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呢，除了上麵我所見的白天坐“牛棚”挨批鬥的背景之外，又加上了“清晨卻在燈光下悄悄地寫出了《緣緣堂續筆》”這樣執拗地忠貞於藝術創作的情景。這是一種什麽精神?這樣的老知識分子是什麽樣的知識分子?難道不值得我們懷著尊敬的心情好好地思考思考嗎?
不記得是什麽時候，裏弄也奉命監督起爸爸來了。要他每天在我家門前的水泥地上掃地。活兒不重，但叫人痛心!我年紀輕輕的不許掃，專職打掃衛生的英娥阿姨不許掃，偏要叫七十多歲的老人家去掃。我們忍心嗎?我隻好為爸爸做一點準備工作：給我家的畚箕裝上個長柄，讓爸爸可以不必彎腰。沒掃了幾天，媽媽就代替了爸爸做這工作。好在裏弄裏也沒人來檢查。
先姐還迴憶起一件事。有一次她帶了女兒阿春來看爸爸媽媽。爸爸上午被傳到單位去了半天，迴家已很累。吃了午飯正在午休時，忽然樓下進來一個人，媽媽事後告訴我是裏弄幹部菖大姐，原來就是那個得誌弄權的小人。她大喊著：“豐子愷，快去勞動!”
先姐連忙下樓對她說：“爸爸上午累了半天，身體不大好，已睡了。”
媽媽隨後下樓，對那女人說：“他上午去單位勞動過了!”
那女人堅決要爸爸去。正在這時，爸爸已起身，一邊下樓，一邊把一件夾衫披到身上說：“我去我去!”
那天我正好不在家，先姐剛才進門時就已看到裏弄裏一些十二三歲的頑童手持木條口裏喊著“牛鬼蛇神不許亂說亂動”之類的口號，跑來跑去。她極不放心，決定跟去。但又怕被那女人看穿了要加以阻攔。便隨手抱起阿春，假做一路逗她玩兒的樣子，往爸爸勞動的地方走去。
那是在弄內拐彎的地方。已經有幾個“牛鬼蛇神”在勞動了。他們的工作是把牆上的舊標語紙刮下來，把牆洗幹淨。先姐看見爸爸俯身去撿了一個小瓦片作為工具，開始刮起來。旁邊有五六個小學生手拿鞭棍站在那些被強製勞動的人身後。先姐怕他們對爸爸胡來，就一直抱著阿春站在一旁。這時那個菖大姐走過來板著臉問她：“你到這裏來啥意思呢?”
“沒什麽，我抱孩子在玩。”先姐說。
幸而人多颳得快，更幸而那幾個學生沒動武，先姐才略略放心。一直等到爸爸結束勞動一起迴家，才鬆了一口氣。
在那些日子裏，街麵上到處都可看到貼著批鬥爸爸的大字報。據說漫畫中有一幅，人頭龜身，龜背上寫著“反共老手豐子獃”。玩弄文字遊戲(獃是呆的繁體字，其左邊與愷字右邊的繁體字寫法相同)，真是挖空心思，無聊透頂!
人怕出名豬怕肥。沒名氣的人相對地說比較安穩些。像爸爸這樣，大字報一上街，連我們這些家屬，乃至他的親戚朋友，都會受牽連。“文革”結束後，從各方傳來消息，才知爸爸牽連了不少仰慕他的人，使他們也受盡折磨!
據各方麵的反映，爸爸對於批鬥，頗能處之泰然。他隻是終日抽菸。在牛棚裏，他坐得筆直。有人問他這樣累不累，他說坐直了反而不累。沒有外人的時候，他風趣樂觀，談笑風生。他常常談些文藝上的詞彙和術語，把日語和英語的讀法加以比較，談到日英詞語在內容上的差異。也談生活方麵的事情。有時被造反派叫去審問，迴來後，好像沒這迴事，就像去小便一次似的，繼續往下談。還有人說，他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後麵加上“三不怕羞，四不怕痛”。聽來令人寒心。還有人說，造反派在批鬥時問他：“你為什麽信佛教?”爸爸居然說：“佛教是眾人信，不是我豐子愷信。佛教有幾千年曆史。”這些都是聽別人說的，不是我直接採訪來的。
不過，正因為爸爸信佛教，想得開，在對付這場空前的劫難時還能撐住。他不僅自己想得開，還勸別人想開些。唐雲先生於1981年5月26日在《解放日報》上寫的文章中說：
記得1969年初冬我們到上海郊區曹行公社勞動的時候，豐老常常和我一起談心。有一次我向他吐露出自己的悲觀情緒，說等這場運動結束後我要到鄉下去找一個安靜之處以了餘生。豐老不以為然，他對我說：“老唐，你不應該走掉。留在上海吧。將來上海更需要你畫畫的。這班人(指四人幫)倒行逆施，決不會長久。你等著吧，一定能看到他們的下場。你要為國家多做一點貢獻。千萬不要有此消極的念頭。”他這一席話至今還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盡管爸爸這樣勸唐雲先生，實際上在這場運動中，他自己肯定也有過種種想法。太長久了啊，這場運動!抗戰也隻忍受了八年，“文革”竟長達十年!
又據畫院的人說，1968年毛澤東關於“嚴禁逼供信”的指示下達時，畫院召集“牛棚”裏的人談感想，談的人都哭。爸爸也在其內。是啊，他怎能不哭呢!逼供就是屈打成招。相信屈打成招的人說的話，然後加以批鬥，百般折磨，這種情況自“文革”以來都已一年半了!挨罵的早已被罵過了，挨打的早已被打過了，自殺的早已死了。到如今才發下指示來，怎不叫人悲淚縱橫!
運交華蓋欲何求
我知道俞雲階先生的大名，但和他沒私交，更不知他的住址，所以“文革”結束後沒去訪問他。幸而在1986年第四期的《演講與社交》雜誌上看到了方堅先生的一篇文章《風雨憶故人———豐子愷先生在文革中》。全文都是寫的向俞雲階先生採訪我爸爸的情況。我現在把這篇文章裏俞先生講給方先生聽的關於“文革”中我爸爸的全部情況摘錄如下：
……你們要求我談談豐子愷先生，我想了許多天。豐先生是我的長者，後輩理當少談前輩，尤其對這位近代中國真正偉大的藝術家，他生前從不受別人奉承。想來想去，還是談點我們之間的一些交往，對年輕人也許有好處。……六六年一夜間，中國陷入了“紅色恐怖”之中，我自然在劫難逃。不久我被喚到設在市博物館的“牛棚”裏。當時，我自忖自己“久經沙場”，又是隻被人從靈魂上消滅了的“死老虎”，心裏很坦然。報到之日，便穩穩地踱進“牛棚”。一進門，卻大吃一驚，隻見幾十位先來者，早已靠著四麵牆角，規規矩矩，席地而坐。兩個戴袖章的人上來拽住我，一把拖到他們先前排定的座位上。剛坐下，抬眼見豐子愷先生盤腿坐在對麵牆根下，朝我點頭微笑，仿佛說：我料到你會來的。
就這樣，我們有幸結為“牛友”。
豐先生當然數“大牛”了，我是“小牛”。大大小小幾十頭“牛”，被圈在棚子裏，每天讀“敦促杜聿明投降書”。投降書很長，一位老先生老眼昏花背不出，被人打得死去活來。豐先生不像別人那樣高聲誦讀，隻是微合雙目，喃喃默念，天知道他在讀什麽。
當時，國無國法，“棚”卻有“棚”規。我們必須清晨五點到“牛棚”，去做早請示;迴家時，胸口掛的“牛鬼蛇神”標誌牌不讓摘下，以便使我們的“資產階級思想”讓路人皆知。我可受不了，一出“牛棚”便把牌子扯下塞入口袋，免得讓家人心驚膽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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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記得是什麽時候，裏弄也奉命監督起爸爸來了。要他每天在我家門前的水泥地上掃地。活兒不重，但叫人痛心!我年紀輕輕的不許掃，專職打掃衛生的英娥阿姨不許掃，偏要叫七十多歲的老人家去掃。我們忍心嗎?我隻好為爸爸做一點準備工作：給我家的畚箕裝上個長柄，讓爸爸可以不必彎腰。沒掃了幾天，媽媽就代替了爸爸做這工作。好在裏弄裏也沒人來檢查。
先姐還迴憶起一件事。有一次她帶了女兒阿春來看爸爸媽媽。爸爸上午被傳到單位去了半天，迴家已很累。吃了午飯正在午休時，忽然樓下進來一個人，媽媽事後告訴我是裏弄幹部菖大姐，原來就是那個得誌弄權的小人。她大喊著：“豐子愷，快去勞動!”
先姐連忙下樓對她說：“爸爸上午累了半天，身體不大好，已睡了。”
媽媽隨後下樓，對那女人說：“他上午去單位勞動過了!”
那女人堅決要爸爸去。正在這時，爸爸已起身，一邊下樓，一邊把一件夾衫披到身上說：“我去我去!”
那天我正好不在家，先姐剛才進門時就已看到裏弄裏一些十二三歲的頑童手持木條口裏喊著“牛鬼蛇神不許亂說亂動”之類的口號，跑來跑去。她極不放心，決定跟去。但又怕被那女人看穿了要加以阻攔。便隨手抱起阿春，假做一路逗她玩兒的樣子，往爸爸勞動的地方走去。
那是在弄內拐彎的地方。已經有幾個“牛鬼蛇神”在勞動了。他們的工作是把牆上的舊標語紙刮下來，把牆洗幹淨。先姐看見爸爸俯身去撿了一個小瓦片作為工具，開始刮起來。旁邊有五六個小學生手拿鞭棍站在那些被強製勞動的人身後。先姐怕他們對爸爸胡來，就一直抱著阿春站在一旁。這時那個菖大姐走過來板著臉問她：“你到這裏來啥意思呢?”
“沒什麽，我抱孩子在玩。”先姐說。
幸而人多颳得快，更幸而那幾個學生沒動武，先姐才略略放心。一直等到爸爸結束勞動一起迴家，才鬆了一口氣。
在那些日子裏，街麵上到處都可看到貼著批鬥爸爸的大字報。據說漫畫中有一幅，人頭龜身，龜背上寫著“反共老手豐子獃”。玩弄文字遊戲(獃是呆的繁體字，其左邊與愷字右邊的繁體字寫法相同)，真是挖空心思，無聊透頂!
人怕出名豬怕肥。沒名氣的人相對地說比較安穩些。像爸爸這樣，大字報一上街，連我們這些家屬，乃至他的親戚朋友，都會受牽連。“文革”結束後，從各方傳來消息，才知爸爸牽連了不少仰慕他的人，使他們也受盡折磨!
據各方麵的反映，爸爸對於批鬥，頗能處之泰然。他隻是終日抽菸。在牛棚裏，他坐得筆直。有人問他這樣累不累，他說坐直了反而不累。沒有外人的時候，他風趣樂觀，談笑風生。他常常談些文藝上的詞彙和術語，把日語和英語的讀法加以比較，談到日英詞語在內容上的差異。也談生活方麵的事情。有時被造反派叫去審問，迴來後，好像沒這迴事，就像去小便一次似的，繼續往下談。還有人說，他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後麵加上“三不怕羞，四不怕痛”。聽來令人寒心。還有人說，造反派在批鬥時問他：“你為什麽信佛教?”爸爸居然說：“佛教是眾人信，不是我豐子愷信。佛教有幾千年曆史。”這些都是聽別人說的，不是我直接採訪來的。
不過，正因為爸爸信佛教，想得開，在對付這場空前的劫難時還能撐住。他不僅自己想得開，還勸別人想開些。唐雲先生於1981年5月26日在《解放日報》上寫的文章中說：
記得1969年初冬我們到上海郊區曹行公社勞動的時候，豐老常常和我一起談心。有一次我向他吐露出自己的悲觀情緒，說等這場運動結束後我要到鄉下去找一個安靜之處以了餘生。豐老不以為然，他對我說：“老唐，你不應該走掉。留在上海吧。將來上海更需要你畫畫的。這班人(指四人幫)倒行逆施，決不會長久。你等著吧，一定能看到他們的下場。你要為國家多做一點貢獻。千萬不要有此消極的念頭。”他這一席話至今還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盡管爸爸這樣勸唐雲先生，實際上在這場運動中，他自己肯定也有過種種想法。太長久了啊，這場運動!抗戰也隻忍受了八年，“文革”竟長達十年!
又據畫院的人說，1968年毛澤東關於“嚴禁逼供信”的指示下達時，畫院召集“牛棚”裏的人談感想，談的人都哭。爸爸也在其內。是啊，他怎能不哭呢!逼供就是屈打成招。相信屈打成招的人說的話，然後加以批鬥，百般折磨，這種情況自“文革”以來都已一年半了!挨罵的早已被罵過了，挨打的早已被打過了，自殺的早已死了。到如今才發下指示來，怎不叫人悲淚縱橫!
運交華蓋欲何求
我知道俞雲階先生的大名，但和他沒私交，更不知他的住址，所以“文革”結束後沒去訪問他。幸而在1986年第四期的《演講與社交》雜誌上看到了方堅先生的一篇文章《風雨憶故人———豐子愷先生在文革中》。全文都是寫的向俞雲階先生採訪我爸爸的情況。我現在把這篇文章裏俞先生講給方先生聽的關於“文革”中我爸爸的全部情況摘錄如下：
……你們要求我談談豐子愷先生，我想了許多天。豐先生是我的長者，後輩理當少談前輩，尤其對這位近代中國真正偉大的藝術家，他生前從不受別人奉承。想來想去，還是談點我們之間的一些交往，對年輕人也許有好處。……六六年一夜間，中國陷入了“紅色恐怖”之中，我自然在劫難逃。不久我被喚到設在市博物館的“牛棚”裏。當時，我自忖自己“久經沙場”，又是隻被人從靈魂上消滅了的“死老虎”，心裏很坦然。報到之日，便穩穩地踱進“牛棚”。一進門，卻大吃一驚，隻見幾十位先來者，早已靠著四麵牆角，規規矩矩，席地而坐。兩個戴袖章的人上來拽住我，一把拖到他們先前排定的座位上。剛坐下，抬眼見豐子愷先生盤腿坐在對麵牆根下，朝我點頭微笑，仿佛說：我料到你會來的。
就這樣，我們有幸結為“牛友”。
豐先生當然數“大牛”了，我是“小牛”。大大小小幾十頭“牛”，被圈在棚子裏，每天讀“敦促杜聿明投降書”。投降書很長，一位老先生老眼昏花背不出，被人打得死去活來。豐先生不像別人那樣高聲誦讀，隻是微合雙目，喃喃默念，天知道他在讀什麽。
當時，國無國法，“棚”卻有“棚”規。我們必須清晨五點到“牛棚”，去做早請示;迴家時，胸口掛的“牛鬼蛇神”標誌牌不讓摘下，以便使我們的“資產階級思想”讓路人皆知。我可受不了，一出“牛棚”便把牌子扯下塞入口袋，免得讓家人心驚膽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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