蔥(ねぎ)蒜(ひる)韭(にら)鎌切(かまきり意為螳螂)嘔吐(えずく)
……
又有一處，爸爸告訴新枚“大蒜”的另一種讀法：蒜(ひる)=大蒜(にんにく)，還有“杏仁”日文念あんにん，與石門白發音同。至於“鞦韆往生”在日文中就是“縊死”的意思。
我們這些人白天上班，逢到星期一三五，晚上還有政治學習。迴家來問過爸爸的病情後，就匆匆忙忙地做這樣做那樣，哪裏還顧得到爸爸的寂寞。所以當時爸爸能在床上與愛子交流，是唯一的樂趣了。
“地下活動”
病好一點，能起床了，爸爸就悄悄地開始工作。其實，他在床上就已開始寫詩。他寫了三首“調笑轉踏”，又寫了31首七絕詩，總題目是《紅樓雜詠》。他把曹雪芹《紅樓夢》裏的一個個重要人物都寫到，最後一首是寫大觀園門前的石獅子。
但能坐起來以後，他就不滿足於寫詩了。他精神最好是在清晨。那時家裏的人都還沒起來，沒人打攪他。而且他也不想讓我們知道，怕我們要替他擔憂，會勸阻他。其實我有時也隻好眼開眼閉。
就在1970年下半年，他又開始翻譯。譯的是他喜愛的日本最早的《竹取物語》和《落窪物語》，1972年又譯了《伊勢物語》，把日本三個著名的物語都譯了出來。
1971年，爸爸用心良苦，重新提起畫筆，從以前畫過的題材中選取七十餘幅，畫了四套，分給他所關愛的四個人：幼子新枚、長孫女南穎、弟子胡治均和我的女兒小明。還寫了一篇序言，內容如下：
敝帚自珍序言
予少壯時，喜為諷刺漫畫，寫目睹之現狀，揭人間之醜相。然亦作古詩新畫，以今日之形相，寫古詩之情景。今老矣!迴思少作，深悔諷刺之徒增口業，而竊喜古詩之美妙天真，可以陶情適性，排遣世慮也。然舊作都已散失。因追憶畫題，從新繪製，得七十餘幀。雖甚草率，而筆力反勝於昔。因名之曰“敝帚自珍”，交愛我者藏之。今生畫緣盡於此矣。辛亥新秋子愷識。(吟按：標點是我所加。)
“今生畫緣盡於此矣”一語，讀之令人心酸!爸爸在自己貧病交加、環境如此惡劣的情況下，竟還為他所關愛的幾個人著想，為這幾個人各留下一套他的絕筆。序言中說“交愛我者藏之”，恩狗和胡先生確實是關愛他的人;而我的女兒那時還隻有六歲，是外公喜歡她，她對外公能有幾許關愛呀!但當爸爸把這套畫交給我而我表示不好意思接受時，他信心十足地說：
“拿著吧，以後會有用的。”
是的，以後這套畫成了珍寶。我和女兒每想起這件事，都從心底裏感激如此關愛我們的爸爸、外公。
爸爸還不止做這些事。他從1971年開始寫《緣緣堂續筆》共33篇，1972年完成，1973年定稿。
說起這件事，還得講講來龍去脈。爸爸在浩劫前，每當飲酒時，常把他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往事講給我聽。講得很生動。我常對爸爸說：
“你把這些往事寫成隨筆，讓讀者共享吧!”
“是的，是值得寫下來。”爸爸說。
後來他甚至已把書名也擬好，叫《往事瑣記》。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動筆。到1971年，他在昏暗的燈光下開始動筆了。不過，書名改成了《續緣緣堂隨筆》，最後定名為《緣緣堂續筆》。爸爸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把《緣緣堂隨筆》、《再筆》、《新筆》直到《續筆》這一套作品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浙江省桐鄉市“豐子愷研究會”會長葉瑜蓀在2005年的“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一篇題為《略談“緣緣堂續筆”在豐子愷散文中的地位》，對《續筆》的評價甚高，把它稱為豐子愷散文“皇冠”上的“明珠”。瑜蓀認為：“他能‘身披忍辱甲，手提智慧劍’去看透這群魔亂舞的世道，真是進入了寵辱不驚的心態”。又說他：“得太史公、蒲留仙筆法之精髓，他將夾敘夾議的手法運用得如身使臂，得心應手，左右逢源。議理的嚴密透徹，韻味的深長雋永，文風的平易自然，都已達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作家林斤瀾在重讀了我爸爸的散文後，於2004年4月重訪緣緣堂時，特別稱頌《續筆》中《塘棲》一文。據張振剛先生當年6月28日在《嘉興日報·桐鄉版》上所寫的《他滿不在乎———聽林斤瀾談散文》一文中引用林斤瀾先生的話說：
上個世紀前五十年，中國的散文除了周作人，應當是豐子愷。魯迅的散文當然好，但他的成就應算在小說上。茅盾也是。不過，豐子愷要沒有晚年寫的《緣緣堂續筆》三十餘篇，那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也許就排不上第二。他寫的《塘棲》好似沒有結構，漫不經心，實則精心構思，匠心獨運。曆來文章講究虛實;豐子愷的可貴處是，實者虛寫，虛者實寫，將實來作鋪墊，在虛處鋪陳，使文章進入哲學的深度。比如他寫到著名的塘棲枇杷，說在船裏吃枇杷是一件快適的事。吃枇杷要剝皮，要出核，把手弄髒，把桌子弄髒。吃好之後必須收拾桌子，洗手，實在麻煩。船裏吃枇杷就沒有這種麻煩。靠在船窗口吃，皮和核都丟在河裏，吃好之後在河裏洗手。又寫坐船逢天雨，在別處是不快的，在塘棲卻別有趣味，因為岸上“淋不著”，絕不妨礙你上岸，有一種詩趣。因而使人聯想起古人歌頌江南的佳句：“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隻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稱江南佳麗地，塘棲是代表。說他謝絕二十世紀的文明產物火車，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去杭州，實在並非頑固。
林斤瀾先生說，他一遍兩遍三遍四遍地讀《塘棲》，不知讀了多少遍，已讀得口齒生香。……
難得這位老作家如此欣賞我父親在晨曦中昏暗的燈光下寫出的這篇文章。
1971年，爸爸還翻譯了由日本湯次了榮加以闡述的《大乘起信論新釋》。在“文革”時期譯這本書，比起譯三個物語來，可謂“背時”。但這也是緣分所在。抄家時，日文書都沒有抄走。如果造反派知道這是一本佛教書，一定不會給爸爸留下來。可是他們哪裏懂什麽“大乘”，或許還以為是一本數學書呢。
爸爸譯畢後，還寫了一篇序。全文如下：
譯者小序
大乘起信論乃學習大乘佛教之啟蒙書。古來佛教徒藉此啟蒙而歸依三寶者甚多。但文理深奧，一般人不易盡解。日本佛學家湯次了榮氏有鑑於此，將此書逐段譯為近代文，又詳加解說，對讀者助益甚多。今將日文書譯為中文本，以廣流傳，亦宏法之一助也。譯者擱筆後附記，時一九六六年初夏。
這短短幾行文字末了的“一九六六年初夏”這日期，用心良苦。有一天我起得早了點，看見爸爸似乎在結束那譯稿，我就問他：
“爸爸，你譯出這本書來打算怎麽樣?”“今後有便人時帶交廣洽法師保存。”
“唉，你還要讓人帶出去!新加坡還有誰會在這個時候到中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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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處，爸爸告訴新枚“大蒜”的另一種讀法：蒜(ひる)=大蒜(にんにく)，還有“杏仁”日文念あんにん，與石門白發音同。至於“鞦韆往生”在日文中就是“縊死”的意思。
我們這些人白天上班，逢到星期一三五，晚上還有政治學習。迴家來問過爸爸的病情後，就匆匆忙忙地做這樣做那樣，哪裏還顧得到爸爸的寂寞。所以當時爸爸能在床上與愛子交流，是唯一的樂趣了。
“地下活動”
病好一點，能起床了，爸爸就悄悄地開始工作。其實，他在床上就已開始寫詩。他寫了三首“調笑轉踏”，又寫了31首七絕詩，總題目是《紅樓雜詠》。他把曹雪芹《紅樓夢》裏的一個個重要人物都寫到，最後一首是寫大觀園門前的石獅子。
但能坐起來以後，他就不滿足於寫詩了。他精神最好是在清晨。那時家裏的人都還沒起來，沒人打攪他。而且他也不想讓我們知道，怕我們要替他擔憂，會勸阻他。其實我有時也隻好眼開眼閉。
就在1970年下半年，他又開始翻譯。譯的是他喜愛的日本最早的《竹取物語》和《落窪物語》，1972年又譯了《伊勢物語》，把日本三個著名的物語都譯了出來。
1971年，爸爸用心良苦，重新提起畫筆，從以前畫過的題材中選取七十餘幅，畫了四套，分給他所關愛的四個人：幼子新枚、長孫女南穎、弟子胡治均和我的女兒小明。還寫了一篇序言，內容如下：
敝帚自珍序言
予少壯時，喜為諷刺漫畫，寫目睹之現狀，揭人間之醜相。然亦作古詩新畫，以今日之形相，寫古詩之情景。今老矣!迴思少作，深悔諷刺之徒增口業，而竊喜古詩之美妙天真，可以陶情適性，排遣世慮也。然舊作都已散失。因追憶畫題，從新繪製，得七十餘幀。雖甚草率，而筆力反勝於昔。因名之曰“敝帚自珍”，交愛我者藏之。今生畫緣盡於此矣。辛亥新秋子愷識。(吟按：標點是我所加。)
“今生畫緣盡於此矣”一語，讀之令人心酸!爸爸在自己貧病交加、環境如此惡劣的情況下，竟還為他所關愛的幾個人著想，為這幾個人各留下一套他的絕筆。序言中說“交愛我者藏之”，恩狗和胡先生確實是關愛他的人;而我的女兒那時還隻有六歲，是外公喜歡她，她對外公能有幾許關愛呀!但當爸爸把這套畫交給我而我表示不好意思接受時，他信心十足地說：
“拿著吧，以後會有用的。”
是的，以後這套畫成了珍寶。我和女兒每想起這件事，都從心底裏感激如此關愛我們的爸爸、外公。
爸爸還不止做這些事。他從1971年開始寫《緣緣堂續筆》共33篇，1972年完成，1973年定稿。
說起這件事，還得講講來龍去脈。爸爸在浩劫前，每當飲酒時，常把他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往事講給我聽。講得很生動。我常對爸爸說：
“你把這些往事寫成隨筆，讓讀者共享吧!”
“是的，是值得寫下來。”爸爸說。
後來他甚至已把書名也擬好，叫《往事瑣記》。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動筆。到1971年，他在昏暗的燈光下開始動筆了。不過，書名改成了《續緣緣堂隨筆》，最後定名為《緣緣堂續筆》。爸爸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把《緣緣堂隨筆》、《再筆》、《新筆》直到《續筆》這一套作品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浙江省桐鄉市“豐子愷研究會”會長葉瑜蓀在2005年的“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一篇題為《略談“緣緣堂續筆”在豐子愷散文中的地位》，對《續筆》的評價甚高，把它稱為豐子愷散文“皇冠”上的“明珠”。瑜蓀認為：“他能‘身披忍辱甲，手提智慧劍’去看透這群魔亂舞的世道，真是進入了寵辱不驚的心態”。又說他：“得太史公、蒲留仙筆法之精髓，他將夾敘夾議的手法運用得如身使臂，得心應手，左右逢源。議理的嚴密透徹，韻味的深長雋永，文風的平易自然，都已達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作家林斤瀾在重讀了我爸爸的散文後，於2004年4月重訪緣緣堂時，特別稱頌《續筆》中《塘棲》一文。據張振剛先生當年6月28日在《嘉興日報·桐鄉版》上所寫的《他滿不在乎———聽林斤瀾談散文》一文中引用林斤瀾先生的話說：
上個世紀前五十年，中國的散文除了周作人，應當是豐子愷。魯迅的散文當然好，但他的成就應算在小說上。茅盾也是。不過，豐子愷要沒有晚年寫的《緣緣堂續筆》三十餘篇，那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也許就排不上第二。他寫的《塘棲》好似沒有結構，漫不經心，實則精心構思，匠心獨運。曆來文章講究虛實;豐子愷的可貴處是，實者虛寫，虛者實寫，將實來作鋪墊，在虛處鋪陳，使文章進入哲學的深度。比如他寫到著名的塘棲枇杷，說在船裏吃枇杷是一件快適的事。吃枇杷要剝皮，要出核，把手弄髒，把桌子弄髒。吃好之後必須收拾桌子，洗手，實在麻煩。船裏吃枇杷就沒有這種麻煩。靠在船窗口吃，皮和核都丟在河裏，吃好之後在河裏洗手。又寫坐船逢天雨，在別處是不快的，在塘棲卻別有趣味，因為岸上“淋不著”，絕不妨礙你上岸，有一種詩趣。因而使人聯想起古人歌頌江南的佳句：“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隻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稱江南佳麗地，塘棲是代表。說他謝絕二十世紀的文明產物火車，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去杭州，實在並非頑固。
林斤瀾先生說，他一遍兩遍三遍四遍地讀《塘棲》，不知讀了多少遍，已讀得口齒生香。……
難得這位老作家如此欣賞我父親在晨曦中昏暗的燈光下寫出的這篇文章。
1971年，爸爸還翻譯了由日本湯次了榮加以闡述的《大乘起信論新釋》。在“文革”時期譯這本書，比起譯三個物語來，可謂“背時”。但這也是緣分所在。抄家時，日文書都沒有抄走。如果造反派知道這是一本佛教書，一定不會給爸爸留下來。可是他們哪裏懂什麽“大乘”，或許還以為是一本數學書呢。
爸爸譯畢後，還寫了一篇序。全文如下：
譯者小序
大乘起信論乃學習大乘佛教之啟蒙書。古來佛教徒藉此啟蒙而歸依三寶者甚多。但文理深奧，一般人不易盡解。日本佛學家湯次了榮氏有鑑於此，將此書逐段譯為近代文，又詳加解說，對讀者助益甚多。今將日文書譯為中文本，以廣流傳，亦宏法之一助也。譯者擱筆後附記，時一九六六年初夏。
這短短幾行文字末了的“一九六六年初夏”這日期，用心良苦。有一天我起得早了點，看見爸爸似乎在結束那譯稿，我就問他：
“爸爸，你譯出這本書來打算怎麽樣?”“今後有便人時帶交廣洽法師保存。”
“唉，你還要讓人帶出去!新加坡還有誰會在這個時候到中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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