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幹年以後，我在淮海路新華書店買書，有一個人向我打招唿。我這個人，認人的能力極差。我望著他發呆。
“你不認識我了?我是建工隊的，‘文革”期間到你們樓下住過。”
“啊，想起來了!對不起，我健忘。”
彼此寒暄了一番。造反派裏極大多數人是正常的人。隻有極少數是殘酷的，狂妄的。
…………
我們二樓有前後兩間，前間又自己隔成東西兩間。住得還算寬舒。可是有一天，來了兩個不速之客———畫院的造反派。他們提出要暫借我們二樓後房辦公。說是暫借，誰知道住多久。
那時正好新枚和好貓在家。我至今還記得新枚瞪出了兩隻眼睛，臉漲得通紅。我真怕他當場發作。有造反派為貼鄰，對爸爸自然是極大的威脅。但我們哪敢不答應。他們看見我們爽脆地答應了，就吩咐我們清理一下後房的細軟，給他們留下家具，轉身下樓了。
誰知他們還沒走下樓梯，新枚就大發雷霆，敲台拍桌。我們要勸住他，已來不及。那兩個造反派已聞聲迴到樓上來。
空氣凝住了。一場惡性的戰爭眼看就要爆發。
“怎麽?對我們不滿意嗎?”
這時我要感謝新枚，他總算抑製住，沒吭聲。
但更要感謝我那聰明善良而又機靈的弟媳急中生智，馬上對他們說：“跟你們沒關係。我們夫妻吵架，你們來以前我們就在吵了。他看見你們一走，就又吵了。沒你們的事!對不起!對不起!”
這一席話挽救了爸爸，更挽救了新枚。如果被造反派戳穿了，他們不但要為此批鬥爸爸，對新枚也決不會罷休。那個時代，隻要一通知新枚單位，新枚的前途就不堪設想!
造反派一聽說是夫妻吵架的繼續，倒也很像，就下樓離開我們家走了。
好一個聰明的好貓!新枚的命運，就在她說了這幾句話後轉危為安了!
其實好貓不止這一次扭轉了新枚的命運。她從天津調到石家莊和新枚團圓後，新枚趕末班車(當時考研的極限年齡正好是40歲)去北京考研究生，也是她出的主意。否則，他們後來可能一直留在石家莊，無由返迴江南，新枚更談不上去香港。
說起去香港，又有好貓的一功。在當研究生的三年裏，由於新枚外語好，而且懂好幾國語言(英、俄、日、德、法)，屢屢被派出國。其中一次竟是派到德國去進修專利。據新枚說，那時專利這一行在國內還是空白，德方提出可派人去進修，我國就派了幾個對專利還不熟悉的人去，其中就有新枚。新枚學習一向認真，得了一個文憑迴來。但從此就不碰專利了。
新枚夫婦迴杭州後，和他一起在德國進修過專利的一個朋友從香港寫信來，說我國駐香港的永新專利公司需要人才。那人就推薦高才生豐新枚。
這在當時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可是新枚向計算機研究所領導提出要去香港工作，領導一口迴絕。新枚是個不會轉彎的人，迴來對好貓說一聲“不成功”就算數了。可好貓不肯罷休，她去新枚單位軟磨硬纏，居然被她說成功了。所以我們總說好貓有“幫夫運”。
可是天下的事神秘難測。如果他們走了另一條路，不知後來又是什麽結局。
唉!人好像真的是有命運在主宰著。好貓這一生似乎就是為新枚活著的。她患癌後，來上海治療，我雖然照顧了她兩年，總覺得還欠她的情。好貓真是標準的賢妻良母。燃燒了自己，幸福了別人。
…………
我們還是迴過來談吧。後來，樓下來了新房客。
我曾保存著一張發票，是1968年3月13日我家賣菜櫥的日子。憑這張發票，可以斷定樓下幾家新房客是這日子以前陸續進來的。為什麽呢?隻因房客中有一個複員軍人很厲害，一搬進來就在廚房裏貼上一張標語：“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然後指著紗櫥對英娥阿姨氣勢洶洶地說：
“把這搬掉!現在廚房是大家共用的了，不是你們一家的。快搬掉!”
英娥阿姨唯唯諾諾了一下，連忙上樓來找我。她兩目睜圓，一臉緊張，好像發生了大事。等到我弄清楚了是怎麽一迴事後，和爸媽商量了一下，就決定賣掉這口櫥。
“那櫥裏的東西放到哪裏去?這麽多碗!”英娥阿姨顯然捨不得。是啊，她已跟了我們十多年了，而且她的工作主要就是廚房裏。要賣掉這口櫥，就像要賣掉她自己的家具一樣捨不得。
“現在這房子裏住的已不止我們一家，”爸爸曉以大義，“我們的碗櫥占地方確實太多了。我們就把它賣掉吧。裏麵的東西精簡一下。抗戰八年，我們到處流浪，哪有這麽大的碗櫥，日子不也過了嗎。”
“我去舊貨商店跑一趟，叫他們來運走。”
英娥阿姨聽見我這樣說，顯然已無可挽迴，隻好惋惜地不聲不響下樓去了。
我們在福州路時，住的房子雖然差，倒是獨家獨院。這裏本來也是獨家獨院，而且房子好得多。想不到住了十幾年，變成了一房四家。我們小心翼翼地對付那個穿軍裝的人，後來倒也相安無事。其他幾家新房客都是很客氣的。
爸爸1975年去世後三年我們搬離日月樓。開頭幾年我有事迴舊居去轉轉時，還能看到牆上亂七八糟寫著的“打倒豐子愷”之類的字。後來漸漸看不清了。再後來，院子外麵裝了些低低的圍欄。大門上由盧灣區旅遊管理辦公室出麵訂了一塊鐵牌子，上麵寫著“豐子愷曾在此居住”。再後來，盧灣區文化局隆重地在門口舉行了一個重新掛牌的儀式(幾家房客仍住在裏麵)。家屬們也到場，弟弟還代表家屬發了言。日月樓的門口又恢複了光彩。
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到了1968年，被拖來拖去批鬥已兩年了，竟還要對爸爸舉行一次專場批鬥會。
真是豈有此理!
我和寶姐接到通知後，終日惶惑不安。不去是不可能的，又要被指責為“沒有和父親劃清界線”。去吧，又怎能忍心看自己的爸爸在台上被鬥。爸爸被鬥雖然已無數次，但我們從未親眼見過。這迴定要我們親眼去看他“受刑”，實在太殘酷了。
我們一天天數著日子，在痛楚的心情中等待著，希望這非人道的一幕早點過去。
如今再來寫當時的情況，事過境遷，迴憶起來甚至有些模糊了。
我收藏著好幾份批判爸爸的小報。什麽《打倒美術界反共老手豐子愷》啦，《砸爛美術界反共老手豐子愷》啦，《撕開臭權威畫皮》啦，以及綜合性的《砸爛黑畫院———毒畫毒文毒詩毒章批判專輯》。對了，還有一份《打豐戰報》———就是那次批鬥時刊印的。
批鬥專場是1968年8月16日在北京東路貴州路附近的黃浦劇場舉行的。主辦單位是“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派打倒美術界反動學術權威豐子愷專案小組”。這次批鬥會規模挺大，陪鬥的有“上海市舊文藝界舊美協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徐平羽、陳其五、孟波、方行、沈柔堅。還有上海美術界的“反動學術‘權威’”張樂平、王個簃、唐雲、賀天健、蔡振華、程十發、張充仁、吳大羽、謝稚柳……等，以及“大右派”劉海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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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認識我了?我是建工隊的，‘文革”期間到你們樓下住過。”
“啊，想起來了!對不起，我健忘。”
彼此寒暄了一番。造反派裏極大多數人是正常的人。隻有極少數是殘酷的，狂妄的。
…………
我們二樓有前後兩間，前間又自己隔成東西兩間。住得還算寬舒。可是有一天，來了兩個不速之客———畫院的造反派。他們提出要暫借我們二樓後房辦公。說是暫借，誰知道住多久。
那時正好新枚和好貓在家。我至今還記得新枚瞪出了兩隻眼睛，臉漲得通紅。我真怕他當場發作。有造反派為貼鄰，對爸爸自然是極大的威脅。但我們哪敢不答應。他們看見我們爽脆地答應了，就吩咐我們清理一下後房的細軟，給他們留下家具，轉身下樓了。
誰知他們還沒走下樓梯，新枚就大發雷霆，敲台拍桌。我們要勸住他，已來不及。那兩個造反派已聞聲迴到樓上來。
空氣凝住了。一場惡性的戰爭眼看就要爆發。
“怎麽?對我們不滿意嗎?”
這時我要感謝新枚，他總算抑製住，沒吭聲。
但更要感謝我那聰明善良而又機靈的弟媳急中生智，馬上對他們說：“跟你們沒關係。我們夫妻吵架，你們來以前我們就在吵了。他看見你們一走，就又吵了。沒你們的事!對不起!對不起!”
這一席話挽救了爸爸，更挽救了新枚。如果被造反派戳穿了，他們不但要為此批鬥爸爸，對新枚也決不會罷休。那個時代，隻要一通知新枚單位，新枚的前途就不堪設想!
造反派一聽說是夫妻吵架的繼續，倒也很像，就下樓離開我們家走了。
好一個聰明的好貓!新枚的命運，就在她說了這幾句話後轉危為安了!
其實好貓不止這一次扭轉了新枚的命運。她從天津調到石家莊和新枚團圓後，新枚趕末班車(當時考研的極限年齡正好是40歲)去北京考研究生，也是她出的主意。否則，他們後來可能一直留在石家莊，無由返迴江南，新枚更談不上去香港。
說起去香港，又有好貓的一功。在當研究生的三年裏，由於新枚外語好，而且懂好幾國語言(英、俄、日、德、法)，屢屢被派出國。其中一次竟是派到德國去進修專利。據新枚說，那時專利這一行在國內還是空白，德方提出可派人去進修，我國就派了幾個對專利還不熟悉的人去，其中就有新枚。新枚學習一向認真，得了一個文憑迴來。但從此就不碰專利了。
新枚夫婦迴杭州後，和他一起在德國進修過專利的一個朋友從香港寫信來，說我國駐香港的永新專利公司需要人才。那人就推薦高才生豐新枚。
這在當時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可是新枚向計算機研究所領導提出要去香港工作，領導一口迴絕。新枚是個不會轉彎的人，迴來對好貓說一聲“不成功”就算數了。可好貓不肯罷休，她去新枚單位軟磨硬纏，居然被她說成功了。所以我們總說好貓有“幫夫運”。
可是天下的事神秘難測。如果他們走了另一條路，不知後來又是什麽結局。
唉!人好像真的是有命運在主宰著。好貓這一生似乎就是為新枚活著的。她患癌後，來上海治療，我雖然照顧了她兩年，總覺得還欠她的情。好貓真是標準的賢妻良母。燃燒了自己，幸福了別人。
…………
我們還是迴過來談吧。後來，樓下來了新房客。
我曾保存著一張發票，是1968年3月13日我家賣菜櫥的日子。憑這張發票，可以斷定樓下幾家新房客是這日子以前陸續進來的。為什麽呢?隻因房客中有一個複員軍人很厲害，一搬進來就在廚房裏貼上一張標語：“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然後指著紗櫥對英娥阿姨氣勢洶洶地說：
“把這搬掉!現在廚房是大家共用的了，不是你們一家的。快搬掉!”
英娥阿姨唯唯諾諾了一下，連忙上樓來找我。她兩目睜圓，一臉緊張，好像發生了大事。等到我弄清楚了是怎麽一迴事後，和爸媽商量了一下，就決定賣掉這口櫥。
“那櫥裏的東西放到哪裏去?這麽多碗!”英娥阿姨顯然捨不得。是啊，她已跟了我們十多年了，而且她的工作主要就是廚房裏。要賣掉這口櫥，就像要賣掉她自己的家具一樣捨不得。
“現在這房子裏住的已不止我們一家，”爸爸曉以大義，“我們的碗櫥占地方確實太多了。我們就把它賣掉吧。裏麵的東西精簡一下。抗戰八年，我們到處流浪，哪有這麽大的碗櫥，日子不也過了嗎。”
“我去舊貨商店跑一趟，叫他們來運走。”
英娥阿姨聽見我這樣說，顯然已無可挽迴，隻好惋惜地不聲不響下樓去了。
我們在福州路時，住的房子雖然差，倒是獨家獨院。這裏本來也是獨家獨院，而且房子好得多。想不到住了十幾年，變成了一房四家。我們小心翼翼地對付那個穿軍裝的人，後來倒也相安無事。其他幾家新房客都是很客氣的。
爸爸1975年去世後三年我們搬離日月樓。開頭幾年我有事迴舊居去轉轉時，還能看到牆上亂七八糟寫著的“打倒豐子愷”之類的字。後來漸漸看不清了。再後來，院子外麵裝了些低低的圍欄。大門上由盧灣區旅遊管理辦公室出麵訂了一塊鐵牌子，上麵寫著“豐子愷曾在此居住”。再後來，盧灣區文化局隆重地在門口舉行了一個重新掛牌的儀式(幾家房客仍住在裏麵)。家屬們也到場，弟弟還代表家屬發了言。日月樓的門口又恢複了光彩。
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到了1968年，被拖來拖去批鬥已兩年了，竟還要對爸爸舉行一次專場批鬥會。
真是豈有此理!
我和寶姐接到通知後，終日惶惑不安。不去是不可能的，又要被指責為“沒有和父親劃清界線”。去吧，又怎能忍心看自己的爸爸在台上被鬥。爸爸被鬥雖然已無數次，但我們從未親眼見過。這迴定要我們親眼去看他“受刑”，實在太殘酷了。
我們一天天數著日子，在痛楚的心情中等待著，希望這非人道的一幕早點過去。
如今再來寫當時的情況，事過境遷，迴憶起來甚至有些模糊了。
我收藏著好幾份批判爸爸的小報。什麽《打倒美術界反共老手豐子愷》啦，《砸爛美術界反共老手豐子愷》啦，《撕開臭權威畫皮》啦，以及綜合性的《砸爛黑畫院———毒畫毒文毒詩毒章批判專輯》。對了，還有一份《打豐戰報》———就是那次批鬥時刊印的。
批鬥專場是1968年8月16日在北京東路貴州路附近的黃浦劇場舉行的。主辦單位是“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派打倒美術界反動學術權威豐子愷專案小組”。這次批鬥會規模挺大，陪鬥的有“上海市舊文藝界舊美協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徐平羽、陳其五、孟波、方行、沈柔堅。還有上海美術界的“反動學術‘權威’”張樂平、王個簃、唐雲、賀天健、蔡振華、程十發、張充仁、吳大羽、謝稚柳……等，以及“大右派”劉海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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