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這裏，兩人相顧大笑。……
爸爸被關在美術學校裏“隔離審查”一個多月，竟在這“牢房”似的地方和邵先生大談其宗教和護生。如果讓“造反派”們知道了，會被稱為“放毒”，受到大批特批。沒想到他們在這雨橫風狂暗無天日的日子裏給他創造了一個世外桃源，使他可以在其中痛快地宣揚宗教思想。
關於邵先生文中所說的“短榻兩具”，聽邵先生說，造反派把一隻抄家得來的全新的鋼絲床給爸爸睡了，邵先生隻睡一張普通的硬板床。他們對爸爸還算不錯，可能是看他年長些吧。
至於邵先生說爸爸在“隔離”室裏喝“藥酒”，那可是上了爸爸的當!爸爸是一個嗜酒如命的人，還必須喝黃酒，不慣於喝別的酒。為了這個，他離開了沒有紹興酒的台灣。如今被隔離在美術學校，沒酒喝，度日如年。坐牢房可以探監，在美術學校當然也應該容許家人探望送物。我和媽媽經常前去送物。
有一次，爸爸悄悄地說：
“給我送點酒來!”
“讓他們知道了會有問題嗎?”
“就說是治病的藥酒。”
“噢噢，好好!”就這樣，爸爸雖被隔離，卻能天天喝到紹興酒。
還有一件事，也是爸爸開動腦筋對付造反派的策略。爸爸的假牙原本有一顆不記得是什麽時候掉了。他在隔離期間有一次對造反派說：
“我剛才跌了一跤，把牙齒也跌落了。”
“能吃東西嗎?”看來是遇到了一個有良心的造反派，居然關心爸爸吃東西。
“不方便了啊……”爸爸趁機說。
就這樣，爸爸居然贏得了一次迴去補牙的機會。
就在這一次，我和弟弟奉命去美術學校接爸爸。我們攙扶著爸爸，高高興興地穿過馬路，來到電影製片廠門口42路起點站。正好有一輛空車停著。我們連忙上車，巴不得車馬上開，早早離開這是非之地。可是偏偏乘客還少，開車時間還沒到。我好像有什麽預感，眼睛望著對麵的美術學校，忐忑不安地等待著一秒鍾一秒鍾地過去。忽然，學校裏跑出一個人來。不是衝著我們來的吧?!我心裏怦怦亂跳。弟弟竟也注意到了。如果他們要叫爸爸迴去，怎麽辦呢!
那人竟直奔42路，而且走上車來了。我連忙站起來笑臉相迎。
“豐子愷!你不能迴去!你今天的檢查還沒交呢。”
弟弟是個烈性子人。臉色已經變得很不好看。我連忙站過去，遮住他一點，對那人說：
“爸爸今天很不舒服，大概是不消化吧———”我話音未落，爸爸馬上結結巴巴地說：
“我迴去寫，來的時候補交。……我一定好好寫，寫長一點，深深地挖挖自己的思想根源……”
“是啊，是啊!我們會監督他寫……”我說盡了好話。
幸好在這時，大概開車的時間快到了，司機上來了。那造反派猶豫了一下。在這時要說服我們，由他一人攙扶七旬老人下車，恐怕司機會等不及。司機是工人階級啊，他才不買造反派的帳呢。再說，那造反派可能隻是專門管收檢討之類的，而不是那種哼哼嗬嗬的頭頭，所以他妥協了，自己趕快走下車去。
車開了!這真是一輛救護車啊!如果車不在這節骨眼上開，如果那造反派是個狼心狗肺，定要把爸爸拖下車，今天的事就不堪設想了!
不是為了爸爸不能迴去和家人團圓，而是弟弟一定會和那人大吵一場甚至打起來。一個“黑八類”的兒子和造反派幹起來，會有什麽好結果!
弟弟是一個十分真誠的人，所以他很不適宜與造反派周旋。記得有一次為了我勸他在政治上心裏一套表麵一套，他與我爭論得很激烈，終於吵翻了。他怒氣沖沖地走掉，有好長一段時間不跟我說話。是啊!我們是在爸爸的教育下長大的。爸爸教我們做人要真誠。他歌頌兒童的天真爛漫，討厭大人的虛偽。可是在這暗無天日的日子裏，這種做人的辦法行得通嗎芽選
雖然那一次逃過了劫難，得以迴家團團圓圓地過上幾天，但爸爸還是得迴去繼續接受“隔離審查”。而且有一次在受批鬥時被剪掉了一部分鬍鬚。爸爸迴家來還是以平常心對待這件事。他甚至詼諧地說：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過幾天就會長出來的。”
在1947年出版的《又生畫集》的自序中，爸爸說想不到抗日戰爭勝利後他還能出版畫冊，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他叫當時才九歲的新枚以這兩句詩為題，畫了一幅畫充作扉頁。想不到二十年後爸爸又遇到了更厲害的“野火”，可是這一迴他終於沒能等到春風的來臨!
一對可憐的青梅竹馬
新枚和他的表妹沈綸(又名佩紅)是一對青梅竹馬。沈綸是我媽媽的親妹妹的女兒。他們倆長大了分開很久後，終於結成夫婦。
那是在1967年，爸爸正到處挨鬥的時期。他們結婚證明上的日子是1967年12月19日，但舉行婚禮是在11月的某一天。什麽“婚禮”啊!除了自己人一起在家裏吃一頓飯以外，什麽都沒有。哪像現在，越來越鋪張，花樣越來越透。事後我要他們夫婦迴憶結婚的日子，新枚說不記得了(其實是他不願談以往不快的事)，沈綸給了我兩個日子：27號或29號。
我們家鄉往往用“小”字稱唿幼小或年輕的人。但慣於把這個“小”字讀成“ao”的去聲。沈綸小時候，人家叫她“小毛頭”，也就是“ao毛頭”，長大後，就稱她“ao毛”。毛與貓同音，所以我們常戲稱她和恩狗(新枚)是一隻狗一隻貓。而這個“ao”，寫成文字時很為難。爸爸在給沈綸的信裏，本來寫成“咬毛”(我們家鄉話這個“咬”字就念成“ao”)。“文革”以後不行了，這樣寫要被批鬥甚至上綱上線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的。於是爸爸就改用“咬貓”、“好貓”或“好毛”。
1978年末，我曾給好貓去信，要求她迴憶當時結婚的情況。如今我寫這段話時，這對可憐的狗貓都已長眠地下了，所以我已無法再問他們本人，隻得把好貓兩次迴信中有關的情況摘抄下來。1979年1月9日她的覆信如下：
一吟姐：由枚轉來的信收到。我迴憶了好久也迴憶不出個詳細情景來，但多少有些記憶。
我們結婚是在67年11月29日(也許27日)……那天又是陰雨天，反正按外國人的說法是個不吉利的日子，即都是單數，又是風雨交加。那天確是正好父親又挨批鬥的一天，去哪裏批鬥我也記不清。反正我清清楚楚記得我們輪流在窗口急盼父親歸來的情景。枚又下樓去弄堂口等多次。最後還是由枚等到了父親後攙著上樓的。那好像已經靠近傍晚了。父親正像你說的每次開完批鬥會後迴家來從不談批鬥的情況。那天也一樣，而且他不但自己絲毫無不高興的樣子，還讓我們也要高興些，說：“今天是你們的好日腳，勿要為我的事掃了你們的興，我自己都不在乎，你們更犯不著不開心了。”過後又讓我們快點去重南吃喜酒(吟按：指重慶南路好貓的母家)。婆婆寶姐去重南是肯定的，你去不去我忘了。也許你也留下來和英娥一起陪父親的。吃過飯後分幾批迴陝南，都去看了看三樓的新房。父也親自上三樓來為我們祝賀。還親自為我們在新房中點燃了一支紅蠟燭。我清楚記得父親為我們的新婚寫過一首詩。我找了好久，終於找出來了：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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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被關在美術學校裏“隔離審查”一個多月，竟在這“牢房”似的地方和邵先生大談其宗教和護生。如果讓“造反派”們知道了，會被稱為“放毒”，受到大批特批。沒想到他們在這雨橫風狂暗無天日的日子裏給他創造了一個世外桃源，使他可以在其中痛快地宣揚宗教思想。
關於邵先生文中所說的“短榻兩具”，聽邵先生說，造反派把一隻抄家得來的全新的鋼絲床給爸爸睡了，邵先生隻睡一張普通的硬板床。他們對爸爸還算不錯，可能是看他年長些吧。
至於邵先生說爸爸在“隔離”室裏喝“藥酒”，那可是上了爸爸的當!爸爸是一個嗜酒如命的人，還必須喝黃酒，不慣於喝別的酒。為了這個，他離開了沒有紹興酒的台灣。如今被隔離在美術學校，沒酒喝，度日如年。坐牢房可以探監，在美術學校當然也應該容許家人探望送物。我和媽媽經常前去送物。
有一次，爸爸悄悄地說：
“給我送點酒來!”
“讓他們知道了會有問題嗎?”
“就說是治病的藥酒。”
“噢噢，好好!”就這樣，爸爸雖被隔離，卻能天天喝到紹興酒。
還有一件事，也是爸爸開動腦筋對付造反派的策略。爸爸的假牙原本有一顆不記得是什麽時候掉了。他在隔離期間有一次對造反派說：
“我剛才跌了一跤，把牙齒也跌落了。”
“能吃東西嗎?”看來是遇到了一個有良心的造反派，居然關心爸爸吃東西。
“不方便了啊……”爸爸趁機說。
就這樣，爸爸居然贏得了一次迴去補牙的機會。
就在這一次，我和弟弟奉命去美術學校接爸爸。我們攙扶著爸爸，高高興興地穿過馬路，來到電影製片廠門口42路起點站。正好有一輛空車停著。我們連忙上車，巴不得車馬上開，早早離開這是非之地。可是偏偏乘客還少，開車時間還沒到。我好像有什麽預感，眼睛望著對麵的美術學校，忐忑不安地等待著一秒鍾一秒鍾地過去。忽然，學校裏跑出一個人來。不是衝著我們來的吧?!我心裏怦怦亂跳。弟弟竟也注意到了。如果他們要叫爸爸迴去，怎麽辦呢!
那人竟直奔42路，而且走上車來了。我連忙站起來笑臉相迎。
“豐子愷!你不能迴去!你今天的檢查還沒交呢。”
弟弟是個烈性子人。臉色已經變得很不好看。我連忙站過去，遮住他一點，對那人說：
“爸爸今天很不舒服，大概是不消化吧———”我話音未落，爸爸馬上結結巴巴地說：
“我迴去寫，來的時候補交。……我一定好好寫，寫長一點，深深地挖挖自己的思想根源……”
“是啊，是啊!我們會監督他寫……”我說盡了好話。
幸好在這時，大概開車的時間快到了，司機上來了。那造反派猶豫了一下。在這時要說服我們，由他一人攙扶七旬老人下車，恐怕司機會等不及。司機是工人階級啊，他才不買造反派的帳呢。再說，那造反派可能隻是專門管收檢討之類的，而不是那種哼哼嗬嗬的頭頭，所以他妥協了，自己趕快走下車去。
車開了!這真是一輛救護車啊!如果車不在這節骨眼上開，如果那造反派是個狼心狗肺，定要把爸爸拖下車，今天的事就不堪設想了!
不是為了爸爸不能迴去和家人團圓，而是弟弟一定會和那人大吵一場甚至打起來。一個“黑八類”的兒子和造反派幹起來，會有什麽好結果!
弟弟是一個十分真誠的人，所以他很不適宜與造反派周旋。記得有一次為了我勸他在政治上心裏一套表麵一套，他與我爭論得很激烈，終於吵翻了。他怒氣沖沖地走掉，有好長一段時間不跟我說話。是啊!我們是在爸爸的教育下長大的。爸爸教我們做人要真誠。他歌頌兒童的天真爛漫，討厭大人的虛偽。可是在這暗無天日的日子裏，這種做人的辦法行得通嗎芽選
雖然那一次逃過了劫難，得以迴家團團圓圓地過上幾天，但爸爸還是得迴去繼續接受“隔離審查”。而且有一次在受批鬥時被剪掉了一部分鬍鬚。爸爸迴家來還是以平常心對待這件事。他甚至詼諧地說：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過幾天就會長出來的。”
在1947年出版的《又生畫集》的自序中，爸爸說想不到抗日戰爭勝利後他還能出版畫冊，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他叫當時才九歲的新枚以這兩句詩為題，畫了一幅畫充作扉頁。想不到二十年後爸爸又遇到了更厲害的“野火”，可是這一迴他終於沒能等到春風的來臨!
一對可憐的青梅竹馬
新枚和他的表妹沈綸(又名佩紅)是一對青梅竹馬。沈綸是我媽媽的親妹妹的女兒。他們倆長大了分開很久後，終於結成夫婦。
那是在1967年，爸爸正到處挨鬥的時期。他們結婚證明上的日子是1967年12月19日，但舉行婚禮是在11月的某一天。什麽“婚禮”啊!除了自己人一起在家裏吃一頓飯以外，什麽都沒有。哪像現在，越來越鋪張，花樣越來越透。事後我要他們夫婦迴憶結婚的日子，新枚說不記得了(其實是他不願談以往不快的事)，沈綸給了我兩個日子：27號或29號。
我們家鄉往往用“小”字稱唿幼小或年輕的人。但慣於把這個“小”字讀成“ao”的去聲。沈綸小時候，人家叫她“小毛頭”，也就是“ao毛頭”，長大後，就稱她“ao毛”。毛與貓同音，所以我們常戲稱她和恩狗(新枚)是一隻狗一隻貓。而這個“ao”，寫成文字時很為難。爸爸在給沈綸的信裏，本來寫成“咬毛”(我們家鄉話這個“咬”字就念成“ao”)。“文革”以後不行了，這樣寫要被批鬥甚至上綱上線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的。於是爸爸就改用“咬貓”、“好貓”或“好毛”。
1978年末，我曾給好貓去信，要求她迴憶當時結婚的情況。如今我寫這段話時，這對可憐的狗貓都已長眠地下了，所以我已無法再問他們本人，隻得把好貓兩次迴信中有關的情況摘抄下來。1979年1月9日她的覆信如下：
一吟姐：由枚轉來的信收到。我迴憶了好久也迴憶不出個詳細情景來，但多少有些記憶。
我們結婚是在67年11月29日(也許27日)……那天又是陰雨天，反正按外國人的說法是個不吉利的日子，即都是單數，又是風雨交加。那天確是正好父親又挨批鬥的一天，去哪裏批鬥我也記不清。反正我清清楚楚記得我們輪流在窗口急盼父親歸來的情景。枚又下樓去弄堂口等多次。最後還是由枚等到了父親後攙著上樓的。那好像已經靠近傍晚了。父親正像你說的每次開完批鬥會後迴家來從不談批鬥的情況。那天也一樣，而且他不但自己絲毫無不高興的樣子，還讓我們也要高興些，說：“今天是你們的好日腳，勿要為我的事掃了你們的興，我自己都不在乎，你們更犯不著不開心了。”過後又讓我們快點去重南吃喜酒(吟按：指重慶南路好貓的母家)。婆婆寶姐去重南是肯定的，你去不去我忘了。也許你也留下來和英娥一起陪父親的。吃過飯後分幾批迴陝南，都去看了看三樓的新房。父也親自上三樓來為我們祝賀。還親自為我們在新房中點燃了一支紅蠟燭。我清楚記得父親為我們的新婚寫過一首詩。我找了好久，終於找出來了：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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