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過去之後，我們就在思量：爸爸畫著《賣花人去路還香》的那本尺頁是否由錢君匋先生交了出去呢?為此，我們對錢先生很有意見。華瞻哥甚至還代表爸爸寫了一封信去批評錢先生，表示要和他斷絕師生關係，叫他以後別再來我們家向爸爸要畫。據說錢先生為此十分惶恐，又不敢來解釋。爸爸去世以後，胡治均先生曾訪問錢先生。在言談中，錢先生就講起了這件事。他說那冊子並非他交出去的。他因受命於某人，要把這畫冊傳送給好幾個畫家作畫，所以從我家取走後馬上又送到另一個畫家家裏去了。他說，是造反派到那畫家家裏去批判，那畫家才交出來的。至於那封絕交信，經胡先生說明情況後，他才安心一點。爸爸去世開追悼會時他不敢出席，寫了一首詩，題為《哭豐子愷先生》：
意氣相投五十春，一朝傳訛罪吾身。
臨風遙哭先生歿，難雪此冤百世存。
爸爸骨灰安放時，錢先生心中已略釋然，便參加了。
在那段時間裏，出於保護爸爸的人身安全，寶姐、華瞻哥和我，三人曾到三樓小房間裏討論：如何製止爸爸給人們畫畫。討論結果，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取去他的筆硯，使他無法再寫再畫。他們叫我去執行此事。爸爸起初對此沒有意見，但到了第三天，他已按捺不住不寫不畫閑坐著的難受，焦躁地對我說：
“一吟，你拿走了我的筆硯，比挖了我的心肝還痛苦，趕快還我吧!我不寫不畫就是。讓我臨臨字帖吧!”
我聽了很內疚，馬上還給了他，也沒向兩個共同商量的人請示。
是的，爸爸是個閑不住的人。在這暗無天日的環境中，難道連寫寫畫畫也沒有權利了嗎?此後他確實隻是用毛筆臨臨帖而已。
人們對於“文革”實在已很厭倦。誰願意一天到晚生活在鬥爭中呢。人民大眾所
喜愛的畢竟是真、善、美!據說這次“黑畫展”的觀眾，除了極少數人蒙在鼓裏以外，絕大多數是來欣賞名畫家的名作。在那遍地硝煙、到處批鬥的境遇中，難得有一次名畫家的展覽啊!
少小離家老大迴
爸爸大概自己覺得健康情況越來越差，所以又動了迴故鄉看妹妹的念頭。那時我們的健康知識實在太欠缺，甚至連“健康”二字都不敢提。記得朱幼蘭先生曾經送我一張《健康第一》的橫幅書法，我竟嚇了一跳：這種橫幅怎能公開地掛到牆上!造反派見了會說：怎麽可以把健康放在第一!應該是把毛澤東思想、讀毛主席的書放在第一啊!
爸爸長期坐在桌前，別說外出了，連房間裏也不大走動，對健康肯定是不利的。癌症的病魔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侵襲他，但1975年迴鄉時，癌症肯定已有發展。可憐的爸爸，我怎麽全然沒有察覺啊，以為你隻是年老體弱。那一年，爸爸虛齡78歲。我現在已將跨進80歲，還在忙這忙那，天天出去走動。我對健康的無知貽害了爸爸，我們應該堅持讓他按時拍片檢查的。現在想來，真是遺恨無窮!
這迴陪同前往故鄉的仍是胡治均先生。而且他又寫下了一篇《石門灣憶遊———侍豐子愷老師遊故鄉》，給我寫這本書幫了大忙。爸爸最後的兩次出行，都有仗於胡先生的得力陪同。先姐這次雖然也同行，但她身體較弱，不能當主力軍。同行的還有兩個小姑娘：她女兒阿春和我女兒小明，一群人浩浩蕩蕩出發。胡先生文中說：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清晨，我們從上海搭滬杭火車，向浙江長安站出發。……一行五人中，老中少三代人，談談聊聊，三小時的車廂生活，也很歡樂。先生愛飲酒，我們考慮到在火車上的方便，同時為了不致引人注意，把酒事先裝在藥水瓶裏，要喝的時候，隻需從瓶裏一口口往嘴裏送，也用不著杯子。先生就這樣安逸地在車座上享受著旅途的樂趣。先生這種飲酒似吃藥的動作，不知從什麽時候，被鄰座旅客發覺了，他們交頭接耳，不斷發出驚奇的微笑和輕聲的議論。他們懷疑：“這位老公公得的是什麽病呀!吃的是什麽藥呢?從來沒有見過有這樣不停地服藥，而且藥量又是那麽重，二百五十克的藥水快要喝完了。”他們不斷地把眼光掃向先生，掃向我們同行的人，想在我們的麵部表情中找出答案。可是我們沒有告訴他們這個秘密。大藥量的老公公隻報以親切的微笑，頻頻向他們點頭，直到我們在長安站下車，與他們分手的時候，這些好奇的暫時同路人，還沒有弄清楚究竟是怎麽一迴事。
“到達長安站，從石門灣開來的小汽船，已經在等著我們。專程來接的有先生的外甥蔣正東、堂侄兒豐坤益，以及其他親友共六七人。從長安站到船碼頭的這段路程，沒有任何代步，隻得由兩個人攙扶先生行走。我們發現先生的腳力已非常差，他走一會就要停下來歇一歇，我們就請他在人家門前的階沿上坐下來，有時就索性坐在路旁的石塊上。這樣走走坐坐，到船埠的二百多公尺距離，差不多休息了四五次。這位老人，在“四害”橫行前，曾健步登臨過井岡山革命聖跡，攀登過黃山天都峰。想不到被摧殘之後，會留下這麽嚴重的後果。我隻是想著暗暗難過，其他同行的人，都麵麵相覷，同樣是難過，卻說不出話來。倒是先生自己打破了這一沉默。他說：“不要緊，慢慢走，總會走到的。”他那堅強的自信心，樂觀的精神，依然是那麽充沛，使我永遠不會忘記。
在正東的妥帖布置下，我們在船艙裏安頓下來。船艙小而不擠，粗而整潔，盡可自由自在地坐起。船中又有小桌矮椅，可放酒擺茶。先生一邊悠閑地飲酒，一邊指著坐在船尾上的蔣正東，講出有關他的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來。
正東本來的名字叫“鎮東”，是先生的嫡親外甥，也是這次招待我們的主人。他是個道道地地的貧下中農。鎮東的母親是先生的妹妹，就是《緣緣堂隨筆》中提到的雪雪。抗日戰爭爆發，先生倉促離開石門灣後，正是從鎮東的家鄉南聖浜開始，從此輾轉流徙內地。那時正東還是個沒取名的孩子。先生在離開南聖浜時，為了表達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了紀念這次離鄉出奔，特地給外甥取一個名字叫“鎮東”，是鎮服東洋鬼子的意思。可是，這樣含義非常明白的愛國思想，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卻被叱之為“惡毒攻擊”因為他們把“東”字曲解為東方，即中國。娘舅外甥為此受到冤屈，外甥不得不把原來的“鎮東”改為現在的“正東”。先生講完這段新鮮故事，沉痛地嘆了一口氣說：“唉，真是愛國也有罪呀!”
我想補充幾句。據我所知，鎮東改名並非為此，而是因為鎮東姓蔣，叫蔣鎮東。如果把“東”字理解為一位偉大領導人的名字，再把“蔣”字引申一下，於是就會出現某某人鎮壓某某人，那還了得!明明胡先生也是對我這樣講的。但如今發現他文中換了一個說法，那要不是編輯改的，就是他自己換了一種寫法。胡先生的文章寫於1979年，陽光還遠遠沒有如今這麽燦爛。在“陰，有時有小雨”的時節，把這故事修改一下，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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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氣相投五十春，一朝傳訛罪吾身。
臨風遙哭先生歿，難雪此冤百世存。
爸爸骨灰安放時，錢先生心中已略釋然，便參加了。
在那段時間裏，出於保護爸爸的人身安全，寶姐、華瞻哥和我，三人曾到三樓小房間裏討論：如何製止爸爸給人們畫畫。討論結果，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取去他的筆硯，使他無法再寫再畫。他們叫我去執行此事。爸爸起初對此沒有意見，但到了第三天，他已按捺不住不寫不畫閑坐著的難受，焦躁地對我說：
“一吟，你拿走了我的筆硯，比挖了我的心肝還痛苦，趕快還我吧!我不寫不畫就是。讓我臨臨字帖吧!”
我聽了很內疚，馬上還給了他，也沒向兩個共同商量的人請示。
是的，爸爸是個閑不住的人。在這暗無天日的環境中，難道連寫寫畫畫也沒有權利了嗎?此後他確實隻是用毛筆臨臨帖而已。
人們對於“文革”實在已很厭倦。誰願意一天到晚生活在鬥爭中呢。人民大眾所
喜愛的畢竟是真、善、美!據說這次“黑畫展”的觀眾，除了極少數人蒙在鼓裏以外，絕大多數是來欣賞名畫家的名作。在那遍地硝煙、到處批鬥的境遇中，難得有一次名畫家的展覽啊!
少小離家老大迴
爸爸大概自己覺得健康情況越來越差，所以又動了迴故鄉看妹妹的念頭。那時我們的健康知識實在太欠缺，甚至連“健康”二字都不敢提。記得朱幼蘭先生曾經送我一張《健康第一》的橫幅書法，我竟嚇了一跳：這種橫幅怎能公開地掛到牆上!造反派見了會說：怎麽可以把健康放在第一!應該是把毛澤東思想、讀毛主席的書放在第一啊!
爸爸長期坐在桌前，別說外出了，連房間裏也不大走動，對健康肯定是不利的。癌症的病魔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侵襲他，但1975年迴鄉時，癌症肯定已有發展。可憐的爸爸，我怎麽全然沒有察覺啊，以為你隻是年老體弱。那一年，爸爸虛齡78歲。我現在已將跨進80歲，還在忙這忙那，天天出去走動。我對健康的無知貽害了爸爸，我們應該堅持讓他按時拍片檢查的。現在想來，真是遺恨無窮!
這迴陪同前往故鄉的仍是胡治均先生。而且他又寫下了一篇《石門灣憶遊———侍豐子愷老師遊故鄉》，給我寫這本書幫了大忙。爸爸最後的兩次出行，都有仗於胡先生的得力陪同。先姐這次雖然也同行，但她身體較弱，不能當主力軍。同行的還有兩個小姑娘：她女兒阿春和我女兒小明，一群人浩浩蕩蕩出發。胡先生文中說：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清晨，我們從上海搭滬杭火車，向浙江長安站出發。……一行五人中，老中少三代人，談談聊聊，三小時的車廂生活，也很歡樂。先生愛飲酒，我們考慮到在火車上的方便，同時為了不致引人注意，把酒事先裝在藥水瓶裏，要喝的時候，隻需從瓶裏一口口往嘴裏送，也用不著杯子。先生就這樣安逸地在車座上享受著旅途的樂趣。先生這種飲酒似吃藥的動作，不知從什麽時候，被鄰座旅客發覺了，他們交頭接耳，不斷發出驚奇的微笑和輕聲的議論。他們懷疑：“這位老公公得的是什麽病呀!吃的是什麽藥呢?從來沒有見過有這樣不停地服藥，而且藥量又是那麽重，二百五十克的藥水快要喝完了。”他們不斷地把眼光掃向先生，掃向我們同行的人，想在我們的麵部表情中找出答案。可是我們沒有告訴他們這個秘密。大藥量的老公公隻報以親切的微笑，頻頻向他們點頭，直到我們在長安站下車，與他們分手的時候，這些好奇的暫時同路人，還沒有弄清楚究竟是怎麽一迴事。
“到達長安站，從石門灣開來的小汽船，已經在等著我們。專程來接的有先生的外甥蔣正東、堂侄兒豐坤益，以及其他親友共六七人。從長安站到船碼頭的這段路程，沒有任何代步，隻得由兩個人攙扶先生行走。我們發現先生的腳力已非常差，他走一會就要停下來歇一歇，我們就請他在人家門前的階沿上坐下來，有時就索性坐在路旁的石塊上。這樣走走坐坐，到船埠的二百多公尺距離，差不多休息了四五次。這位老人，在“四害”橫行前，曾健步登臨過井岡山革命聖跡，攀登過黃山天都峰。想不到被摧殘之後，會留下這麽嚴重的後果。我隻是想著暗暗難過，其他同行的人，都麵麵相覷，同樣是難過，卻說不出話來。倒是先生自己打破了這一沉默。他說：“不要緊，慢慢走，總會走到的。”他那堅強的自信心，樂觀的精神，依然是那麽充沛，使我永遠不會忘記。
在正東的妥帖布置下，我們在船艙裏安頓下來。船艙小而不擠，粗而整潔，盡可自由自在地坐起。船中又有小桌矮椅，可放酒擺茶。先生一邊悠閑地飲酒，一邊指著坐在船尾上的蔣正東，講出有關他的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來。
正東本來的名字叫“鎮東”，是先生的嫡親外甥，也是這次招待我們的主人。他是個道道地地的貧下中農。鎮東的母親是先生的妹妹，就是《緣緣堂隨筆》中提到的雪雪。抗日戰爭爆發，先生倉促離開石門灣後，正是從鎮東的家鄉南聖浜開始，從此輾轉流徙內地。那時正東還是個沒取名的孩子。先生在離開南聖浜時，為了表達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了紀念這次離鄉出奔，特地給外甥取一個名字叫“鎮東”，是鎮服東洋鬼子的意思。可是，這樣含義非常明白的愛國思想，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卻被叱之為“惡毒攻擊”因為他們把“東”字曲解為東方，即中國。娘舅外甥為此受到冤屈，外甥不得不把原來的“鎮東”改為現在的“正東”。先生講完這段新鮮故事，沉痛地嘆了一口氣說：“唉，真是愛國也有罪呀!”
我想補充幾句。據我所知，鎮東改名並非為此，而是因為鎮東姓蔣，叫蔣鎮東。如果把“東”字理解為一位偉大領導人的名字，再把“蔣”字引申一下，於是就會出現某某人鎮壓某某人，那還了得!明明胡先生也是對我這樣講的。但如今發現他文中換了一個說法，那要不是編輯改的，就是他自己換了一種寫法。胡先生的文章寫於1979年，陽光還遠遠沒有如今這麽燦爛。在“陰，有時有小雨”的時節，把這故事修改一下，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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