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包好了放著，將來總會有人來的。”
爸爸對“將來”信心十足。
“廣洽法師收到了這部譯著，很有可能在新加坡出版。這件事讓國內知道，你又多了一條罪狀。”
我說著，隨手拿起一頁紙來，就是這篇“譯者小序”。最後的日期還沒寫上。
“一吟，我正要和你商量。我想把日期寫早一點。”
我心中暗喜：爸爸的“覺悟”總算提高了。我們兩人商量了一下，決定提早5年，寫成“1966年初夏”。那時雖已開始“文革”，但爸爸已擱筆，可見是“文革”以前譯的。用心良苦啊!在譯者的署名上，爸爸也避免用真名而用了“中國無名氏譯”。
宏法的事，自有人暗中相助。1973年，從新加坡來了一位叫周穎南的先生，是企業家兼作家。他竟敢大膽地到日月樓來訪問，而且替爸爸拍下了他平生唯一的兩張彩色照片。有這麽好的機會，爸爸連忙把那包封了兩年的譯稿托他帶交廣洽法師。兩張照片中有一張就是爸爸拿著那包譯稿。
譯稿帶到新加坡，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的用心良苦，法師根本不能領會;中國無名氏譯，也被從另一角度來闡釋。
首先，法師沒有把譯文的手跡改為鉛字，而是手跡影印。這樣一來，熟悉豐體字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誰譯的了。他在跋語中幹脆點明了譯者的名字。跋語大意如下：
馬鳴菩薩造大乘起信論，自梁武帝時，真諦及實叉難陀二尊者譯成華文，流傳東土。各家註疏，極為繁賾。……晚近日本湯次了榮教授，複有大乘起信論新釋行世。內容分為和譯、字譯、要譯、詳譯四段。運用淺顯流利之現代語詞，使學者易於揣摩領悟。……吾友豐子愷居士於數年前，更由日文譯為華文，苦心孤詣，慧思不竭，積月累功，以竟於成。而自署譯者為“無名氏”，意乃體佛無我大悲之心、原空四相者也。……今年春適有星洲友人觀光故國，赴滬訪晤，豐居士遂將其全部譯稿托其轉贈於餘，告之曰：“藉此欲以紀念是年師與我二人合得一百五十歲之世壽矣!”居士長餘兩歲，精神矯健，如鬆鶴之清姿，以書畫自娛晚景，餘展頌譯卷，都二百五十七頁，字字珍重，句句珠璣……老而彌篤。……遂決定影印，保留譯者之手跡，且免校讎舛誤之虞。初版印貳千部……餘知子愷居士自幼受弘一大師之薰陶最深，高超誌行，誠摯度人，不為時空之所限。其選譯斯論，以為今後衽席群生共趨真正永久安樂之境界，蓋有深遠之理想存焉。
緣緣堂製五百格稿紙在每頁上都印出。由此計算，《大乘起信論新釋》一書，共計128500字。加上《竹取》、《伊勢》、《落窪》三物語共202000字。也就是說，爸爸在病中一共譯了330500字。
但爸爸還不肯罷休。家中已無外文書可譯。1974年1月他竟把夏目漱石的《旅宿》重譯了一遍。《旅宿》的日文原名《草枕》。1958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夏目漱石選集(第二卷)》一書中有兩篇譯文：《哥兒》和《旅宿》。《哥兒》是爸爸的朋友開西(即浙江海寧的世紀老人章克標先生)所譯;《旅宿》就是爸爸譯的。他太喜歡這篇文章了，所以把它重譯了一遍。譯畢後，他在譯稿第一頁右下端寫了如下一段話：
夏目漱石旅宿，十餘年前譯成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刊印。今重譯一遍，各有短長。此稿交治均保留紀念。一九七五年元旦子愷記(圖章)
1979年12月翻譯家戈寶權先生訪問我家，特地來慰問我母親。在聊天時，他勸我趁母親健在時，請她迴憶一些父親的情況。我那時還沒有想到要做一個專職的“豐研”工作者，但我還是按戈先生的關照去做了。這些點點滴滴的迴憶，對我後來的研究工作確實有點幫助。我也請戈寶權先生有空時寫些迴憶我爸爸的文章。可他實在太忙了。終於沒寫成，遺憾!那天我還問起了他關於夏目漱石《草枕》的譯本。他迴北京後，給我來了一封信，把《草枕》的譯本詳細排列出來：第一個譯本是1929年上海真善美書店出版的崔萬秋所譯;第二個譯本是1930年上海美麗書店出版的郭沫若所譯;第三個譯本是1942年偽滿時期出版的李君猛所譯;第四個譯本就是1958年爸爸譯的。那麽，1974年的新譯稿該是第五個了。但據戈先生信上說，郭沫若其實從未譯過《草枕》，那是投機商利用崔萬秋的譯本重印而擅自改變譯者名為郭沫若的。他說李君猛的譯本基本上也是照抄崔萬秋譯本的。這樣看來，自1929年的譯本以後，實際上就隻有爸爸1958年的譯本和1974年1月的新譯稿了。
爸爸的“地下工作”成果多麽豐富!他真是一個永遠閑不住的人!
這段時期，登門拜訪爸爸的人也不少。早就認識的故鄉的於夢全先生(爸爸幼時的塾師於雲芝是他的叔祖)，時時來上海訪問，送一些爸爸喜歡吃的豆製品之類。有一迴，他送來我祖父豐鐄親筆書寫的自作“竹枝詞”扇子一把，爸爸驚訝地觀賞，連連讚嘆“難得難得”。後來華瞻哥看見也喜歡，便要了去。
還有一位素不相識的在上海“沈大成”點心店當廚的盧永高先生，千方百計找到我們家來訪問爸爸，以後一直關心我們一家的生活起居。
千唿萬喚始出來
1972年12月30日，“審查”結論總算出來了。但並未帶給我們預想的喜悅。原因是：它來得太晚太晚了!而且並不理想。審查結論是“不戴反動學術權威帽子，酌情發給生活費。”不戴“帽子”，應該說是人民內部矛盾，卻為何又像對待反革命分子(敵我矛盾)一樣隻發給生活費120元，而不恢複原薪220元。生活費雖然比受審查期間的六十元多了(他們算是上門實際調查了生活用費)，但這種莫名其妙的結論讓人一頭霧水。問了畫院的領導，他們也無法解釋。我看“文革”搞到這步田地，大概弄僵了。如一切都恢複原樣，豈不說明他們搞了爸爸六年半是搞錯了芽選這才定下了這麽個不三不四難以自圓其說的結論。
爸爸盼望早點“解放”，從1968年年中給新枚的信中，一直盼到1972年年底。他盼了四年半，卻盼到這樣一個結論!
下麵我把爸爸給新枚信中盼“解放”、盼行動自由後好去石家莊與新枚團聚的一些文字引用給讀者看。這些可都是爸爸心靈深處的唿聲啊：
“我解放已不成問題，唯拖延至今，真不可解。現廿四人中已解放十二(一半)，餘十二人，看來不久即解決。我無疑是‘一批二養’。且有補發工資，歸還抄去存款之說。故我很樂觀。你說退休問題，隻要解放，出外即無問題，用請假亦可出外也。前告我‘解放’之人，今見我，搖頭皺眉，表示他不料如此拖延也。”(1969·6·22)
“政策拖延，上周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內。還有十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輪到我。……秋天到石家莊，已成泡影，明春一定可靠。”(196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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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對“將來”信心十足。
“廣洽法師收到了這部譯著，很有可能在新加坡出版。這件事讓國內知道，你又多了一條罪狀。”
我說著，隨手拿起一頁紙來，就是這篇“譯者小序”。最後的日期還沒寫上。
“一吟，我正要和你商量。我想把日期寫早一點。”
我心中暗喜：爸爸的“覺悟”總算提高了。我們兩人商量了一下，決定提早5年，寫成“1966年初夏”。那時雖已開始“文革”，但爸爸已擱筆，可見是“文革”以前譯的。用心良苦啊!在譯者的署名上，爸爸也避免用真名而用了“中國無名氏譯”。
宏法的事，自有人暗中相助。1973年，從新加坡來了一位叫周穎南的先生，是企業家兼作家。他竟敢大膽地到日月樓來訪問，而且替爸爸拍下了他平生唯一的兩張彩色照片。有這麽好的機會，爸爸連忙把那包封了兩年的譯稿托他帶交廣洽法師。兩張照片中有一張就是爸爸拿著那包譯稿。
譯稿帶到新加坡，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的用心良苦，法師根本不能領會;中國無名氏譯，也被從另一角度來闡釋。
首先，法師沒有把譯文的手跡改為鉛字，而是手跡影印。這樣一來，熟悉豐體字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誰譯的了。他在跋語中幹脆點明了譯者的名字。跋語大意如下：
馬鳴菩薩造大乘起信論，自梁武帝時，真諦及實叉難陀二尊者譯成華文，流傳東土。各家註疏，極為繁賾。……晚近日本湯次了榮教授，複有大乘起信論新釋行世。內容分為和譯、字譯、要譯、詳譯四段。運用淺顯流利之現代語詞，使學者易於揣摩領悟。……吾友豐子愷居士於數年前，更由日文譯為華文，苦心孤詣，慧思不竭，積月累功，以竟於成。而自署譯者為“無名氏”，意乃體佛無我大悲之心、原空四相者也。……今年春適有星洲友人觀光故國，赴滬訪晤，豐居士遂將其全部譯稿托其轉贈於餘，告之曰：“藉此欲以紀念是年師與我二人合得一百五十歲之世壽矣!”居士長餘兩歲，精神矯健，如鬆鶴之清姿，以書畫自娛晚景，餘展頌譯卷，都二百五十七頁，字字珍重，句句珠璣……老而彌篤。……遂決定影印，保留譯者之手跡，且免校讎舛誤之虞。初版印貳千部……餘知子愷居士自幼受弘一大師之薰陶最深，高超誌行，誠摯度人，不為時空之所限。其選譯斯論，以為今後衽席群生共趨真正永久安樂之境界，蓋有深遠之理想存焉。
緣緣堂製五百格稿紙在每頁上都印出。由此計算，《大乘起信論新釋》一書，共計128500字。加上《竹取》、《伊勢》、《落窪》三物語共202000字。也就是說，爸爸在病中一共譯了330500字。
但爸爸還不肯罷休。家中已無外文書可譯。1974年1月他竟把夏目漱石的《旅宿》重譯了一遍。《旅宿》的日文原名《草枕》。1958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夏目漱石選集(第二卷)》一書中有兩篇譯文：《哥兒》和《旅宿》。《哥兒》是爸爸的朋友開西(即浙江海寧的世紀老人章克標先生)所譯;《旅宿》就是爸爸譯的。他太喜歡這篇文章了，所以把它重譯了一遍。譯畢後，他在譯稿第一頁右下端寫了如下一段話：
夏目漱石旅宿，十餘年前譯成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刊印。今重譯一遍，各有短長。此稿交治均保留紀念。一九七五年元旦子愷記(圖章)
1979年12月翻譯家戈寶權先生訪問我家，特地來慰問我母親。在聊天時，他勸我趁母親健在時，請她迴憶一些父親的情況。我那時還沒有想到要做一個專職的“豐研”工作者，但我還是按戈先生的關照去做了。這些點點滴滴的迴憶，對我後來的研究工作確實有點幫助。我也請戈寶權先生有空時寫些迴憶我爸爸的文章。可他實在太忙了。終於沒寫成，遺憾!那天我還問起了他關於夏目漱石《草枕》的譯本。他迴北京後，給我來了一封信，把《草枕》的譯本詳細排列出來：第一個譯本是1929年上海真善美書店出版的崔萬秋所譯;第二個譯本是1930年上海美麗書店出版的郭沫若所譯;第三個譯本是1942年偽滿時期出版的李君猛所譯;第四個譯本就是1958年爸爸譯的。那麽，1974年的新譯稿該是第五個了。但據戈先生信上說，郭沫若其實從未譯過《草枕》，那是投機商利用崔萬秋的譯本重印而擅自改變譯者名為郭沫若的。他說李君猛的譯本基本上也是照抄崔萬秋譯本的。這樣看來，自1929年的譯本以後，實際上就隻有爸爸1958年的譯本和1974年1月的新譯稿了。
爸爸的“地下工作”成果多麽豐富!他真是一個永遠閑不住的人!
這段時期，登門拜訪爸爸的人也不少。早就認識的故鄉的於夢全先生(爸爸幼時的塾師於雲芝是他的叔祖)，時時來上海訪問，送一些爸爸喜歡吃的豆製品之類。有一迴，他送來我祖父豐鐄親筆書寫的自作“竹枝詞”扇子一把，爸爸驚訝地觀賞，連連讚嘆“難得難得”。後來華瞻哥看見也喜歡，便要了去。
還有一位素不相識的在上海“沈大成”點心店當廚的盧永高先生，千方百計找到我們家來訪問爸爸，以後一直關心我們一家的生活起居。
千唿萬喚始出來
1972年12月30日，“審查”結論總算出來了。但並未帶給我們預想的喜悅。原因是：它來得太晚太晚了!而且並不理想。審查結論是“不戴反動學術權威帽子，酌情發給生活費。”不戴“帽子”，應該說是人民內部矛盾，卻為何又像對待反革命分子(敵我矛盾)一樣隻發給生活費120元，而不恢複原薪220元。生活費雖然比受審查期間的六十元多了(他們算是上門實際調查了生活用費)，但這種莫名其妙的結論讓人一頭霧水。問了畫院的領導，他們也無法解釋。我看“文革”搞到這步田地，大概弄僵了。如一切都恢複原樣，豈不說明他們搞了爸爸六年半是搞錯了芽選這才定下了這麽個不三不四難以自圓其說的結論。
爸爸盼望早點“解放”，從1968年年中給新枚的信中，一直盼到1972年年底。他盼了四年半，卻盼到這樣一個結論!
下麵我把爸爸給新枚信中盼“解放”、盼行動自由後好去石家莊與新枚團聚的一些文字引用給讀者看。這些可都是爸爸心靈深處的唿聲啊：
“我解放已不成問題，唯拖延至今，真不可解。現廿四人中已解放十二(一半)，餘十二人，看來不久即解決。我無疑是‘一批二養’。且有補發工資，歸還抄去存款之說。故我很樂觀。你說退休問題，隻要解放，出外即無問題，用請假亦可出外也。前告我‘解放’之人，今見我，搖頭皺眉，表示他不料如此拖延也。”(1969·6·22)
“政策拖延，上周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內。還有十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輪到我。……秋天到石家莊，已成泡影，明春一定可靠。”(196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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