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先生似乎永遠戴著牌子。一次，我乘26路電車，恰逢他從陝西路站上車，胸前赫然戴著“反動學術權威豐子愷”的標誌牌，車上許多人圍著他起鬧，有人高喊打倒他。豐先生並不在意，自管自緊拽車頂扶杆，紋絲不動，眼睛定定地眺望窗外，人站得筆直，像塊厚實的木板。我想他也許真的四大皆空了。
林彪“一號通令”下達後，我和豐先生一起被趕到鄉下。看守的“小將”常常逼迫我們用漫畫的形式，來進行自我批判。這也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吧。豐先生也畫了。一次，他把自己畫成一個叼著菸捲沉思的老頭，嘴裏噴出的煙霧，一圈又一圈，冉冉上升，在頭上盤旋成一堆高帽子。眾“小將”把這幅畫大批一通。說是豐先生這種時候有條件抽菸，可見革命尚未觸及靈魂。以後，他畫一張，被批一頓，並收入“黑畫冊”。現在想來，那些畫真是絕品，凝聚著曆史思考、時代特徵和中國人的精神意識。想起解放初期，他批評一幅一個人拉著大大小小一群羊朝前走的畫(吟按：這是爸爸批評自己的畫)，說這幅畫缺乏生活，其實隻要拉一隻頭羊，別的羊就會跟著走。幾位“左派人士”當即拍案而起，反駁他是在暗示“不要黨的領導”。豐先生當時一聲不吭，臉色煞白，拂袖而去。……可見豐先生挨批是有曆史的。多少年來，我們社會真的、美的、善的東西總不對一些人胃口，而醜惡的、虛假的、教條主義封建主義的東西，卻又備受許多人青睞。很早的時候，十年動亂的種子就已經埋下了。
好不容易捱到六九年，我被“解放”了。一位朋友來告訴我，有人想落實豐子愷的政策(吟按：意思就是想“解放”他)，張春橋惡毒地批覆道：“巴(巴金)、豐、周(周信芳)三人不殺他們就算落實政策了。”我聽了不寒而慄。
對於別人“解放”，豐先生仿佛很淡泊，但他確實也想盡早“解放”。自由對他來說就像生命一樣的珍貴。早上，我常到博物館對麵的弄堂攤頭上吃大餅油條、豆漿。一次我發現豐先生也正吃得津津有味，見我來了，便指指旁邊的板凳，示意我靠著他坐。他低聲問我說：“你看我什麽時候也能‘解放’?”我沒迴答。如果我說真話，實在於心不忍;說假話，去哄騙一位如此忠厚的長者，實在於心不安。見我語塞，他搖搖頭，笑笑說：“吃，吃吧。”吃完了，我說：“忍讓是中國人的美德，先別急，養好身體，總有一天會‘解放’的。”他自言自語道：“大概我等不到了。”
“他的心並不冷漠，盡管現實這樣無情。他仍舊酷愛生活。一天我走過他在“長樂村”的寓所，遠遠地見豐先生正迴家，她夫人領著孫子站在門口。豐先生步履踉蹌，匆匆上前，緊緊摟著孩子，連連親吻。
後來他“解放”了，但不多時，他又被人拖到畫院去鬥，像一頭牛，任人牽來牽去，臉都發黑了。不久，被送進了醫院。再後來，他死了。
俞雲階先生迴憶到這裏，到書桌前取出一幅字軸來，說這是我爸爸逝世前送給他的一幅字，寫的是魯迅先生的詩。他說他很珍愛，無論如何要保留著，時常看看，說是見到了它，就像又見到了豐先生。
俞雲階先生最後又對方堅先生說了一句似問非問的話：“這首詩為什麽像是專門為我們這些人寫的呢?”
這句話問得好!這首詩真像是寫當時知識分子的心情。請看詩的內容：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爸爸在這種時候寫這首詩給俞先生，真是再合適不過了。一是因為這首詩所描寫的情況，和他們當時的情況非常相似;二是在那個非常時期，文藝界幾乎所有的人都被打倒，隻有魯迅大旗不倒。哪怕造反派在這首詩裏看出了爸爸對現狀的反感，誰又敢對著魯迅的作品說一個“不”字呢!
“隔離審查”
1967年的仲夏，那時畫院分“紅旗派”和“斬閻王”兩派。“斬閻王”要鬥豐子愷，“紅旗派”就把他藏到漕溪北路當時的美術學校(就是學生曾來抄過我們家的那個學校)裏關起來，美其名曰“隔離審查”。有時還把他臨時轉移到對麵的電影製片廠去。爸爸猶如他們的獵物，隻得任其擺布。
畫院的邵洛羊先生也被關在同一間房裏。爸爸去世後，我也訪問了邵先生，知道了當時的一些情況。在1979年6月28日爸爸的冤案得到所謂“平反”，骨灰被安放到龍華革命公墓後的7月11日和12日，在上海的《新民晚報》上連載了邵洛陽先生的一篇長文《挑燈風雨夜，往事從頭說》。邵先生在該文中介紹了老院長豐子愷的生平後，提到了他們兩人關在一起的情況。今抄錄如下：
一九六七年的仲夏，上海布滿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惡風，豐老和我都被“隔離”，可還有點自由，可到飯堂吃飯，可至井邊汲水，兩人“牛棚”一間，短榻兩具。豐老有一瓶藥酒，晚上尚可淺酌。他把自己摘錄的魯迅語錄一本給我看。他幾乎每天被揪出去批鬥。他心胸寬蕩，從不在意。夜闌人靜，雖蝸居鬥室，卻談得海闊天空，也不免談到宗教，談佛教中的大乘和小乘，佛教的南北宗(頓語與漸語)，慢慢轉到豐老的宗教信仰。我說，日本的穀崎說你是現代的陶淵明、王維，看來頗有些淡泊明誌、寧靜致遠吧?豐老笑著說：“我可沒有這樣雅，我在二十年前說過，我是一個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麵是一個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長大的、虛偽的、冷酷的、尖利的老人……另一方麵又是一個天真的、熱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這兩種人常在我心中交戰。弘一法師一生由翩翩公子一變為留學生，再變為教師，三變為道人，四變為和尚，每一變都認真。他的遺訓“認真”兩字永遠使我銘記心頭。
後來爸爸又和他談宗教信仰。爸爸說：
“無常之慟是宗教信念的出發點，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捨身的宗教的行為，皆建築在這點上。古詩中的‘傷彼蕙蘭花，含笑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都是借花喻惜人生之無常。詩人對這點最為敏感，而醉心名利的人，是給榮譽和黃金蒙住眼睛的，毫無認識自身的能力與餘暇。其實‘人生無常’，原是個平凡的道理。但世間‘相逢不知老’的人太多，因此這話成了空言。”
爸爸和他又談到吃素和戒殺，爸爸對邵先生說：
“我是父親的遺習，除幼年吃過火腿外，平生不知肉味，吃了鮮肉要嘔吐。現在偶爾吃點魚和蛋，基本上吃素食。我戒過酒，現在晚餐時喝一點黃酒，對睡覺有好處。‘戒殺’———他沉吟了一下———是為了‘護生’，內骨子是‘護心’，去掉殘忍心，長養慈悲心，然後拿此心來待人處世，乃是護生的主要目的。殘殺動植物這種舉動，足以養成人的殘忍心理，擴大了就會移用於同類的人。故護生戒殺實在是為了人生，不是為動植物。對‘護生戒殺’切勿拘泥字麵，一拘泥連水也不能喝了，一滴水中有多多少少微生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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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一號通令”下達後，我和豐先生一起被趕到鄉下。看守的“小將”常常逼迫我們用漫畫的形式，來進行自我批判。這也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吧。豐先生也畫了。一次，他把自己畫成一個叼著菸捲沉思的老頭，嘴裏噴出的煙霧，一圈又一圈，冉冉上升，在頭上盤旋成一堆高帽子。眾“小將”把這幅畫大批一通。說是豐先生這種時候有條件抽菸，可見革命尚未觸及靈魂。以後，他畫一張，被批一頓，並收入“黑畫冊”。現在想來，那些畫真是絕品，凝聚著曆史思考、時代特徵和中國人的精神意識。想起解放初期，他批評一幅一個人拉著大大小小一群羊朝前走的畫(吟按：這是爸爸批評自己的畫)，說這幅畫缺乏生活，其實隻要拉一隻頭羊，別的羊就會跟著走。幾位“左派人士”當即拍案而起，反駁他是在暗示“不要黨的領導”。豐先生當時一聲不吭，臉色煞白，拂袖而去。……可見豐先生挨批是有曆史的。多少年來，我們社會真的、美的、善的東西總不對一些人胃口，而醜惡的、虛假的、教條主義封建主義的東西，卻又備受許多人青睞。很早的時候，十年動亂的種子就已經埋下了。
好不容易捱到六九年，我被“解放”了。一位朋友來告訴我，有人想落實豐子愷的政策(吟按：意思就是想“解放”他)，張春橋惡毒地批覆道：“巴(巴金)、豐、周(周信芳)三人不殺他們就算落實政策了。”我聽了不寒而慄。
對於別人“解放”，豐先生仿佛很淡泊，但他確實也想盡早“解放”。自由對他來說就像生命一樣的珍貴。早上，我常到博物館對麵的弄堂攤頭上吃大餅油條、豆漿。一次我發現豐先生也正吃得津津有味，見我來了，便指指旁邊的板凳，示意我靠著他坐。他低聲問我說：“你看我什麽時候也能‘解放’?”我沒迴答。如果我說真話，實在於心不忍;說假話，去哄騙一位如此忠厚的長者，實在於心不安。見我語塞，他搖搖頭，笑笑說：“吃，吃吧。”吃完了，我說：“忍讓是中國人的美德，先別急，養好身體，總有一天會‘解放’的。”他自言自語道：“大概我等不到了。”
“他的心並不冷漠，盡管現實這樣無情。他仍舊酷愛生活。一天我走過他在“長樂村”的寓所，遠遠地見豐先生正迴家，她夫人領著孫子站在門口。豐先生步履踉蹌，匆匆上前，緊緊摟著孩子，連連親吻。
後來他“解放”了，但不多時，他又被人拖到畫院去鬥，像一頭牛，任人牽來牽去，臉都發黑了。不久，被送進了醫院。再後來，他死了。
俞雲階先生迴憶到這裏，到書桌前取出一幅字軸來，說這是我爸爸逝世前送給他的一幅字，寫的是魯迅先生的詩。他說他很珍愛，無論如何要保留著，時常看看，說是見到了它，就像又見到了豐先生。
俞雲階先生最後又對方堅先生說了一句似問非問的話：“這首詩為什麽像是專門為我們這些人寫的呢?”
這句話問得好!這首詩真像是寫當時知識分子的心情。請看詩的內容：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爸爸在這種時候寫這首詩給俞先生，真是再合適不過了。一是因為這首詩所描寫的情況，和他們當時的情況非常相似;二是在那個非常時期，文藝界幾乎所有的人都被打倒，隻有魯迅大旗不倒。哪怕造反派在這首詩裏看出了爸爸對現狀的反感，誰又敢對著魯迅的作品說一個“不”字呢!
“隔離審查”
1967年的仲夏，那時畫院分“紅旗派”和“斬閻王”兩派。“斬閻王”要鬥豐子愷，“紅旗派”就把他藏到漕溪北路當時的美術學校(就是學生曾來抄過我們家的那個學校)裏關起來，美其名曰“隔離審查”。有時還把他臨時轉移到對麵的電影製片廠去。爸爸猶如他們的獵物，隻得任其擺布。
畫院的邵洛羊先生也被關在同一間房裏。爸爸去世後，我也訪問了邵先生，知道了當時的一些情況。在1979年6月28日爸爸的冤案得到所謂“平反”，骨灰被安放到龍華革命公墓後的7月11日和12日，在上海的《新民晚報》上連載了邵洛陽先生的一篇長文《挑燈風雨夜，往事從頭說》。邵先生在該文中介紹了老院長豐子愷的生平後，提到了他們兩人關在一起的情況。今抄錄如下：
一九六七年的仲夏，上海布滿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惡風，豐老和我都被“隔離”，可還有點自由，可到飯堂吃飯，可至井邊汲水，兩人“牛棚”一間，短榻兩具。豐老有一瓶藥酒，晚上尚可淺酌。他把自己摘錄的魯迅語錄一本給我看。他幾乎每天被揪出去批鬥。他心胸寬蕩，從不在意。夜闌人靜，雖蝸居鬥室，卻談得海闊天空，也不免談到宗教，談佛教中的大乘和小乘，佛教的南北宗(頓語與漸語)，慢慢轉到豐老的宗教信仰。我說，日本的穀崎說你是現代的陶淵明、王維，看來頗有些淡泊明誌、寧靜致遠吧?豐老笑著說：“我可沒有這樣雅，我在二十年前說過，我是一個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麵是一個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長大的、虛偽的、冷酷的、尖利的老人……另一方麵又是一個天真的、熱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這兩種人常在我心中交戰。弘一法師一生由翩翩公子一變為留學生，再變為教師，三變為道人，四變為和尚，每一變都認真。他的遺訓“認真”兩字永遠使我銘記心頭。
後來爸爸又和他談宗教信仰。爸爸說：
“無常之慟是宗教信念的出發點，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捨身的宗教的行為，皆建築在這點上。古詩中的‘傷彼蕙蘭花，含笑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都是借花喻惜人生之無常。詩人對這點最為敏感，而醉心名利的人，是給榮譽和黃金蒙住眼睛的，毫無認識自身的能力與餘暇。其實‘人生無常’，原是個平凡的道理。但世間‘相逢不知老’的人太多，因此這話成了空言。”
爸爸和他又談到吃素和戒殺，爸爸對邵先生說：
“我是父親的遺習，除幼年吃過火腿外，平生不知肉味，吃了鮮肉要嘔吐。現在偶爾吃點魚和蛋，基本上吃素食。我戒過酒，現在晚餐時喝一點黃酒，對睡覺有好處。‘戒殺’———他沉吟了一下———是為了‘護生’，內骨子是‘護心’，去掉殘忍心，長養慈悲心，然後拿此心來待人處世，乃是護生的主要目的。殘殺動植物這種舉動，足以養成人的殘忍心理，擴大了就會移用於同類的人。故護生戒殺實在是為了人生，不是為動植物。對‘護生戒殺’切勿拘泥字麵，一拘泥連水也不能喝了，一滴水中有多多少少微生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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