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生畫集》第六集是廣洽法師於1978年帶到新加坡去出版的。
那時爸爸已經去世，但朱幼蘭先生還健在。法師1978年迴國觀光時我夫婦到廣州去接他。法師看到我後第一句話就問：“你爸爸的第六集《護生畫集》完成了沒有?”我告訴他“完成了”。他很高興。一到上海，在機場接他的朱幼蘭先生就和他談了詳細情況。記得當時籌劃如何把這一集原稿帶出去，煞費苦心。廣洽法師決定隨身帶。他說佛會保佑的;我相信弘公在天之靈也會保佑的。爸爸和朱先生冒了這麽大的風險完成這項大事，難道出境這一關還會出事嗎?是一位法師帶一套保護生命的書畫冊，又不是尋常人帶毒品囉!
1978年10月12日，《護生畫集》第六集的原稿果然安然帶到了新加坡。這件大事圓滿了，法師比什麽都高興。他把從第一集到第六集全部原稿都交給香港的時代圖書有限公司，於1979年10月順利出版。
這套《護生畫集》從1929年出版第一集，到1979年出版第六集，整整半個世紀!在爸爸的生涯中，這是最偉大的“工程”!從第一集的50幅，第二集的60幅……一直到第六集的100幅，總共450幅護生畫，450篇護生文字，由弘一大師、爸爸、葉恭綽、朱幼蘭、虞愚四位書寫合力完成(弘公書寫第一第二集，葉恭綽先生書寫第三集，虞愚先生書寫第五集，朱幼蘭先生書寫第四第六集)，如此洋洋大觀，世所罕見!而廣洽法師把它付印，讓廣大讀者都能見到這部巨著，真是功不可沒!
這部書初次發行時，是贈閱的非賣品，印書的款子全部由新加坡善男信女(廣洽法師的弟子們)捐贈。捐印者在這件事上也有一份功德。佛教的贈閱品大都是“歡迎翻印”的。所以後來海外各地紛紛翻印，其數量之多，不可勝數。1993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有書號的正式出售的版本。從此，各種有書號的版本、選集絡繹問世。
2005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一冊的新版本。這版本的特色是後四集的文字改由平湖書法家許士中用弘公的字體書寫。這樣一來，雖然失去了葉、虞、朱三位的書法特色，改變了數十年來看慣的版本，但從形式上得到了近似的風格。今後不妨兩種版本並存。福建莆田廣化寺於1996年翻印的《護生畫集》全集，也是六集並一冊的。版本為32開橫排，每頁一對字畫。最有意義的是每集後麵加一附錄，把手寫的書法部分譯成鉛字。這一舉措功不可沒。因為書法中有很多繁體字、古體字和草體字，一概譯成簡體鉛字，就可使更廣大的讀者都能看懂。這一“翻譯”絕非易事，實在值得感謝。我們在提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護生畫集》時，就建議採用這現成的譯文(校對後稍加修改)。
《護生畫集》自1929年創作完成至今，已將近80年，而且還會延續下去，直到永遠!
爸爸在養病五年期間寫了《紅樓雜詠》，翻譯了《竹取》、《落窪》、《伊勢》三物語，畫了《敝帚自珍》四套，創作了《續筆》33篇，翻譯了《大乘起信論新釋》，重譯了《旅宿》，此外，還臨摹他喜歡的字帖索靖《月儀》，還把童年時代唱過的歌曲憑記憶一一抄錄下來……而最有意義最重要的還是提前完成了弘公囑託的《護生畫集》這部巨著!
捲土重來
1974年的某一天，錢君匋先生來訪，手持一本尺頁，說是有人要我父親也在這上麵畫一幅。爸爸當場就在冊子上畫了一幅《賣花人去路還香》，交還了錢先生。豈料這件事闖了禍，使爸爸在養病期間又得重新接受批判。
不過，話得說迴來。其實即使沒有這件事，等待著他的命運也是同樣的。因為那時政治形勢有變，“四人幫”借批“大儒”為名攻擊周總理。於是一個霹靂天下響，下麵的人馬上跟進，全國都展開了“批林(彪)批孔(子)”運動。上海還舉辦了“黑畫展”。
我們對政治一向反應遲鈍，不知道矛頭是指向周總理。素來敬仰周總理的爸爸在1974年3月6日給新枚的信中還很得意，說他應畫院要求，寫了一張大字報。他說：“上海正在“批孔”高潮。我也寫了一張大字報，去畫院張貼。我寫了小字，他們代我寫成大字報，說是省我勞力。照顧可謂周到。”
我們起先以為，爸爸居然也被受命寫大字報，那不是把他也看作“革命群眾”了嗎!居然也暗自欣喜。誰又知道那是在批我們敬愛的周總理!
就在這封信裏，爸爸還說：
求索字畫者甚多。但我多寫字，少作畫，寫字用魯迅詩，畫總是《東風浩蕩，扶搖直上》(兒童放紙鷂)，或者《種瓜得瓜》。上海書法展覽會中展出了我的字，於是我的書名大噪，求畫者少，求字者多，我很高興。畢竟寫字少麻煩。
豈料不久之後，就接到通知，要他去畫院接受批判。事隔約兩個月以後，爸爸於1974年7月11日寫給新枚的信中說：
來信語重心長，我很感動。此次為鞏固“文革”成果，上海又開批判會，受批判的四人，我在其內。原因是我自己不好，畫了一幅不好的畫給人，其人交出去，被畫院領導看到了，因此要去受批判。但很照顧，叫車子送我迴來(上海現在三輪車絕少，三輪卡也少)。第一次在畫院，不過一小時，一些人提出問題，要我迴答，我當然都認錯，就沒事。送我迴來，外加叫一個小青年騎腳踏車送來，恐防我走不上樓。第二次在天蟾舞台，那是聽報告，不要我迴答，不過報告中提到我的畫。這次南穎陪我去，他們叫三輪卡送我迴來。事過兩月，我的工資照舊一百二十元，“內部矛盾”的身份也不改，你可放心。自今以後，我一定小心，足不出戶，墨也不出戶。真不得已，同阿姐等商量過行事。
所謂在天蟾舞台“聽報告”，是爸爸怕新枚擔心，特地寫成“聽報告”。其實就是對包括他在內的幾個畫家(劉海粟、程十發等)開批判會，隻是沒讓他們上台而已。據說這次爸爸入場時，與會觀眾紛紛轉身觀看，他們是想一睹這飽受苦難的大畫家的風采啊。
這次批判的內容，其中一幅畫正是《賣花人去路還香》。看來這本尺頁已落到了造反派手裏。他們把“賣花人去”說成“賣畫人去”。於是大做文章，說豐子愷被打倒了還說自己香，他還在放毒!此外還加了另外的畫如《滿山紅葉女郎樵》，說這幅畫是誣衊“三麵紅旗”落地。後來出版界開批判會時也提到這幅畫。我心中納罕。一看以後，才明白那幅畫中從樹上落下來的紅葉正好是三片。
爸爸在1974年4月24日寫給新枚的信中就提到過這幅畫受批的事：
有一工廠中，貼一張大字報，說我的《滿山紅葉女郎樵》是諷刺。紅是紅中國，樵取紅葉，即反對紅中國。然而沒有反響。見者一笑置之。由此，我提高警惕，以後不再畫此畫，即使畫，要改為《滿山黃葉女郎樵》。
一幅《滿山紅葉女郎樵》，竟有種種解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有時想想，上頭定下調子來要批判幾個人作為政治上的陪襯，在上海，爸爸作為美協主席、畫院院長，總是逃不了的。雖然可批的內容已經批過好幾迴，但誰讓爸爸一生畫那麽多畫，隨便再找一幅，就可以從豆腐裏尋骨頭。其實造反派們心中可能也在竊笑。大家都在做戲，應付上頭的需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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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爸爸已經去世，但朱幼蘭先生還健在。法師1978年迴國觀光時我夫婦到廣州去接他。法師看到我後第一句話就問：“你爸爸的第六集《護生畫集》完成了沒有?”我告訴他“完成了”。他很高興。一到上海，在機場接他的朱幼蘭先生就和他談了詳細情況。記得當時籌劃如何把這一集原稿帶出去，煞費苦心。廣洽法師決定隨身帶。他說佛會保佑的;我相信弘公在天之靈也會保佑的。爸爸和朱先生冒了這麽大的風險完成這項大事，難道出境這一關還會出事嗎?是一位法師帶一套保護生命的書畫冊，又不是尋常人帶毒品囉!
1978年10月12日，《護生畫集》第六集的原稿果然安然帶到了新加坡。這件大事圓滿了，法師比什麽都高興。他把從第一集到第六集全部原稿都交給香港的時代圖書有限公司，於1979年10月順利出版。
這套《護生畫集》從1929年出版第一集，到1979年出版第六集，整整半個世紀!在爸爸的生涯中，這是最偉大的“工程”!從第一集的50幅，第二集的60幅……一直到第六集的100幅，總共450幅護生畫，450篇護生文字，由弘一大師、爸爸、葉恭綽、朱幼蘭、虞愚四位書寫合力完成(弘公書寫第一第二集，葉恭綽先生書寫第三集，虞愚先生書寫第五集，朱幼蘭先生書寫第四第六集)，如此洋洋大觀，世所罕見!而廣洽法師把它付印，讓廣大讀者都能見到這部巨著，真是功不可沒!
這部書初次發行時，是贈閱的非賣品，印書的款子全部由新加坡善男信女(廣洽法師的弟子們)捐贈。捐印者在這件事上也有一份功德。佛教的贈閱品大都是“歡迎翻印”的。所以後來海外各地紛紛翻印，其數量之多，不可勝數。1993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有書號的正式出售的版本。從此，各種有書號的版本、選集絡繹問世。
2005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一冊的新版本。這版本的特色是後四集的文字改由平湖書法家許士中用弘公的字體書寫。這樣一來，雖然失去了葉、虞、朱三位的書法特色，改變了數十年來看慣的版本，但從形式上得到了近似的風格。今後不妨兩種版本並存。福建莆田廣化寺於1996年翻印的《護生畫集》全集，也是六集並一冊的。版本為32開橫排，每頁一對字畫。最有意義的是每集後麵加一附錄，把手寫的書法部分譯成鉛字。這一舉措功不可沒。因為書法中有很多繁體字、古體字和草體字，一概譯成簡體鉛字，就可使更廣大的讀者都能看懂。這一“翻譯”絕非易事，實在值得感謝。我們在提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護生畫集》時，就建議採用這現成的譯文(校對後稍加修改)。
《護生畫集》自1929年創作完成至今，已將近80年，而且還會延續下去，直到永遠!
爸爸在養病五年期間寫了《紅樓雜詠》，翻譯了《竹取》、《落窪》、《伊勢》三物語，畫了《敝帚自珍》四套，創作了《續筆》33篇，翻譯了《大乘起信論新釋》，重譯了《旅宿》，此外，還臨摹他喜歡的字帖索靖《月儀》，還把童年時代唱過的歌曲憑記憶一一抄錄下來……而最有意義最重要的還是提前完成了弘公囑託的《護生畫集》這部巨著!
捲土重來
1974年的某一天，錢君匋先生來訪，手持一本尺頁，說是有人要我父親也在這上麵畫一幅。爸爸當場就在冊子上畫了一幅《賣花人去路還香》，交還了錢先生。豈料這件事闖了禍，使爸爸在養病期間又得重新接受批判。
不過，話得說迴來。其實即使沒有這件事，等待著他的命運也是同樣的。因為那時政治形勢有變，“四人幫”借批“大儒”為名攻擊周總理。於是一個霹靂天下響，下麵的人馬上跟進，全國都展開了“批林(彪)批孔(子)”運動。上海還舉辦了“黑畫展”。
我們對政治一向反應遲鈍，不知道矛頭是指向周總理。素來敬仰周總理的爸爸在1974年3月6日給新枚的信中還很得意，說他應畫院要求，寫了一張大字報。他說：“上海正在“批孔”高潮。我也寫了一張大字報，去畫院張貼。我寫了小字，他們代我寫成大字報，說是省我勞力。照顧可謂周到。”
我們起先以為，爸爸居然也被受命寫大字報，那不是把他也看作“革命群眾”了嗎!居然也暗自欣喜。誰又知道那是在批我們敬愛的周總理!
就在這封信裏，爸爸還說：
求索字畫者甚多。但我多寫字，少作畫，寫字用魯迅詩，畫總是《東風浩蕩，扶搖直上》(兒童放紙鷂)，或者《種瓜得瓜》。上海書法展覽會中展出了我的字，於是我的書名大噪，求畫者少，求字者多，我很高興。畢竟寫字少麻煩。
豈料不久之後，就接到通知，要他去畫院接受批判。事隔約兩個月以後，爸爸於1974年7月11日寫給新枚的信中說：
來信語重心長，我很感動。此次為鞏固“文革”成果，上海又開批判會，受批判的四人，我在其內。原因是我自己不好，畫了一幅不好的畫給人，其人交出去，被畫院領導看到了，因此要去受批判。但很照顧，叫車子送我迴來(上海現在三輪車絕少，三輪卡也少)。第一次在畫院，不過一小時，一些人提出問題，要我迴答，我當然都認錯，就沒事。送我迴來，外加叫一個小青年騎腳踏車送來，恐防我走不上樓。第二次在天蟾舞台，那是聽報告，不要我迴答，不過報告中提到我的畫。這次南穎陪我去，他們叫三輪卡送我迴來。事過兩月，我的工資照舊一百二十元，“內部矛盾”的身份也不改，你可放心。自今以後，我一定小心，足不出戶，墨也不出戶。真不得已，同阿姐等商量過行事。
所謂在天蟾舞台“聽報告”，是爸爸怕新枚擔心，特地寫成“聽報告”。其實就是對包括他在內的幾個畫家(劉海粟、程十發等)開批判會，隻是沒讓他們上台而已。據說這次爸爸入場時，與會觀眾紛紛轉身觀看，他們是想一睹這飽受苦難的大畫家的風采啊。
這次批判的內容，其中一幅畫正是《賣花人去路還香》。看來這本尺頁已落到了造反派手裏。他們把“賣花人去”說成“賣畫人去”。於是大做文章，說豐子愷被打倒了還說自己香，他還在放毒!此外還加了另外的畫如《滿山紅葉女郎樵》，說這幅畫是誣衊“三麵紅旗”落地。後來出版界開批判會時也提到這幅畫。我心中納罕。一看以後，才明白那幅畫中從樹上落下來的紅葉正好是三片。
爸爸在1974年4月24日寫給新枚的信中就提到過這幅畫受批的事：
有一工廠中，貼一張大字報，說我的《滿山紅葉女郎樵》是諷刺。紅是紅中國，樵取紅葉，即反對紅中國。然而沒有反響。見者一笑置之。由此，我提高警惕，以後不再畫此畫，即使畫，要改為《滿山黃葉女郎樵》。
一幅《滿山紅葉女郎樵》，竟有種種解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有時想想，上頭定下調子來要批判幾個人作為政治上的陪襯，在上海，爸爸作為美協主席、畫院院長，總是逃不了的。雖然可批的內容已經批過好幾迴，但誰讓爸爸一生畫那麽多畫，隨便再找一幅，就可以從豆腐裏尋骨頭。其實造反派們心中可能也在竊笑。大家都在做戲，應付上頭的需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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