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師生二人遊了城隍山。上城隍山的一節，還是讓我們直接看看胡先生的迴憶文吧：
久聞“立馬吳山第一峰”的城隍山，聽說如今已能以汽車代步上山了。我雖多次到過杭州，卻從未登過此山。據豐先生告訴我，過去城隍山上庵、廟、觀、祠，鱗次櫛比，星相醫卜，百耍雜陳，是一個雅俗共賞的去處。先生知道我沒有去過，欣然助興，說是解放幾十年來，自己也未曾上去過，於是我們決定上吳山。
3月28日晨，我們在工人路後麵車場上，叫了一輛三輪汽車。司機是位熱心而健談的人。車開動不久，就和我們交談了：“兩位是上海來的嗎?”我迴答：“是的。”“這位老爹爹是教授，是藝術家芽選”司機操著帶紹興音的杭州官話，似有八成把握地說。
豐先生和我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問，感到一驚。自忖未到城隍山，先碰到“相麵司機”了，杭州畢竟“人傑地靈”。再一想，相麵先生也得先對準你的麵孔看一看，然後再發表議論，然而我們的這位“相麵司機”連頭也沒有迴過一次，已能未相先知，實在驚人。驚訝之餘，總得問個明白：“同誌!你是怎麽知道的呢?”司機仍未迴頭，風趣地說：“我一看就看出來了。”說話時他擺動著頭，抿嘴向前方的反光鏡：“麵容慈祥，不用介紹，看得出是位有修養、有知識的長者。”隨後又補上一句：“我猜對了吧!”“對!”我佩服這位談吐不俗、“善觀氣色”的司機同誌，就毫無保留地把我們的“老爹爹”名字告訴了他。並約略地迴答了類似他所說的一些話。
司機同誌聽了連連說：“豐子愷，老先生，是畫家，知道知道，我還讀過老先生的作品，看過老先生的畫。我說嘛，是好人嘛。老先生挨鬥的事，我們杭州早已知道了。”還緩緩勸慰：“老爹爹千萬不要難過呀!”豐先生報以親切的微笑，並說：“不難過，謝謝你，同誌，你是個好心腸的人呀!”
當車子開到吳山腳下，爬不到十公尺的山坡，忽然不動了。司機同誌用盡力氣，踏足油門，卻無濟於事。他建議：“讓空車開上山去等候，委屈你們步行上山。”我看這山倒是不高，充其量五六十公尺而已。隻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了。我攙住豐先生，沿著盤山公路而上。豈知隻轉一個彎，豐先生已經走不動了，看來已無法“排除萬難”了。先生就近揀了一塊幹淨的山石，坐了下來，揮手叫我一個人上去。這真是乘興而來，掃興而終。早知開不上山，我們也不來了，我也決定不遊。不過，我還得把已經上山去的汽車叫迴來，又得像孫悟空劃圈圈那樣，叮嚀先生不要離開寸步。然後擇短坡，選近路，迅速爬上山頂。不是我誇口，這樣的小山丘，不需十分鍾，一下子就能到達頂峰，可是我們的先生卻寸步難行。年歲不饒人，當然是一個原因。但是，“動亂”給他帶來的摧殘，也顯出了惡果。
司機同誌見我一個人上山，忙問：“老爹爹呢?”聽到情況之後，司機頓時露出內疚形色，“怪我太粗心，我沒想到車上坐一個人也許能開上來。現在我開車下去，一定要把老爹爹接上來。”說著，就跨進汽車，往下開去。不多時，豐先生果然被他接上來了。我敢肯定，這位司機同誌能把豐先生接上山來，準是費了一番感人的口舌才行哩。
此時的城隍山，星相醫卜、庵、廟、觀、祠早已蕩然無存，隻是掃不掉的大自然風光，依然是那麽嫵媚。此處居高臨下，一覽無遺，確也不枉此行。其他的舊址遺蹟，先生也有所指點，但已不甚記憶，倒是那位陌路知己──汽車司機，給了我良好的印象，至今記憶猶新，可惜在我們歸途話別之際，漏了請教他的尊姓大名。迴想起來，是件憾事。卻似：
新朋到處喜相逢，天下何人不識君。
3月29日，爸爸在胡先生的陪同下，居然訪問了一位朋友。我們還是來看看胡先生的記載，更為詳盡生動：
這次遊杭，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豐先生專門關照，不作任何應酬性的交往。他事先告訴甥女軟姐，要她務必遵守。因此在杭期間，並無人訪和訪人之苦。不過有一人倒例外，那就是先生的多年老友、浙江大學教授、當時也“靠邊”在家的鄭曉滄先生。鄭先生曾留學美國，研究教育學，早在抗戰前，豐子愷先生和鄭先生已結成莫逆之交。1938年，豐先生受聘浙大任藝術指導，還是竺可楨校長通過鄭曉滄先生的轉邀的。豐先生和鄭先生作詩贈詞，相互唱和，亦很頻繁。其中有豐子愷先生的《浣溪沙·慰曉滄》：
蒼狗白雲不可憑，水光山色與人親，詩人老去惜餘春;
滿架圖書都解語，一庭風月最關情，誰言寂寞養殘生。
8月29日上午，我們乘公共汽車，來到湖邊少年宮下車，在龍遊路的一座小花園住宅門首，我們撳了電鈴，遲遲來開園門的，是同宅鄰居，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她見我問的是鄭家，表情不甚活絡，生硬地迴說：“鄭家沒有人。”我們管自跨進院子，又說：“請問，鄭家什麽時候有人?”答：“不知道。”再問：“鄭家可能到什麽地方去了?”我們的意思，如果是去買東西，或者在近處，很快就會迴來的，就等一會再說。可是鄰居的迴答，仍是三個字“不知道”。不知怎的，後來倒又有氣無力地補上一句：“說是到西山公園賞牡丹去了。誰知道他們有介好興致。”她對我們如此冷淡，是不是鄭先生也有過什麽“反動學術權威”的“罪名”，因而對鄭先生的客人，也來一個劃清界線呢?實在令人不解。
鑒此，豐先生說：“留張字條，我們走吧!”我在筆記簿上撕下一頁白紙，先生寫了“來訪未晤”的話，我也沒有認真注意，見最後卻寫了“弟今晚迴滬”等語，倒使我愕然，趕緊提醒他：“我們買的火車票是後天的呀!”先生笑笑說：“我曉得，按曉滄的脾氣，如果我寫了後天，他明天能不來迴訪嗎?”我這才恍然大悟。後來，在我們迴到上海不久，豐先生在杭州的親戚朋友，才知豐先生已到過杭州，有的寫信來埋怨豐先生，為何不早點告訴他們。杭州一家很大賓館的一位負責人，就來信說：“先生為什麽不住到我的地方來，我是不怕的。”來信中就有曉滄先生的“責怪”信。兩位老友，此後再也沒有謀麵機會。
3月30日，爸爸在軟姐家又住了一天，次日才迴上海。他在那兒寫了一些字留作紀念。胡先生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
天朗氣清，明窗淨幾，豐先生興致極好，一共寫了八件行書。其中一紙橫批，寫的是豐子愷先生的父親斛泉公《掃墓竹枝詞》，共計224字。行筆流暢，一氣嗬成。字字流麗，筆筆剛健，甚是優美。竹枝詞是滿姑指定的內容，書成之後，老姐弟共同朗讀七十年前父親的作品，雅趣橫生。
為軟姐、維賢兄寫的是一張立軸，一副對聯;我的兩個侄兒，一個叫克祥，剛巧在杭州出差，一個叫建祥，正在浙大讀書，兩人也意外地獲得先生墨寶各一件，高興極了;再有一張橫批，是先生叫我寄給青海的大兒子易強的。我當即在杭州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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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聞“立馬吳山第一峰”的城隍山，聽說如今已能以汽車代步上山了。我雖多次到過杭州，卻從未登過此山。據豐先生告訴我，過去城隍山上庵、廟、觀、祠，鱗次櫛比，星相醫卜，百耍雜陳，是一個雅俗共賞的去處。先生知道我沒有去過，欣然助興，說是解放幾十年來，自己也未曾上去過，於是我們決定上吳山。
3月28日晨，我們在工人路後麵車場上，叫了一輛三輪汽車。司機是位熱心而健談的人。車開動不久，就和我們交談了：“兩位是上海來的嗎?”我迴答：“是的。”“這位老爹爹是教授，是藝術家芽選”司機操著帶紹興音的杭州官話，似有八成把握地說。
豐先生和我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問，感到一驚。自忖未到城隍山，先碰到“相麵司機”了，杭州畢竟“人傑地靈”。再一想，相麵先生也得先對準你的麵孔看一看，然後再發表議論，然而我們的這位“相麵司機”連頭也沒有迴過一次，已能未相先知，實在驚人。驚訝之餘，總得問個明白：“同誌!你是怎麽知道的呢?”司機仍未迴頭，風趣地說：“我一看就看出來了。”說話時他擺動著頭，抿嘴向前方的反光鏡：“麵容慈祥，不用介紹，看得出是位有修養、有知識的長者。”隨後又補上一句：“我猜對了吧!”“對!”我佩服這位談吐不俗、“善觀氣色”的司機同誌，就毫無保留地把我們的“老爹爹”名字告訴了他。並約略地迴答了類似他所說的一些話。
司機同誌聽了連連說：“豐子愷，老先生，是畫家，知道知道，我還讀過老先生的作品，看過老先生的畫。我說嘛，是好人嘛。老先生挨鬥的事，我們杭州早已知道了。”還緩緩勸慰：“老爹爹千萬不要難過呀!”豐先生報以親切的微笑，並說：“不難過，謝謝你，同誌，你是個好心腸的人呀!”
當車子開到吳山腳下，爬不到十公尺的山坡，忽然不動了。司機同誌用盡力氣，踏足油門，卻無濟於事。他建議：“讓空車開上山去等候，委屈你們步行上山。”我看這山倒是不高，充其量五六十公尺而已。隻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了。我攙住豐先生，沿著盤山公路而上。豈知隻轉一個彎，豐先生已經走不動了，看來已無法“排除萬難”了。先生就近揀了一塊幹淨的山石，坐了下來，揮手叫我一個人上去。這真是乘興而來，掃興而終。早知開不上山，我們也不來了，我也決定不遊。不過，我還得把已經上山去的汽車叫迴來，又得像孫悟空劃圈圈那樣，叮嚀先生不要離開寸步。然後擇短坡，選近路，迅速爬上山頂。不是我誇口，這樣的小山丘，不需十分鍾，一下子就能到達頂峰，可是我們的先生卻寸步難行。年歲不饒人，當然是一個原因。但是，“動亂”給他帶來的摧殘，也顯出了惡果。
司機同誌見我一個人上山，忙問：“老爹爹呢?”聽到情況之後，司機頓時露出內疚形色，“怪我太粗心，我沒想到車上坐一個人也許能開上來。現在我開車下去，一定要把老爹爹接上來。”說著，就跨進汽車，往下開去。不多時，豐先生果然被他接上來了。我敢肯定，這位司機同誌能把豐先生接上山來，準是費了一番感人的口舌才行哩。
此時的城隍山，星相醫卜、庵、廟、觀、祠早已蕩然無存，隻是掃不掉的大自然風光，依然是那麽嫵媚。此處居高臨下，一覽無遺，確也不枉此行。其他的舊址遺蹟，先生也有所指點，但已不甚記憶，倒是那位陌路知己──汽車司機，給了我良好的印象，至今記憶猶新，可惜在我們歸途話別之際，漏了請教他的尊姓大名。迴想起來，是件憾事。卻似：
新朋到處喜相逢，天下何人不識君。
3月29日，爸爸在胡先生的陪同下，居然訪問了一位朋友。我們還是來看看胡先生的記載，更為詳盡生動：
這次遊杭，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豐先生專門關照，不作任何應酬性的交往。他事先告訴甥女軟姐，要她務必遵守。因此在杭期間，並無人訪和訪人之苦。不過有一人倒例外，那就是先生的多年老友、浙江大學教授、當時也“靠邊”在家的鄭曉滄先生。鄭先生曾留學美國，研究教育學，早在抗戰前，豐子愷先生和鄭先生已結成莫逆之交。1938年，豐先生受聘浙大任藝術指導，還是竺可楨校長通過鄭曉滄先生的轉邀的。豐先生和鄭先生作詩贈詞，相互唱和，亦很頻繁。其中有豐子愷先生的《浣溪沙·慰曉滄》：
蒼狗白雲不可憑，水光山色與人親，詩人老去惜餘春;
滿架圖書都解語，一庭風月最關情，誰言寂寞養殘生。
8月29日上午，我們乘公共汽車，來到湖邊少年宮下車，在龍遊路的一座小花園住宅門首，我們撳了電鈴，遲遲來開園門的，是同宅鄰居，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她見我問的是鄭家，表情不甚活絡，生硬地迴說：“鄭家沒有人。”我們管自跨進院子，又說：“請問，鄭家什麽時候有人?”答：“不知道。”再問：“鄭家可能到什麽地方去了?”我們的意思，如果是去買東西，或者在近處，很快就會迴來的，就等一會再說。可是鄰居的迴答，仍是三個字“不知道”。不知怎的，後來倒又有氣無力地補上一句：“說是到西山公園賞牡丹去了。誰知道他們有介好興致。”她對我們如此冷淡，是不是鄭先生也有過什麽“反動學術權威”的“罪名”，因而對鄭先生的客人，也來一個劃清界線呢?實在令人不解。
鑒此，豐先生說：“留張字條，我們走吧!”我在筆記簿上撕下一頁白紙，先生寫了“來訪未晤”的話，我也沒有認真注意，見最後卻寫了“弟今晚迴滬”等語，倒使我愕然，趕緊提醒他：“我們買的火車票是後天的呀!”先生笑笑說：“我曉得，按曉滄的脾氣，如果我寫了後天，他明天能不來迴訪嗎?”我這才恍然大悟。後來，在我們迴到上海不久，豐先生在杭州的親戚朋友，才知豐先生已到過杭州，有的寫信來埋怨豐先生，為何不早點告訴他們。杭州一家很大賓館的一位負責人，就來信說：“先生為什麽不住到我的地方來，我是不怕的。”來信中就有曉滄先生的“責怪”信。兩位老友，此後再也沒有謀麵機會。
3月30日，爸爸在軟姐家又住了一天，次日才迴上海。他在那兒寫了一些字留作紀念。胡先生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
天朗氣清，明窗淨幾，豐先生興致極好，一共寫了八件行書。其中一紙橫批，寫的是豐子愷先生的父親斛泉公《掃墓竹枝詞》，共計224字。行筆流暢，一氣嗬成。字字流麗，筆筆剛健，甚是優美。竹枝詞是滿姑指定的內容，書成之後，老姐弟共同朗讀七十年前父親的作品，雅趣橫生。
為軟姐、維賢兄寫的是一張立軸，一副對聯;我的兩個侄兒，一個叫克祥，剛巧在杭州出差，一個叫建祥，正在浙大讀書，兩人也意外地獲得先生墨寶各一件，高興極了;再有一張橫批，是先生叫我寄給青海的大兒子易強的。我當即在杭州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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