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胡治均先生迴憶，爸爸曾到日月樓對馬路戚叔玉先生家去寫工農兵詩選。究竟是送全國展出那次還是上海展出的那次，不得而知了。
最憶是杭州
盡管結論莫名其妙，令人不快，但爸爸畢竟獲得了人身自由。1972年12月30日才得到這消息，爸爸已經蠢蠢欲動了。第二年春天，他就來到了杭州。
致新枚的51封信中屢屢提到要去石家莊，為什麽突然想起了要去杭州?爸爸在1972年5月19日的信中是第一次提到想去杭州：
此間清和四月，柳絮已盡。窗外一片綠蔭。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莊去一下。
在1972年9月26日的信中又一次提到。由石家莊改為杭州：
看來不久我可到石家莊，或你們來探親。如果我嫌路途勞頓，不如把路費給你們作自費探親之用。(吟按：當時有規定，如夫婦已團聚，4年可公費探父母一次。沒到4年就要自費。)我又想到杭州。
1972年5月9日提到想去杭州，可能是因為那季節使他想起了馬一浮先生在抗戰期間寫的詩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憶六橋。”爸爸也懷念起杭州的蘇堤六橋來了。
同年9月26日又提到杭州，而且提得比較具體，我估計有兩個原因：一是過了六七年囚禁般的生活，十分嚮往三秋桂子十裏荷花的杭州;二是自己覺得體力不支，有餘年無多的預感，想見見住在杭州的親姐姐，而新枚好毛畢竟年輕，可以到上海來探親。
那時我們都要上班，要陪同曾經是“牛鬼蛇神”的父親出門而請假，是不會被批準的。幸而胡治均先生有空。他反正已被降職為抄火表的工人，每月隻要完成抄表的任務，就沒事了。於是由他陪同爸爸去杭州。
那是1973年3月。在杭州逗留了約六天。胡先生1987年在《西湖》雜誌8月號上發表了《西湖憶遊》一文迴憶其事。今摘錄幾段如下：
豐子愷先生最後一次赴杭，是在1973年3月下旬。……除了上海，杭州可說是豐子愷先生的第二故鄉。……滿姑是豐先生的三姐……我們這迴在杭州見到她的時候，已是八十多歲的白發老太了。滿姑家的房子，原住三間，“文革”開始，給革去了一間，留下一大一小。俗語說“有屋住千間，無屋住一間”，從知足角度看，倒也可以。如今後麵小間留給豐先生作客邸。(吟按：胡先生到親友家住，早來晚去。)婿維賢是教文科的，好書滿架，也說得上“室雅何須大”。這前間，倒是個“開窗見山”風景優美的好住處，打開南窗，正前方的寶石山，不偏不倚，剛好映入窗框之中，保俶塔、初陽台伸展在綠蔭叢中，悠揚的簫聲笛韻，自黃龍洞邊的戲曲學校陣陣傳來，猶如一幅立體山水畫，天然大盆景，真美!
酒後飯飽，豐先生時而臨窗眺望。一次，他偶然低頭俯視，見樓下一株桃花，正滿放一樹，便連聲說：好看，好看!在我這個俗子凡夫看來，它不過是一株單瓣的、淡紅色的極其普通的桃花，有什麽值得讚賞的呢。我禁不住問：“重瓣的不更好看嗎?可是先生卻搖頭說：“不好看，這種重瓣桃花，濃妝艷抹，嬌柔做作，東栽西接，全憑花匠之意，人為生長，呆頭呆腦的，有什麽好看。”繼而，豐先生指著樓下的那株桃花說：“你看，她開得多麽茂盛，多麽豪放，多麽自在呀!她具有天然美。”
接著，先生慢慢離開窗口，移步來到藤椅上坐下，一麵吸著紙菸，一麵想起了當年在上海長樂村居處，日月樓下，也有過這樣一株淳美的桃花，也許是受到主人的株連，不知什麽時候，桃花的命也被革去了。
3月26日，爸爸和胡先生僱船遊湖。———據此日期，他們很可能是24日赴杭(當時火車不像現在這麽快)，25日休息一天。
西湖是每個到杭州的遊客必去的地方。但爸爸對西湖太熟了。隻想泛舟，沒有目的地。胡先生叫船女劃到花港觀魚。他知道老師崇拜馬一浮先生，總想去看看馬先生蔣莊的故居吧。胡先生文中說：
解放後，著名高士馬一浮先生，受到黨和國家的關懷和尊敬，讓他住在這裏著書立說，頤養天年。周總理十分推崇馬老先生，五十年代曾有位國賓來杭，周總理鄭重向他介紹，說馬老先生是我國當代理學大師。豈知“紅衛”軍興，一些“小將”“司令”無視黨和國家政策，竟將八十高齡的馬一浮先生攆出蔣莊，不久含冤去世。(吟按：關於此事，另有一說。)
過去豐子愷先生每到杭州，必來蔣莊探望這位長者。我本想趁這次遊湖之機，陪豐先生到蔣莊憑弔馬老先生的故居，但是，在我們走到花港觀魚的禦碑亭附近時，豐先生忽然停步不前，搖搖手對我說：“我不去了，你去看一看就來，我在此等你。”隨後先生又自言自語說：“人已不在世了，看又何益。”聲調甚是含糊。我怕先生為此感傷，就不敢勉強，在附近有條石凳的地方，讓他坐定。然後獨自走到蔣莊門口，在湖邊石級上，當年馬老先生洗硯處，佇立沉思：豐子愷先生還在學生時代，由於老師李叔同的關係，已經拜識了馬一浮先生，豐先生十分敬重馬老先生的道德文章，數十年如一日，始終把馬老先生尊為自己的師長，如今蔣莊已是人去樓空，感慨一定很深。……
後來，他們想直接迴湖濱去吃酒了。豈知船女是個一板三眼的人，說是他們買的票規定遊程，還有三潭印月、湖心亭，要到孤山上岸才算結束。胡先生表示情願放棄，也不行。於是隻得去三潭印月。胡先生文中說：
這三潭印月的景色，雖亦十分宜人，但是對一心想迴湖濱吃酒的我倆來說，已無多大吸引力，好比走馬看花，一掠而過。行不多久，來到“曲徑通幽”的洞門處。四個字乃是康有為的原跡。豐先生至此駐足不前，好像在找尋什麽東西似的。“喏，喏!就在這裏。”豐先生指著路的北麵說：“這裏過去有一座三角亭，亭上有一副對聯，寫得很好，是寫實景的。”說著，他就隨口吟了出來：
憶故鄉亦有仙潭，看一樣湖光，添得石橋長九曲。
到此地宜邀明月，問誰家秋思，吹殘玉笛到三更。
豐先生說：“我年輕的時候，常來這裏讀書寫生，非常歡喜這副對聯，因此至今仍能隨口背詠。抗戰勝利後重遊杭州時，已不見此對聯，據說被日本軍閥盜去了。不久，三角亭也不存。”先生恐怕我記不住，就拿我手中的遊覽圖，一字不漏地把聯句寫在上麵，後麵還註明“清俞樾撰並書”的字樣。經豐先生對我說明之後，我才知道俞樾就是當代紅學家、詩人俞平伯先生的先人。這張西湖遊覽圖，有了豐先生的親書題字，更加珍貴，至今我仍把它小心地保存著。
3月27日清晨，師生二人來到了靈隱，在冷泉亭旁茶室裏揀上一個鬧中取靜的座頭，品嚐闊別已久的西湖龍井茶，欣賞這個“劫中桃源”。太陽漸漸升高，到遊人越來越多時，他們就本著“人取我棄”的精神，退出茶室，離開了靈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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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憶是杭州
盡管結論莫名其妙，令人不快，但爸爸畢竟獲得了人身自由。1972年12月30日才得到這消息，爸爸已經蠢蠢欲動了。第二年春天，他就來到了杭州。
致新枚的51封信中屢屢提到要去石家莊，為什麽突然想起了要去杭州?爸爸在1972年5月19日的信中是第一次提到想去杭州：
此間清和四月，柳絮已盡。窗外一片綠蔭。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莊去一下。
在1972年9月26日的信中又一次提到。由石家莊改為杭州：
看來不久我可到石家莊，或你們來探親。如果我嫌路途勞頓，不如把路費給你們作自費探親之用。(吟按：當時有規定，如夫婦已團聚，4年可公費探父母一次。沒到4年就要自費。)我又想到杭州。
1972年5月9日提到想去杭州，可能是因為那季節使他想起了馬一浮先生在抗戰期間寫的詩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憶六橋。”爸爸也懷念起杭州的蘇堤六橋來了。
同年9月26日又提到杭州，而且提得比較具體，我估計有兩個原因：一是過了六七年囚禁般的生活，十分嚮往三秋桂子十裏荷花的杭州;二是自己覺得體力不支，有餘年無多的預感，想見見住在杭州的親姐姐，而新枚好毛畢竟年輕，可以到上海來探親。
那時我們都要上班，要陪同曾經是“牛鬼蛇神”的父親出門而請假，是不會被批準的。幸而胡治均先生有空。他反正已被降職為抄火表的工人，每月隻要完成抄表的任務，就沒事了。於是由他陪同爸爸去杭州。
那是1973年3月。在杭州逗留了約六天。胡先生1987年在《西湖》雜誌8月號上發表了《西湖憶遊》一文迴憶其事。今摘錄幾段如下：
豐子愷先生最後一次赴杭，是在1973年3月下旬。……除了上海，杭州可說是豐子愷先生的第二故鄉。……滿姑是豐先生的三姐……我們這迴在杭州見到她的時候，已是八十多歲的白發老太了。滿姑家的房子，原住三間，“文革”開始，給革去了一間，留下一大一小。俗語說“有屋住千間，無屋住一間”，從知足角度看，倒也可以。如今後麵小間留給豐先生作客邸。(吟按：胡先生到親友家住，早來晚去。)婿維賢是教文科的，好書滿架，也說得上“室雅何須大”。這前間，倒是個“開窗見山”風景優美的好住處，打開南窗，正前方的寶石山，不偏不倚，剛好映入窗框之中，保俶塔、初陽台伸展在綠蔭叢中，悠揚的簫聲笛韻，自黃龍洞邊的戲曲學校陣陣傳來，猶如一幅立體山水畫，天然大盆景，真美!
酒後飯飽，豐先生時而臨窗眺望。一次，他偶然低頭俯視，見樓下一株桃花，正滿放一樹，便連聲說：好看，好看!在我這個俗子凡夫看來，它不過是一株單瓣的、淡紅色的極其普通的桃花，有什麽值得讚賞的呢。我禁不住問：“重瓣的不更好看嗎?可是先生卻搖頭說：“不好看，這種重瓣桃花，濃妝艷抹，嬌柔做作，東栽西接，全憑花匠之意，人為生長，呆頭呆腦的，有什麽好看。”繼而，豐先生指著樓下的那株桃花說：“你看，她開得多麽茂盛，多麽豪放，多麽自在呀!她具有天然美。”
接著，先生慢慢離開窗口，移步來到藤椅上坐下，一麵吸著紙菸，一麵想起了當年在上海長樂村居處，日月樓下，也有過這樣一株淳美的桃花，也許是受到主人的株連，不知什麽時候，桃花的命也被革去了。
3月26日，爸爸和胡先生僱船遊湖。———據此日期，他們很可能是24日赴杭(當時火車不像現在這麽快)，25日休息一天。
西湖是每個到杭州的遊客必去的地方。但爸爸對西湖太熟了。隻想泛舟，沒有目的地。胡先生叫船女劃到花港觀魚。他知道老師崇拜馬一浮先生，總想去看看馬先生蔣莊的故居吧。胡先生文中說：
解放後，著名高士馬一浮先生，受到黨和國家的關懷和尊敬，讓他住在這裏著書立說，頤養天年。周總理十分推崇馬老先生，五十年代曾有位國賓來杭，周總理鄭重向他介紹，說馬老先生是我國當代理學大師。豈知“紅衛”軍興，一些“小將”“司令”無視黨和國家政策，竟將八十高齡的馬一浮先生攆出蔣莊，不久含冤去世。(吟按：關於此事，另有一說。)
過去豐子愷先生每到杭州，必來蔣莊探望這位長者。我本想趁這次遊湖之機，陪豐先生到蔣莊憑弔馬老先生的故居，但是，在我們走到花港觀魚的禦碑亭附近時，豐先生忽然停步不前，搖搖手對我說：“我不去了，你去看一看就來，我在此等你。”隨後先生又自言自語說：“人已不在世了，看又何益。”聲調甚是含糊。我怕先生為此感傷，就不敢勉強，在附近有條石凳的地方，讓他坐定。然後獨自走到蔣莊門口，在湖邊石級上，當年馬老先生洗硯處，佇立沉思：豐子愷先生還在學生時代，由於老師李叔同的關係，已經拜識了馬一浮先生，豐先生十分敬重馬老先生的道德文章，數十年如一日，始終把馬老先生尊為自己的師長，如今蔣莊已是人去樓空，感慨一定很深。……
後來，他們想直接迴湖濱去吃酒了。豈知船女是個一板三眼的人，說是他們買的票規定遊程，還有三潭印月、湖心亭，要到孤山上岸才算結束。胡先生表示情願放棄，也不行。於是隻得去三潭印月。胡先生文中說：
這三潭印月的景色，雖亦十分宜人，但是對一心想迴湖濱吃酒的我倆來說，已無多大吸引力，好比走馬看花，一掠而過。行不多久，來到“曲徑通幽”的洞門處。四個字乃是康有為的原跡。豐先生至此駐足不前，好像在找尋什麽東西似的。“喏，喏!就在這裏。”豐先生指著路的北麵說：“這裏過去有一座三角亭，亭上有一副對聯，寫得很好，是寫實景的。”說著，他就隨口吟了出來：
憶故鄉亦有仙潭，看一樣湖光，添得石橋長九曲。
到此地宜邀明月，問誰家秋思，吹殘玉笛到三更。
豐先生說：“我年輕的時候，常來這裏讀書寫生，非常歡喜這副對聯，因此至今仍能隨口背詠。抗戰勝利後重遊杭州時，已不見此對聯，據說被日本軍閥盜去了。不久，三角亭也不存。”先生恐怕我記不住，就拿我手中的遊覽圖，一字不漏地把聯句寫在上麵，後麵還註明“清俞樾撰並書”的字樣。經豐先生對我說明之後，我才知道俞樾就是當代紅學家、詩人俞平伯先生的先人。這張西湖遊覽圖，有了豐先生的親書題字，更加珍貴，至今我仍把它小心地保存著。
3月27日清晨，師生二人來到了靈隱，在冷泉亭旁茶室裏揀上一個鬧中取靜的座頭，品嚐闊別已久的西湖龍井茶，欣賞這個“劫中桃源”。太陽漸漸升高，到遊人越來越多時，他們就本著“人取我棄”的精神，退出茶室，離開了靈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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