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的最是優惠，共得兩件，一件是先生舊作《一剪梅·清明》，為了紀念這次遊杭，先生特地加跋為記，跋曰：
一九七三年清明時節，偕治均遊杭州，明山秀水，悅目賞心，客窗率錄舊作。子愷
另一件是二尺小聯。聯曰：
寒岩枯木原無想，野館梅花別有春。
我沒能陪爸爸去杭州，隻好引用胡先生的文章。胡先生是學徒出身，全靠自學成才，竟留下了這麽好的一篇文章，補充了爸爸1973年杭州之遊的空白。我真該好好謝謝他。可是到哪裏去謝呢?胡治均先生已於2004年9月18日因患氣管癌離世。終年虛齡84歲。胡先生的母親活到102歲。我們以為胡先生有長壽的遺傳，也會活過100歲。豈料天不假年，說走就走了。人就是這樣聽天擺布的，所以我每天趕著要把這本書在我有生之年寫好，給後人留下一點紀念我父親的資料。
曠世巨著《護生畫集》
從杭州迴來，爸爸又投入了工作。
爸爸在養病期間所做的工作中最難能可貴的，要算畫《護生畫集》第六冊的事了。弘一大師誕生於1880年。爸爸畫護生畫集為他做壽，從弘公50歲開始，每次整壽按年齡數作畫出書。本應在1969年畫成第五冊90幅的，爸爸提早在1965年上半年就完成了。寄給廣洽法師後，法師馬上交香港商務印書館於同年9月出版。此次出版不僅第五冊，連同前麵的一、二、三、四冊也一起出版了，而且都是根據手跡印出，不是從以前出版的書翻印的。第四冊的手跡1960年完成寄廣洽法師於次年年初出版後，原稿手跡本來就在法師處。而前麵三集的原稿如何也都集中到了法師手上呢?其中有個奇蹟。法師在1965年仲夏所寫的《“護生畫集”五集合刊附言》中，曾把這個奇蹟交待了一番。
《護生畫集》原是非賣品，歡迎翻印的。第一集1929年由開明書店出版後，佛學書局、中國保護動物會、大法輪書局都發行過。第三集1949年爸爸從香港帶迴後就交大法輪書局出版，這兩集的原稿都由書局的主人蘇慧純保存著，但第一集隻有文稿，缺了畫稿。第二集也是由開明書店出版，佛學書局和大法輪書局發行過的，但原稿(無論文稿或畫稿)，都已遺失。奇蹟就在這時出現了。
爸爸的一位私淑弟子，名朱南田(1918—1988)，當時是釀造七廠總務股幹部。業餘愛好書畫，又擅長詩詞。他十分愛好我爸爸的作品。1960年，爸爸就任畫院院長的消息在報上公布後，勾起了他二十多年來渴慕之忱，就通過畫院轉信得識了我爸爸。以後幾乎每周日上午都來訪問。有一迴，朱南田先生講了一件得意的事給我爸爸聽。我現在把朱先生於1985年7月用小楷寫成送給我的一篇長文《我與子愷師的因緣》中有關此事的一段文字引用如下：
解放後，我偶在廣東路古玩商店看到李、豐兩先生合作的《續護生畫集》手跡，出自敬慕，決心購下珍藏。這份手跡書畫共六十頁。索價一百六十元，後以九十六元成交。我手頭拮據，先付二十元定金，而迴家籌措未竟，隻得賣去家具三人沙發椅一張，才勉成其事。我就此寫了五絕一首：
未識豐師麵，先聯翰墨緣。護生心惻惻，祝壽意拳拳。
畫筆精而約，書風靜若禪。沽資何處著，鬻椅湊囊錢。
沒有想到日後為我與豐師在情誼上增添了一段佳話。
朱南田先生講了這件事，爸爸聽後十分興奮，那時《護生畫集》已在新加坡出版第四冊(文字部分由朱幼蘭先生書寫)，正愁前三冊原稿分散遺失。他便於1964年把覓得第二冊原稿之事寫信告訴廣洽法師，信中說：
朱南田先生去年曾攜原稿來與弟看，蘇居士亦來看，共慶四冊護生原稿全部在世，皆大歡喜。弟曾私下打算：最好將一二三都買得，送弟尊處，與第四一同保存在彌陀學校。但不曾出口。因一則朱甚寶愛，不知肯讓否，二則蘇居士是否肯讓，亦不可知。來信有欲得之意，則不妨開口徵求意見。此乃宏法之物，非私人財產可比。求其集中穩妥，勿東分西散，以便永久保存，正是好道之心，非謀利也。倘尊意欲收集，弟當為交涉。
此信末尾，爸爸又補寫了幾行：
補告：朱南田言，第二原稿原由嘉興範古農居士之親戚某保存，後其人死，子侄作廢紙賣與舊貨攤，幸為彼所得。可見私人保藏之不可靠。弟迴思畫第二後，即逃難(抗戰)。此原稿在上海，不知緣何流入嘉興。
爸爸說的舊貨攤，其實就是廣東路古玩商店。後來廣洽法師來信一定要爸爸設法買得一二三集原稿，並表示願向朱、蘇兩位居士致謝。爸爸向二位情商，蒙他們慨然同意捐贈。爸爸自己又補畫了第一集的畫稿。這樣一來，三集都完整了。於是全部寄新加坡交廣洽法師保存在他創辦的彌陀學校內。
這件事，實在是種種因緣的湊合。試想：如果第二集沒有到朱南田先生手裏，如果朱南田先生沒有認識我父親，如果蘇慧純居士那裏缺少的不是畫稿而是弘公寫文字的文稿，《護生畫集》頭三集就永遠無法團圓了。廣洽法師感謝“佛力加被”，我卻認為弘公在天之靈在暗中保佑著，促使這一浩大的“工程”圓滿完成。
弘公保佑的還不止這件事。《護生畫集》第五集原來應該在1970年出版的，爸爸卻提早在1965年(“文革”前一年!)上半年就畫好，請廈門籍書法家(當時在北京工作)、因明學家虞愚先生寫了文字部分，寄交廣洽法師於同年9月就出版了。如果晚了一年，“文革”一聲炮響，爸爸便忙於應付批鬥，怎麽可能完成這第四冊呢!
但更稀奇的事還在第六冊。想必又是弘公在冥冥之中示意他的忠實的弟子：“餘年無多!”爸爸毅然決然地在1973年(逝世前兩年!)籌劃起第六集的材料來。
“文革”前幾乎定期來我家的幾位常客，自爸爸病休後漸漸地恢複來探望他。朱幼蘭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位。關於第六冊的情況，他知道得很清楚。1986年1月他在《大成》雜誌上發表了《豐子愷和他的護生畫集》一文。其中關於第六集的情況介紹如下：
十年動亂，一場浩劫，豐先生受到衝擊，《護生畫集》成為批判材料。然而，先生畢竟學佛有得，臨危不懼，仍然以護生畫第六集夙願為念，遂於一九七三年毅然決然籌劃第六集，以圓滿其功德。但在“文革”動亂中，有關書籍損失殆盡，缺乏畫材，先生於此頗費躊躇。一天，他與我談及籌劃護生六集事，命我搜集可供參考的書籍。我迴家在塵封的舊書中找到《動物鑒》一冊送去，先生翻閱後笑曰：此書材料豐富，有此參考，畫材不愁了。先生篝火中宵，認真選材構思，雞未鳴即起床，孜孜不倦地作畫，不久百幅護生畫圓滿告成了。他將畫稿給我看時，低聲對我說：“繪《護生畫集》是擔著很大風險的，為報師恩，為踐前約，也就在所不計了!”並說：“此集題詞，本想煩你，因為風險太大了，還是等來日再說吧。”我聽後，深感先生的為人，時時想到別人的安全，唯獨不考慮自己的安全。我在先生為法輕身精神的感動下，就毛遂自薦說，我是佛門弟子，為宏法利生，也願擔此風險，樂於題詞。先生見我至誠，也不固拒，於是護生第六集的書畫，在艱難中提前於一九七三年完成定稿了。越二年，先生西逝，在安詳舍報之前，以護生畫六集的夙願，前後經過五十年左右，終於圓滿完成為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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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清明時節，偕治均遊杭州，明山秀水，悅目賞心，客窗率錄舊作。子愷
另一件是二尺小聯。聯曰：
寒岩枯木原無想，野館梅花別有春。
我沒能陪爸爸去杭州，隻好引用胡先生的文章。胡先生是學徒出身，全靠自學成才，竟留下了這麽好的一篇文章，補充了爸爸1973年杭州之遊的空白。我真該好好謝謝他。可是到哪裏去謝呢?胡治均先生已於2004年9月18日因患氣管癌離世。終年虛齡84歲。胡先生的母親活到102歲。我們以為胡先生有長壽的遺傳，也會活過100歲。豈料天不假年，說走就走了。人就是這樣聽天擺布的，所以我每天趕著要把這本書在我有生之年寫好，給後人留下一點紀念我父親的資料。
曠世巨著《護生畫集》
從杭州迴來，爸爸又投入了工作。
爸爸在養病期間所做的工作中最難能可貴的，要算畫《護生畫集》第六冊的事了。弘一大師誕生於1880年。爸爸畫護生畫集為他做壽，從弘公50歲開始，每次整壽按年齡數作畫出書。本應在1969年畫成第五冊90幅的，爸爸提早在1965年上半年就完成了。寄給廣洽法師後，法師馬上交香港商務印書館於同年9月出版。此次出版不僅第五冊，連同前麵的一、二、三、四冊也一起出版了，而且都是根據手跡印出，不是從以前出版的書翻印的。第四冊的手跡1960年完成寄廣洽法師於次年年初出版後，原稿手跡本來就在法師處。而前麵三集的原稿如何也都集中到了法師手上呢?其中有個奇蹟。法師在1965年仲夏所寫的《“護生畫集”五集合刊附言》中，曾把這個奇蹟交待了一番。
《護生畫集》原是非賣品，歡迎翻印的。第一集1929年由開明書店出版後，佛學書局、中國保護動物會、大法輪書局都發行過。第三集1949年爸爸從香港帶迴後就交大法輪書局出版，這兩集的原稿都由書局的主人蘇慧純保存著，但第一集隻有文稿，缺了畫稿。第二集也是由開明書店出版，佛學書局和大法輪書局發行過的，但原稿(無論文稿或畫稿)，都已遺失。奇蹟就在這時出現了。
爸爸的一位私淑弟子，名朱南田(1918—1988)，當時是釀造七廠總務股幹部。業餘愛好書畫，又擅長詩詞。他十分愛好我爸爸的作品。1960年，爸爸就任畫院院長的消息在報上公布後，勾起了他二十多年來渴慕之忱，就通過畫院轉信得識了我爸爸。以後幾乎每周日上午都來訪問。有一迴，朱南田先生講了一件得意的事給我爸爸聽。我現在把朱先生於1985年7月用小楷寫成送給我的一篇長文《我與子愷師的因緣》中有關此事的一段文字引用如下：
解放後，我偶在廣東路古玩商店看到李、豐兩先生合作的《續護生畫集》手跡，出自敬慕，決心購下珍藏。這份手跡書畫共六十頁。索價一百六十元，後以九十六元成交。我手頭拮據，先付二十元定金，而迴家籌措未竟，隻得賣去家具三人沙發椅一張，才勉成其事。我就此寫了五絕一首：
未識豐師麵，先聯翰墨緣。護生心惻惻，祝壽意拳拳。
畫筆精而約，書風靜若禪。沽資何處著，鬻椅湊囊錢。
沒有想到日後為我與豐師在情誼上增添了一段佳話。
朱南田先生講了這件事，爸爸聽後十分興奮，那時《護生畫集》已在新加坡出版第四冊(文字部分由朱幼蘭先生書寫)，正愁前三冊原稿分散遺失。他便於1964年把覓得第二冊原稿之事寫信告訴廣洽法師，信中說：
朱南田先生去年曾攜原稿來與弟看，蘇居士亦來看，共慶四冊護生原稿全部在世，皆大歡喜。弟曾私下打算：最好將一二三都買得，送弟尊處，與第四一同保存在彌陀學校。但不曾出口。因一則朱甚寶愛，不知肯讓否，二則蘇居士是否肯讓，亦不可知。來信有欲得之意，則不妨開口徵求意見。此乃宏法之物，非私人財產可比。求其集中穩妥，勿東分西散，以便永久保存，正是好道之心，非謀利也。倘尊意欲收集，弟當為交涉。
此信末尾，爸爸又補寫了幾行：
補告：朱南田言，第二原稿原由嘉興範古農居士之親戚某保存，後其人死，子侄作廢紙賣與舊貨攤，幸為彼所得。可見私人保藏之不可靠。弟迴思畫第二後，即逃難(抗戰)。此原稿在上海，不知緣何流入嘉興。
爸爸說的舊貨攤，其實就是廣東路古玩商店。後來廣洽法師來信一定要爸爸設法買得一二三集原稿，並表示願向朱、蘇兩位居士致謝。爸爸向二位情商，蒙他們慨然同意捐贈。爸爸自己又補畫了第一集的畫稿。這樣一來，三集都完整了。於是全部寄新加坡交廣洽法師保存在他創辦的彌陀學校內。
這件事，實在是種種因緣的湊合。試想：如果第二集沒有到朱南田先生手裏，如果朱南田先生沒有認識我父親，如果蘇慧純居士那裏缺少的不是畫稿而是弘公寫文字的文稿，《護生畫集》頭三集就永遠無法團圓了。廣洽法師感謝“佛力加被”，我卻認為弘公在天之靈在暗中保佑著，促使這一浩大的“工程”圓滿完成。
弘公保佑的還不止這件事。《護生畫集》第五集原來應該在1970年出版的，爸爸卻提早在1965年(“文革”前一年!)上半年就畫好，請廈門籍書法家(當時在北京工作)、因明學家虞愚先生寫了文字部分，寄交廣洽法師於同年9月就出版了。如果晚了一年，“文革”一聲炮響，爸爸便忙於應付批鬥，怎麽可能完成這第四冊呢!
但更稀奇的事還在第六冊。想必又是弘公在冥冥之中示意他的忠實的弟子：“餘年無多!”爸爸毅然決然地在1973年(逝世前兩年!)籌劃起第六集的材料來。
“文革”前幾乎定期來我家的幾位常客，自爸爸病休後漸漸地恢複來探望他。朱幼蘭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位。關於第六冊的情況，他知道得很清楚。1986年1月他在《大成》雜誌上發表了《豐子愷和他的護生畫集》一文。其中關於第六集的情況介紹如下：
十年動亂，一場浩劫，豐先生受到衝擊，《護生畫集》成為批判材料。然而，先生畢竟學佛有得，臨危不懼，仍然以護生畫第六集夙願為念，遂於一九七三年毅然決然籌劃第六集，以圓滿其功德。但在“文革”動亂中，有關書籍損失殆盡，缺乏畫材，先生於此頗費躊躇。一天，他與我談及籌劃護生六集事，命我搜集可供參考的書籍。我迴家在塵封的舊書中找到《動物鑒》一冊送去，先生翻閱後笑曰：此書材料豐富，有此參考，畫材不愁了。先生篝火中宵，認真選材構思，雞未鳴即起床，孜孜不倦地作畫，不久百幅護生畫圓滿告成了。他將畫稿給我看時，低聲對我說：“繪《護生畫集》是擔著很大風險的，為報師恩，為踐前約，也就在所不計了!”並說：“此集題詞，本想煩你，因為風險太大了，還是等來日再說吧。”我聽後，深感先生的為人，時時想到別人的安全，唯獨不考慮自己的安全。我在先生為法輕身精神的感動下，就毛遂自薦說，我是佛門弟子，為宏法利生，也願擔此風險，樂於題詞。先生見我至誠，也不固拒，於是護生第六集的書畫，在艱難中提前於一九七三年完成定稿了。越二年，先生西逝，在安詳舍報之前，以護生畫六集的夙願，前後經過五十年左右，終於圓滿完成為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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