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畫院的人都下鄉“三夏”了。那八十八歲的朱姓的(吟按:指朱屺瞻先生,應為七十八歲)也去,我很同情他。去冬他被上(因屋漏)落了許多雪,我睡的地方好,枕邊略有些雪。


    “枕邊有雪”這件事,我直到為爸爸編文集向弟弟要來爸爸給他的信時,看了才知道。爸爸是一直瞞著我們的。


    那一天,我看了爸爸的住處後,他就催我們迴家。經過門口的河浜時,我問了一下,才知這就是他們洗臉的地方。天寒地凍的時候,老人家怎麽下河打水呢?


    爸爸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立刻打趣地說:


    “地當床,天當被,還有一河浜的洗臉水,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快帶著囡囡迴去吧,不要為我擔心,這裏還是有不少好人照顧我的。”


    雖說“取之無禁”,其實後來我從程十發先生那裏了解到,爸爸每天隻從河浜裏打半盆水,這半盆水就用一天了。如今看著白花花的自來水“用之不竭”,我常常想起爸爸一天用半盆水的事。


    那一迴,我懷著忐忑不安的鬱悒心情離開了爸爸。我深知爸爸有很多事瞞著我。事隔多年後,我才從他的“難友”們那兒了解到了不少情況。


    在港口時,常有半夜“急行軍”,一聲哨子,就得起床,跟著他們年輕人摸黑走田徑。爸爸對付這一招的辦法就是和衣而臥。不僅和衣,連鞋也不脫。所以集合時他總是比別人早到。後來迴到家裏,他也常常和衣而臥,就是那時養成的習慣。


    據程亞君先生說,有一次半夜“拉練”,他們把“走資派”程亞君和“反動學術‘權威’”豐子愷當敵人,一起押走。走了不少路,又是拖,又是推,一路吆喝,爸爸受了不少苦。程亞君先生說,還有一晚,造反派輪流批鬥爸爸。爸爸一直低頭站著,到後半夜站不動了,他們還是批,一直批了個通宵。他們叫爸爸承認是“反革命”、“反共老手”,是這樣,是那樣,他什麽都承認。


    1993年11月23日,張充仁先生曾在《新民晚報》上發表了一篇迴憶文,題為《“牛棚”衷腸》。談的都是他和我爸爸的事,很有價值。全文抄錄如下:


    1969年夏,我隨文藝界大隊人馬集中到一個市郊農村,任務是邊勞動邊繼續改造。一日,我與豐子愷先生湊在一起,旁無他人,不禁心照而宣,鬥膽訴起各自的命運來。我向來敬重豐老,特向他吐露:我有個問題至今不明白,非常苦惱。他們(指“革命派”)說我至今還沒有站過來,頑固不化,我卻覺得已經非常努力了,毛主席的書讀得非常認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已讀了十七遍,連軍宣隊、工宣隊領導的講話也背得出來,怎麽還沒有站過來呀?豐老笑了,他略思一下,反問我:“要說站過來,那你首先想一想有沒有‘站過去’?如果沒有‘站過去’,那麽談何‘站過來’?”我先是一愣,繼而茅塞頓開。我迴想新中國成立以來,我真心擁護共產黨、社會主義,在毛主席《講話》的指導下,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反映時代精神,我的許多作品都是有目共睹的,何必在這個問題上自尋苦惱呢?頓覺坦然起來。我為豐老如此深刻的幽默折服,連聲稱“有道理有道理!”


    可是,定期寫“思想匯報”,搜腸刮肚幾年下來,實在刮不出新東西來了,還要永無止境下去,這難題無法做了。我又討教豐老。豐老嘆道:“就是炒冷飯麽!”


    我說“原來寫的東西早無實質材料了,都是用語錄和報紙文章湊的,這無材料等於炒冷飯,何以可炒?”豐老問我:“你是否讀過八股文?”我說沒有,並告訴他,我生於光緒卅四年,辛亥革命我隻有四歲,科舉已廢,我是從“人手足刀尺”開始識字,往後讀曆代古文,就是明清的八股文也從未讀過。但我聽說從前寫起八股文來,題目隻一個字,文章就可寫得洋洋大觀,不能自己,故請教豐老憑空拉長文章的技法在哪裏?豐老笑曰:“聽我念來。‘赳赳之武夫,武夫之赳赳,夫武夫而赳赳,誠赳赳之武夫矣!’還有,‘宇宙乃天地之幹坤,久矣千百年而一日……’(吟按:1984年我遇到張充仁先生時他說的話裏,代替這省略號的是:這句話,宇宙即幹坤,幹坤即天地;千百年而一日也是久矣的意思。)沒有實質內容,翻來覆去不說明任何問題。”我聽之不禁撫掌大笑,豐老居然如此古為今用,諷刺當代的新八股,一針見血,真不愧是大學文家!戲言過後,卻隱隱湧起一絲悲哀:“五四”運動已五十年,我們還得拾起八股來過日子!


    豐老接著沉吟道:“日子(指運動)拖得太長了,大家吃不消的。像我這樣,隻有爭取退休,今後還‘放毒’嗎?不放了。”我聽之難過,想到自己的大批水彩畫、油畫付之一炬,雕塑作品被砸碎,我也想過今後再也不搞藝術了。眼前這位追求畢生並已經獲得很高成就的藝術大師,最後被迫把自己的藝術生命一筆勾銷,這是多麽難以置信的事!果然,從那時之後,未見他發表過一個字,一幅畫!


    豐老未等到藝術的春天複甦就離世而去了。而我,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恢複了藝術青春,撫今追昔,感慨萬端!


    也是張充仁先生告訴我,說在鄉下時,他曾和我爸爸一起在冰冷的河水裏洗菠菜。


    爸爸對張充仁先生說話這樣大膽,就意味著他對“難友”們是絕對信任的。“難友”們也都很信任他。難得有一迴,他對某人說了些什麽,那人在“思想匯報”裏提了一筆,其實多半是微不足道的事,在唯恐天下不亂的造反派看來都是大事。於是爸爸被造反派田頭批鬥。


    據朱屺瞻先生迴憶,他和我爸爸在鄉下是一對老人,年齡比其他人都大。沒事的時候,兩人就一起曬太陽取暖。(在畫院時兩人也曾一起坐在花園內樹根上聊天。)鄉下到入冬時還有蚊子。睡在地上就更多。朱老先生的蚊帳裏常有蚊子鑽進來擾他睡覺,爸爸就把木夾子借給他用。


    在鄉下的苦難日子,原以為沒有盡頭。豈料這一年的12月19日,文化廣場一場火災,使爸爸和他的難友們因禍得福,都從鄉下迴到了上海。文化廣場的管理與上海中國畫院屬同一係統,廣場失火,需要畫院等單位在鄉下的軍宣隊、工宣隊上來處理善後事宜。所以大家都跟了上來。


    人們都忙於處理火災的事,爸爸則患了重感冒,正好在家裏休息。沒料到這重感冒終於轉為一場大病,差點奪去了爸爸的生命。


    “未須寂寞養殘生”


    為了響應毛主席號召,我們新聞出版係統在奉賢柘林鎮附近的杭州灣邊,建立了一個“五七幹校”。1969年11月3日我們為了疏散而下鄉時,那“幹校”尚未完工。我們就暫時被安置在柘林鎮上一所小學裏。自然也是在地上鋪稻草。每天幫農民做些活,幹完了活開開會。我倒喜歡這種生活,這比天天在上海開會舒服多了。主要是有實事幹,鄉下空氣新鮮。每月迴家三天。隻是十分思念家中老小和港口棉花地裏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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