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定二十日上午在鄉開大會，解決八個人的問題，豈知十九日下午上海發生了大事———文化廣場失火———別的單位連夜返市，隻剩我們一個單位，大會就作罷了。我看來，我們要在畫院的兩星期中解決。大都無甚問題，總是要解放的，不過拖延而已。……我之所大欲，是退休。據說，大家解放後，才可申請。大約不久了。那時我首先到石家莊。”(1969·12·21)
“未來之事，變化多端，我也不在心上。(但我之所大欲—退休，看來不遠了。)……我們還有七人，看來也快了。”(1969·12·31)
“‘退一步海闊天空’真乃至理名言。有不如意時，設想更壞的，便可自慰。不滿現狀而懊恨，徒自苦耳。比方說：我犯重罪，入了囹圄;或者我患癌病，不死不活，此時倘能變成今日的狀態，真乃大幸了。如此一想，可以安眠閑夢了。”(1970·5·7)
“病假到七月十六日，秋姐言，共有六個月了。病六個月，即可作‘長病假’論，即等於退休了。秋姐又言，我屬中央，定案要由北京，故較遲。較遲即較正確，較寬。姑妄聽之。我現在且不計較這些，但求安居。……華瞻言，周穀城由主席指定為全國人代。此間未定案者尚多。但拖延也不會太久了。”(1970·5·23)
“阿姐等猜量，六月內或七月初，會解放我。我不急，遲早總要定案。”(1970·6·4)“
華瞻從杭來，言鄭曉滄先生最近解放，定為‘曆史反革命’雲。他不是“重點”，故較早。上海幾個‘重點’(我是其一)皆未定，阿姐言不久可定，聽之。”(1970·6·28)
“阿姐言：上次兩人來看我，是準備開一批鬥會，然後宣布解放。所以我必須準備到會一次。我記得那天他們問我‘能下樓否?’看來就是要我再出席聽罵一次，我已有心理準備，隻要他們派人來扶。你準備在城中覓屋，甚好。今秋我一定到石家莊，我對上海已發生惡感，頗想另營菟裘，也許在石家莊養老。你說有紹興酒，那更好了。……傳說：中央指示，上海鬥批改應早結束，但‘頭麵人物’勿太早解放。我便是‘頭麵人物’，所以遲遲。”(1971·3·2)
“昨華瞻聽中央報告，據說：老年知識分子‘敵作內處’者，工資照舊(但不說以前扣的是否發還)，抄家物資發還，但已壞者不賠，金子作價發還，……政協等等。看來，快處理了。前幾天有個工宣隊來詳細調查我們的房子讓出經過，恐怕也是一種處理。”(1971·4·9)
“盛傳‘上海鬥批改快結束，但頭麵人物勿太早。’勿太早，大約也不會太遲了吧，總之，看來快了。參考別單位事實，我的工資應該恢複二百二十，而且過去扣的要還。如果如此，可發小財了。”(1971·4·12)
“寶姐告我，中央文教會議，決定：老年知識分子恢複工資，並補發以前扣除的;又說：抄家物資，除國家需要的以外，一概退還。已壞者不賠償雲雲。寶姐說：‘圓子吃到豆沙邊了。’你信上叫我勿去上班，我要來生再去了。無論如何拖延，我總是一直在家‘淺醉閑眠’了。問題一解決，我就想到石家莊。”(1971·4·14)
“信收到。的確，thetablesareturning。(吟按：形勢轉變了)聽說：某大專教授，未解放，但薪已照舊付二百多元，解放後補發以前所扣。此與寶姐所傳達相同。看來不久有轉機了。”(1971·4·22)
“你的事，阿姐的事，我的事，都遲遲不解決，但肯定大家就要解決。看誰先。……羅稷南患肺癌死。其妻提出要求;一、還抄家物資(三千多元，他解放已久，但迄未還)，二、給她派工作。前者照辦，後者叫她自己向裏弄要求雲。……看到羅稷南例，我的錢不知何日還我，(但各單位情形不同，未可概論。)且須忍耐。我隻要不上班(畫院老人都已不上班了)，已是運氣。不要等候，總有一天定頭。”(1971·9·3)
“我的官司至今沒有打完，無顏寫信給你們。目今萬事拖延，我也不在乎了。……我盼望官司打完，到杭州去，到石家莊去。現在好像有一根無形的繩子縛住我，不得自由走動。雖然我早上的工作很有興味(譯日本古典文學)，總是單調。”(1972·6·2)
“昨市革會來二人，送我六十元，說先補助你，即日正式解決後，恢複原薪二百二十。這是因為上次我說‘六十元付房錢及保姆還不夠’所以他們再送六十元來的。可見事情不久解決了。我提出，早點解放我，我可轉地療養，到北方去住一下，病可早愈。他們說‘耐心點，快了’。”(1972·9·13)
“昨阿姐到畫院，要求遷房屋。他們(工宣隊)說：我的問題不久解決(待田中〔角榮〕去後)，發還抄家物資，同時進行遷居房屋。又說正在組織統戰對象，要我當政協委員。日子很快了，可稍待。雲雲。看來不久我可到石家莊，或你們來探親。如果我嫌路途勞頓，不如把路費給你們作自費探親之用。(你們來時，一定不在此屋內了。)我又想到杭州。抗戰八年，文革差不多有七年，我真經得起考驗。……不久當有更好的消息告訴你們。”(1972·9·26)其
實在從1968年中到1972年末的信件中，在四年半之內，爸爸在給新枚的信中提到盼望自由，竟有51次之多!
一位古稀老人，畫了那麽多為勞動人民伸張正義的畫，在1949年特地從廈門率領家屬趕到上海來迎接解放，為歌頌新中國發表了多少文章和畫———到頭來卻成了一名罪人，遲遲得不到“解放”，整整六年半失去自由!
我在抄錄這些信摘時，迴想起當時的情景，再對比如今幸福自由的生活，而長眠地下的爸爸竟已享受不到!我不知賠了多少眼淚!
我還忘了提到書法展覽的事。自1961年9月底成立全國第一個“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時，爸爸就是該會委員。所以，爸爸1972年底“解放”後，1973年上海舉行書法篆刻展時也想到了他。胡文遂先生來請爸爸出品，爸爸起初沒有同意。後來我出版社同事莊久達(當時大約在該會主持工作)便來叫我做爸爸思想工作，說是要為讀者著想。這麽一說，爸爸果然同意出品，寫了古詩及自作詞，由我送去。但莊認為不妥，要爸爸改寫工農兵新體詩，同時拿著我送去的詩詞不放，流露出十分喜愛的樣子。我就同意送給了他。至於寫工農兵的詩，爸爸不願意。他對我說：
“書法是要一氣嗬成的。工農兵詩我背不出，一邊看一邊寫，寫不好。”
後來他寫了魯迅的《橫眉·俯首》小聯。太小。畫院改用了原收藏的毛主席詩詞，很大。請設計公司專製鏡框，在美術展覽館預展一天，放在出口處正麵壁上，觀眾反應很好。但文化局等頭頭們來參觀時見了，請示了徐景賢，徐下令取下。那時，全國要組織一批書法作品去日本展出。畫院選用了爸爸的一件送到北京卻落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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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事，變化多端，我也不在心上。(但我之所大欲—退休，看來不遠了。)……我們還有七人，看來也快了。”(1969·12·31)
“‘退一步海闊天空’真乃至理名言。有不如意時，設想更壞的，便可自慰。不滿現狀而懊恨，徒自苦耳。比方說：我犯重罪，入了囹圄;或者我患癌病，不死不活，此時倘能變成今日的狀態，真乃大幸了。如此一想，可以安眠閑夢了。”(1970·5·7)
“病假到七月十六日，秋姐言，共有六個月了。病六個月，即可作‘長病假’論，即等於退休了。秋姐又言，我屬中央，定案要由北京，故較遲。較遲即較正確，較寬。姑妄聽之。我現在且不計較這些，但求安居。……華瞻言，周穀城由主席指定為全國人代。此間未定案者尚多。但拖延也不會太久了。”(1970·5·23)
“阿姐等猜量，六月內或七月初，會解放我。我不急，遲早總要定案。”(1970·6·4)“
華瞻從杭來，言鄭曉滄先生最近解放，定為‘曆史反革命’雲。他不是“重點”，故較早。上海幾個‘重點’(我是其一)皆未定，阿姐言不久可定，聽之。”(1970·6·28)
“阿姐言：上次兩人來看我，是準備開一批鬥會，然後宣布解放。所以我必須準備到會一次。我記得那天他們問我‘能下樓否?’看來就是要我再出席聽罵一次，我已有心理準備，隻要他們派人來扶。你準備在城中覓屋，甚好。今秋我一定到石家莊，我對上海已發生惡感，頗想另營菟裘，也許在石家莊養老。你說有紹興酒，那更好了。……傳說：中央指示，上海鬥批改應早結束，但‘頭麵人物’勿太早解放。我便是‘頭麵人物’，所以遲遲。”(1971·3·2)
“昨華瞻聽中央報告，據說：老年知識分子‘敵作內處’者，工資照舊(但不說以前扣的是否發還)，抄家物資發還，但已壞者不賠，金子作價發還，……政協等等。看來，快處理了。前幾天有個工宣隊來詳細調查我們的房子讓出經過，恐怕也是一種處理。”(1971·4·9)
“盛傳‘上海鬥批改快結束，但頭麵人物勿太早。’勿太早，大約也不會太遲了吧，總之，看來快了。參考別單位事實，我的工資應該恢複二百二十，而且過去扣的要還。如果如此，可發小財了。”(1971·4·12)
“寶姐告我，中央文教會議，決定：老年知識分子恢複工資，並補發以前扣除的;又說：抄家物資，除國家需要的以外，一概退還。已壞者不賠償雲雲。寶姐說：‘圓子吃到豆沙邊了。’你信上叫我勿去上班，我要來生再去了。無論如何拖延，我總是一直在家‘淺醉閑眠’了。問題一解決，我就想到石家莊。”(1971·4·14)
“信收到。的確，thetablesareturning。(吟按：形勢轉變了)聽說：某大專教授，未解放，但薪已照舊付二百多元，解放後補發以前所扣。此與寶姐所傳達相同。看來不久有轉機了。”(1971·4·22)
“你的事，阿姐的事，我的事，都遲遲不解決，但肯定大家就要解決。看誰先。……羅稷南患肺癌死。其妻提出要求;一、還抄家物資(三千多元，他解放已久，但迄未還)，二、給她派工作。前者照辦，後者叫她自己向裏弄要求雲。……看到羅稷南例，我的錢不知何日還我，(但各單位情形不同，未可概論。)且須忍耐。我隻要不上班(畫院老人都已不上班了)，已是運氣。不要等候，總有一天定頭。”(1971·9·3)
“我的官司至今沒有打完，無顏寫信給你們。目今萬事拖延，我也不在乎了。……我盼望官司打完，到杭州去，到石家莊去。現在好像有一根無形的繩子縛住我，不得自由走動。雖然我早上的工作很有興味(譯日本古典文學)，總是單調。”(1972·6·2)
“昨市革會來二人，送我六十元，說先補助你，即日正式解決後，恢複原薪二百二十。這是因為上次我說‘六十元付房錢及保姆還不夠’所以他們再送六十元來的。可見事情不久解決了。我提出，早點解放我，我可轉地療養，到北方去住一下，病可早愈。他們說‘耐心點，快了’。”(1972·9·13)
“昨阿姐到畫院，要求遷房屋。他們(工宣隊)說：我的問題不久解決(待田中〔角榮〕去後)，發還抄家物資，同時進行遷居房屋。又說正在組織統戰對象，要我當政協委員。日子很快了，可稍待。雲雲。看來不久我可到石家莊，或你們來探親。如果我嫌路途勞頓，不如把路費給你們作自費探親之用。(你們來時，一定不在此屋內了。)我又想到杭州。抗戰八年，文革差不多有七年，我真經得起考驗。……不久當有更好的消息告訴你們。”(1972·9·26)其
實在從1968年中到1972年末的信件中，在四年半之內，爸爸在給新枚的信中提到盼望自由，竟有51次之多!
一位古稀老人，畫了那麽多為勞動人民伸張正義的畫，在1949年特地從廈門率領家屬趕到上海來迎接解放，為歌頌新中國發表了多少文章和畫———到頭來卻成了一名罪人，遲遲得不到“解放”，整整六年半失去自由!
我在抄錄這些信摘時，迴想起當時的情景，再對比如今幸福自由的生活，而長眠地下的爸爸竟已享受不到!我不知賠了多少眼淚!
我還忘了提到書法展覽的事。自1961年9月底成立全國第一個“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時，爸爸就是該會委員。所以，爸爸1972年底“解放”後，1973年上海舉行書法篆刻展時也想到了他。胡文遂先生來請爸爸出品，爸爸起初沒有同意。後來我出版社同事莊久達(當時大約在該會主持工作)便來叫我做爸爸思想工作，說是要為讀者著想。這麽一說，爸爸果然同意出品，寫了古詩及自作詞，由我送去。但莊認為不妥，要爸爸改寫工農兵新體詩，同時拿著我送去的詩詞不放，流露出十分喜愛的樣子。我就同意送給了他。至於寫工農兵的詩，爸爸不願意。他對我說：
“書法是要一氣嗬成的。工農兵詩我背不出，一邊看一邊寫，寫不好。”
後來他寫了魯迅的《橫眉·俯首》小聯。太小。畫院改用了原收藏的毛主席詩詞，很大。請設計公司專製鏡框，在美術展覽館預展一天，放在出口處正麵壁上，觀眾反應很好。但文化局等頭頭們來參觀時見了，請示了徐景賢，徐下令取下。那時，全國要組織一批書法作品去日本展出。畫院選用了爸爸的一件送到北京卻落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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