉所在地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我無法理解：“這叫什麽‘方便’？這明明是在刁難我們嘛！豈有此理！”
我的律師沉默不語。我問他下一步該怎麽辦，他說隻有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訴了。
從張建偉上訴管轄地的時間來看，他應該是在讓律師給我寫信，提出要來瀋陽和解的同時，就開始上訴打管轄權了，他這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呀！由此看來，他根本沒有任何誠意要和解，他們隻不過是試探著我的虛實而已。我們有種被耍弄了的感覺，心裏感到很是窩囊。
這期間，還有一件更讓我生氣的事情。我從一位朋友那裏得知這個裁定下達之後，張建偉好不得意地告訴人家，知道了嗎？官司拿到天津打了！這一迴看劉元舉還有什麽張逞。
我怎麽也想像不到他竟會是這種小人得誌的樣子。
原本看到了春天的希望，現在一片渺茫了。趙星奇說，隻能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訴了。他慎重地強調了一個法律詞彙：“申訴，”而不是上訴。申訴與上訴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管轄地這類問題的申訴意味著一種無望。因為，在他的律師生涯中，凡是這種因管轄地而申訴的能夠得到如期結果的，簡直是微乎其微。但是，即便有一線希望和可能，也不能放棄。到了這個份上，就得豁出去了。
真正的無助感，是體現在我第二次踏上去北京上告的路上。還是坐的夜車，是七月一日黨的生日這天。我不是有意選擇這樣一個日子，隻是因為這個日子休息，有幾天假。我不能因為打官司而影響工作。
到了北京是7月2日的早晨。一夜的火車哐哐噹噹，怎麽也睡不著。下車後，沒有胃口吃早飯，就直奔最高人民法院而去。
最高人民法院在什麽地方不清楚，隻能乘上計程車，被送到了那裏。樓很威嚴，高懸的國徽更加威嚴。大門口有站崗的，挺得筆直。隻能見到小車進進出出，卻看不到一個上訪上訴的人。周圍環境平坦明亮，十分整潔。最高人民法院門口不見人，這好像有點不對勁兒，是不是找錯了地方？一打聽，果然申訴不在這裏。在西直門。
計程車司機也不是很清楚究竟在西直門的哪個位置，所以，車到了西直門不時停下來打聽。人家說，在西直門的老汽車站。在我的感覺，是從整齊幹淨的北京城出來了，來到了一個非常雜亂破敗的地方。路也越來越窄，窄到了一條被自由市場占道，計程車幾乎開不動了的地方。司機隻好又下來問路，最後迴到車上無奈地告訴我們，不遠了，讓我們下車自己找吧。
是曲頡陪同我來的。我們下車後，七拐八拐，走到了一條更加髒亂的街巷。在一處破敗的眼瞅要拆除的磚房角上，看到了一個藍色的大牌子立在那兒，上邊是白色的大字，標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訪接待室”的字樣，下邊一排小字“由此往東60米”。牌子下邊是一堆垃圾。垃圾對著一個空洞的門，沒有門扇，一側的磚齜牙咧嘴，使周圍本已淩亂的環境顯得更加不可收拾。莊嚴神聖的牌子與破亂骯髒的垃圾形成滑稽對比。
曲頡是個有心人，他有意落在我的身後，等我走到這裏時，他恰到好處地給我留下了一張照片。
現在，我重新鋪展開這些兩年前的照片，一張張真切地記錄了我的表情，也記錄了我當時的滿麵愁容。看到這些照片，我的心裏就憋得慌。這是個什麽地方呀！
不知是些什麽身份的人在這裏聚成堆，也不知道這些人有著多麽深的委屈與不幸。肯定都是些社會最底層的人，像模像樣的人到了這裏，肯定有種傷自尊感。豈止是傷自尊呀，到了這裏感受到的滋味兒是難以言表的。大熱的天兒，在這裏站沒個站的地方，坐更是不可能的了。到處都是垃圾，到處都是難聞的氣味兒，不大的院落，被全國各地來的人擠滿了。他們在這種環境中體現的人的生命的韌性令人驚嘆不已，他們有的八年堅持申訴，有的在這裏席地而住，把潮濕的地麵都能睡幹；有的弄一塊破塑料布遮擋著，就成了一個長久居住的屋子。這種創造力可以說驚世駭俗。有一間可能是過去的賣票廳，滿地汪著一腳深的水，水泛著難聞的氣味兒，屋子裏擺著那種長條椅子，每個椅子上邊都躺著人。滿屋的氣味難聞極了，可這些倒在長椅子上的人照樣睡得一動不動。這真是一個奇特的地方，這不是貧民窟，這也不是收容所，這應該是個說理的相當神聖莊嚴的地方，然而，這裏如何莊嚴得起來呢？
打官司的滋味兒(16)
申訴的人，得先到這裏來領取表格，專門有窗口，有文字標示，發表，或交表，發表交表都得排隊。中午工作人員休息，窗口沒有一個人，等到人家上班了，唿啦一傢夥就圍上來一堆人，排著隊挨向窗口。
我領取了一張表，在上邊的空格處填寫完後，又排隊交到了窗口。交完後怎麽辦呢？就得去盯著牆上一個電子屏幕。那上邊按著各個省份閃現出前來申訴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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