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台發言的是貧下中農代表、解放軍、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美術學校“紅聯”的紅衛兵小將、上海中國畫院“紅旗”戰士，以及美術口的革命派代表。一次像模像樣的大會，組織工作一定費了不少時間。
《打豐戰報》上刊出的爸爸的畫有《一時之雄》(畫麵是抗日戰爭時期畫太陽下持日本國旗的雪人)、《炮彈作花瓶，萬世樂太平》、《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船裏看春景，春景像畫圖……》、《隻是青雲浮水上，教人錯認作山看》、《互割互啖圖》，以及我們擔心了很久的那幅《月子彎彎照九州》。
《隻是青雲》這幅畫，造反派說他是“把水上浮雲比擬新中國的鐵打江山”。其實這幅畫初次發表於1942年，正當抗日後期，意指日本侵略者猶如浮雲。1963年重畫後又在香港《新晚報》上發表。那是沈柔堅先生介紹，要爸爸為該報每周作漫畫兩幅，對台灣“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爸爸平生所作漫畫，光是我們能收集到的，就有四千多幅。畫得多了，難免有瑕疵，但怎麽可以反過來說他把浮雲比作新中國呢!
《船裏看春景》一畫，那所村屋的門楣上寫著“人民公社好”五字。為了美化風景，爸爸把岸邊的桃花在水裏畫了個倒影。題字為“船裏看春景，春景像畫圖。臨水種桃花，一株當兩株”。竟被批判為“豐子愷赤裸裸地咒罵我們的人民公社似船裏看春景，此景不過是‘三月桃花一時紅，風吹雨打一場空’，誣衊人民公社即將消逝。”
《打豐戰報》上說，這次批判會得到《文匯報》、《解放日報》等等的熱烈支持，還收到上海輕工業學校、南京軍區衛生學校、空軍政治幹部學校的各造反兵團的賀電。會後還放映了豐子愷漫畫幻燈片。
對爸爸漫畫的吹毛求疵、顛倒是非、惡毒中傷的批判，不勝枚舉。這裏還想介紹兩則可笑的批判。
爸爸喜歡蘇曼殊的詩《過蒲田》：“柳蔭深處馬蹄驕，無際銀沙逐浪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滿山紅葉女郎樵。”取其末句作畫。畫一村姑正在山坡上掃紅葉，樹上落下幾片紅葉來。這幅畫畫過好幾次。每一幅紅葉落下來的片數都不一樣。造反派們掌握的恰好是落下三片紅葉。於是便指責作者是惡毒攻擊“三麵紅旗”落地。(“三麵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還有一組畫的批判，讓人哭笑不得。那是爸爸應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要求為一冊幼兒讀物畫插圖。文字是出版社提供的，內容為正確與錯誤相對照，讓幼兒辨別哪一頁對哪一頁錯。例如正確的一頁上畫“東方出了個紅太陽，爸爸抱我去買糖”;錯誤的一頁上畫“西方出了個綠太陽，我抱爸爸去買糖”。他們單取錯誤的一頁來批判。“西方出了個綠太陽”，那還了得!豈不是和“紅太陽毛主席”唱反調嗎?其實1957年出版這冊書時還沒有把毛主席比作紅太陽呢!
這幅畫的批判出現在一次“毒草”批判的展覽會上。看見的人很多。人們不知就裏，以為豐子愷的這條罪狀太明顯了。爸爸的漫畫“西方出了個綠太陽”直到如今還有人問我究竟是怎麽迴事。
我還想起一件事。我在出版社校讀電台教日文的教科書時，有人告訴我：後麵那隻詞彙表的排列要注意，不可把“萬歲”和“熊貓”排在貼鄰。因為“萬歲”兩字應該是毛主席專用的，放在熊貓隔壁，變成“熊貓萬歲”了。而在這本教科書的詞彙表裏，偏偏這兩個詞應該是貼鄰。於是隻得顛倒一下次序。更有甚者，還有造反派要把薄薄的書頁豎起來看反麵是什麽詞，正反麵兩個詞搭配起來不可有“犯上”的意義。現在想起來真是笑話!
枕邊雪和半盆水
1969年10月29日宣布：11月3日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要疏散到奉賢縣柘林鎮。我們上海編譯所當時已是該社屬下，這批原來不坐班隻拿車馬費的人也必須跟著他們走。10月31日放假一天，讓大家作準備。
爸爸那時已到郊區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隊參加“三秋”勞動。(這已是他“三夏”勞動後第二次下鄉了。)“一號通令”下達，他們當然就不迴上海了。媽媽心急如焚。我決定就利用休息這一天去看爸爸，給他送寒衣去。
朔風凜冽的早晨，我帶著不滿五歲的女兒，在徐家匯搭56路到港口換乘龍吳路到曹家港，然後打聽爸爸所在生產隊的方向。好容易找到那生產隊，又說他在棉花地裏摘棉花。我東尋西找，到了將近晌午時，來到一塊棉花地邊，望見前方有一個老農正在摘花。白發蒼蒼，老態龍鍾，動作遲緩。我放下背上的孩子，想問個訊：
“喂，請問……”
那老人抬起頭來，呀，這不就是爸爸嗎芽選可我幾乎認不出來了：臉色憔悴，神態萎靡，眼淚汪汪，胸前腹部掛著一隻襤褸的棉花袋。
“爸爸，我來看你了!”我說了一句，不覺鼻子裏一陣酸，勉強抑製著自己。
爸爸用手擦了擦他那迎風流淚的雙眼。
“咦，一吟，你來做什麽呀?”
他說這話時，除了驚訝，似乎還有不想讓我看到他這副可憐相的語氣。
“天冷了，我給你送寒衣來。”
爸爸用雙手把棉花枝條往左右撥開，磕磕絆絆地走近我。當他發現早先被棉花枝擋住的孩子時，臉上突然掠過一個複雜的表情：從驚訝到高興，又從高興轉為悲哀。他沒想到意外地看到他喜歡的孩子，卻又不願讓孩子看到他的狼狽相。
“囡囡，你怎麽也來了啊!”
“來看公公。公公，你躲在那裏做什麽?怎麽不迴家呀?我想公公。”
我怕孩子的話傷了爸爸的心，趕快接過話頭，把這次下鄉的情由一五一十講給爸爸聽了。
我們邊說邊在田頭坐下來。我關心爸爸在鄉下的飲食起居，問這問那。但他照例不肯多說。他總是說“很好很好”，叫我們不必為他擔心。
“別人過得慣的，我也過得慣。我們抗戰時期逃難的日子也過來了，現在就當它逃難嘛!”爸爸總是講些安慰人的話，好讓我放心。
一聲哨子，表示要收工迴去吃午飯了。人們從四麵八方的莊稼地裏集合攏來。“牛鬼蛇神”排成縱隊，在押隊人的叱吒聲中往一座院落迤邐走去。我背起女兒在一旁跟著。路相當遠，走得很快，老人們都氣喘籲籲。走到那充當食堂的院子裏時，我看見爸爸臉色蒼白，上氣不接下氣了。在緊張拘束的氣氛中，爸爸用飯菜票多買了兩份粗劣的飯菜招待我們，就催我們上路迴去。我要求到他宿處看看，他猶豫了一下，同意了，便帶我們走出院子，繞過河浜，來到一所低矮的農舍前。一進門就是地鋪，潮濕的泥地上鋪著些稻草，並排著一副副被褥蚊帳，爸爸就宿在這裏。屋子顯然透風，到了雨雪交加的季節，這日子怎麽過啊!
1970年6月(約16日)，爸爸給石家莊的恩狗寫信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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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豐戰報》上刊出的爸爸的畫有《一時之雄》(畫麵是抗日戰爭時期畫太陽下持日本國旗的雪人)、《炮彈作花瓶，萬世樂太平》、《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船裏看春景，春景像畫圖……》、《隻是青雲浮水上，教人錯認作山看》、《互割互啖圖》，以及我們擔心了很久的那幅《月子彎彎照九州》。
《隻是青雲》這幅畫，造反派說他是“把水上浮雲比擬新中國的鐵打江山”。其實這幅畫初次發表於1942年，正當抗日後期，意指日本侵略者猶如浮雲。1963年重畫後又在香港《新晚報》上發表。那是沈柔堅先生介紹，要爸爸為該報每周作漫畫兩幅，對台灣“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爸爸平生所作漫畫，光是我們能收集到的，就有四千多幅。畫得多了，難免有瑕疵，但怎麽可以反過來說他把浮雲比作新中國呢!
《船裏看春景》一畫，那所村屋的門楣上寫著“人民公社好”五字。為了美化風景，爸爸把岸邊的桃花在水裏畫了個倒影。題字為“船裏看春景，春景像畫圖。臨水種桃花，一株當兩株”。竟被批判為“豐子愷赤裸裸地咒罵我們的人民公社似船裏看春景，此景不過是‘三月桃花一時紅，風吹雨打一場空’，誣衊人民公社即將消逝。”
《打豐戰報》上說，這次批判會得到《文匯報》、《解放日報》等等的熱烈支持，還收到上海輕工業學校、南京軍區衛生學校、空軍政治幹部學校的各造反兵團的賀電。會後還放映了豐子愷漫畫幻燈片。
對爸爸漫畫的吹毛求疵、顛倒是非、惡毒中傷的批判，不勝枚舉。這裏還想介紹兩則可笑的批判。
爸爸喜歡蘇曼殊的詩《過蒲田》：“柳蔭深處馬蹄驕，無際銀沙逐浪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滿山紅葉女郎樵。”取其末句作畫。畫一村姑正在山坡上掃紅葉，樹上落下幾片紅葉來。這幅畫畫過好幾次。每一幅紅葉落下來的片數都不一樣。造反派們掌握的恰好是落下三片紅葉。於是便指責作者是惡毒攻擊“三麵紅旗”落地。(“三麵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還有一組畫的批判，讓人哭笑不得。那是爸爸應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要求為一冊幼兒讀物畫插圖。文字是出版社提供的，內容為正確與錯誤相對照，讓幼兒辨別哪一頁對哪一頁錯。例如正確的一頁上畫“東方出了個紅太陽，爸爸抱我去買糖”;錯誤的一頁上畫“西方出了個綠太陽，我抱爸爸去買糖”。他們單取錯誤的一頁來批判。“西方出了個綠太陽”，那還了得!豈不是和“紅太陽毛主席”唱反調嗎?其實1957年出版這冊書時還沒有把毛主席比作紅太陽呢!
這幅畫的批判出現在一次“毒草”批判的展覽會上。看見的人很多。人們不知就裏，以為豐子愷的這條罪狀太明顯了。爸爸的漫畫“西方出了個綠太陽”直到如今還有人問我究竟是怎麽迴事。
我還想起一件事。我在出版社校讀電台教日文的教科書時，有人告訴我：後麵那隻詞彙表的排列要注意，不可把“萬歲”和“熊貓”排在貼鄰。因為“萬歲”兩字應該是毛主席專用的，放在熊貓隔壁，變成“熊貓萬歲”了。而在這本教科書的詞彙表裏，偏偏這兩個詞應該是貼鄰。於是隻得顛倒一下次序。更有甚者，還有造反派要把薄薄的書頁豎起來看反麵是什麽詞，正反麵兩個詞搭配起來不可有“犯上”的意義。現在想起來真是笑話!
枕邊雪和半盆水
1969年10月29日宣布：11月3日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要疏散到奉賢縣柘林鎮。我們上海編譯所當時已是該社屬下，這批原來不坐班隻拿車馬費的人也必須跟著他們走。10月31日放假一天，讓大家作準備。
爸爸那時已到郊區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隊參加“三秋”勞動。(這已是他“三夏”勞動後第二次下鄉了。)“一號通令”下達，他們當然就不迴上海了。媽媽心急如焚。我決定就利用休息這一天去看爸爸，給他送寒衣去。
朔風凜冽的早晨，我帶著不滿五歲的女兒，在徐家匯搭56路到港口換乘龍吳路到曹家港，然後打聽爸爸所在生產隊的方向。好容易找到那生產隊，又說他在棉花地裏摘棉花。我東尋西找，到了將近晌午時，來到一塊棉花地邊，望見前方有一個老農正在摘花。白發蒼蒼，老態龍鍾，動作遲緩。我放下背上的孩子，想問個訊：
“喂，請問……”
那老人抬起頭來，呀，這不就是爸爸嗎芽選可我幾乎認不出來了：臉色憔悴，神態萎靡，眼淚汪汪，胸前腹部掛著一隻襤褸的棉花袋。
“爸爸，我來看你了!”我說了一句，不覺鼻子裏一陣酸，勉強抑製著自己。
爸爸用手擦了擦他那迎風流淚的雙眼。
“咦，一吟，你來做什麽呀?”
他說這話時，除了驚訝，似乎還有不想讓我看到他這副可憐相的語氣。
“天冷了，我給你送寒衣來。”
爸爸用雙手把棉花枝條往左右撥開，磕磕絆絆地走近我。當他發現早先被棉花枝擋住的孩子時，臉上突然掠過一個複雜的表情：從驚訝到高興，又從高興轉為悲哀。他沒想到意外地看到他喜歡的孩子，卻又不願讓孩子看到他的狼狽相。
“囡囡，你怎麽也來了啊!”
“來看公公。公公，你躲在那裏做什麽?怎麽不迴家呀?我想公公。”
我怕孩子的話傷了爸爸的心，趕快接過話頭，把這次下鄉的情由一五一十講給爸爸聽了。
我們邊說邊在田頭坐下來。我關心爸爸在鄉下的飲食起居，問這問那。但他照例不肯多說。他總是說“很好很好”，叫我們不必為他擔心。
“別人過得慣的，我也過得慣。我們抗戰時期逃難的日子也過來了，現在就當它逃難嘛!”爸爸總是講些安慰人的話，好讓我放心。
一聲哨子，表示要收工迴去吃午飯了。人們從四麵八方的莊稼地裏集合攏來。“牛鬼蛇神”排成縱隊，在押隊人的叱吒聲中往一座院落迤邐走去。我背起女兒在一旁跟著。路相當遠，走得很快，老人們都氣喘籲籲。走到那充當食堂的院子裏時，我看見爸爸臉色蒼白，上氣不接下氣了。在緊張拘束的氣氛中，爸爸用飯菜票多買了兩份粗劣的飯菜招待我們，就催我們上路迴去。我要求到他宿處看看，他猶豫了一下，同意了，便帶我們走出院子，繞過河浜，來到一所低矮的農舍前。一進門就是地鋪，潮濕的泥地上鋪著些稻草，並排著一副副被褥蚊帳，爸爸就宿在這裏。屋子顯然透風，到了雨雪交加的季節，這日子怎麽過啊!
1970年6月(約16日)，爸爸給石家莊的恩狗寫信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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