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開始“焚書”了。把書放在一旁，由我一頁頁撕下來，英娥阿姨管焚燒的事。烈火熊熊，一本本護生四集就這樣付之一炬。在我們家裏再也沒有這本含冤的“毒草”了。可如今我要一本當時的單行本護生四集，也找不到了!終生遺憾!但畢竟是爸爸的安全更重要!
“焚書”已近尾聲，正當我們暗自慶幸時，忽然我家的門鈴響了!
我永遠忘不了這緊張的一刻!是誰會在半夜按我家的電鈴?莫非有人發現了火光?有人聞到了氣味?這下禍闖大了!不僅我和英娥阿姨這兩個“執行者”會遭難，還會連累爸爸，說他是“指使者”。隻有媽媽無辜，還能來替我們送送牢飯。
我和英娥阿姨呆若木雞;爸爸媽媽在黑暗的房裏，但願他們已睡著了，沒聽見。
我們這樣待了很久。我簡直停止了思維，隻有心在怦怦亂跳。可是，竟然什麽也沒發生!門鈴隻響了一次，就再也不響了。
是佛在保佑我們嗎?是按錯了門鈴嗎?是誰開玩笑嗎?或者，更可能的是過往巡邏的人聞到了氣味，怕我家失火。按了一下門鈴沒反應，也不想管這閑事了。總之，在那暗無天日的時期，這天半夜一定有人在佑護我們。
是啦，一定是弘一大師!他不會怪罪我們燒護生畫集，因為他知道我們是逼不得已的;而且他能預見到爸爸後來身陷困境還在晨曦中完成最後一冊《護生畫集》，提早為弘一大師祝百歲冥壽。
熊熊烈火慢慢熄滅了。我們的心跳也漸趨正常了。但是大家都不敢對話，生怕被人聽見。
英娥阿姨收拾好殘局。我們就這樣在沉默中過了不眠之夜。
無窮盡的批鬥
我已算不清在整個“文革”時期爸爸挨了多少次批鬥，因為次數實在太多了，數也數不清。況且有的批鬥他從來不告訴我們，我隻是後來聽別人說的。
上海文藝界的四大領導———作協的巴金，音協的賀綠汀，劇協的周信芳，美協的豐子愷，到後來都是上海“十大重點批鬥對象”。爸爸不該當美協主席和畫院院長。在家賦閑，也許會好些。不!恐怕也不會好到哪裏去。他寫的文章太多了，畫的畫就更多。畫院裏畫山水畫的畫師，不也都在挨批鬥嗎。山水畫裏挑得出什麽骨頭;爸爸的畫和文章裏可挑的骨頭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放在裏弄裏批鬥，說不定會更糟。
畫院逼著爸爸“徹底”交代，否則要開群眾大會———那一次使我家特別緊張。爸爸自己呢，從來都受人尊敬，突然變成階下囚，思想更是轉不過彎來。不過，後來漸漸明白了：這是政治上的鬥爭，波及到老百姓。曆史上的老百姓成為政治鬥爭犧牲品的事不在少數。至於下邊那些執行者，其實也是老百姓。有的人是愚忠，有的人是不敢抗命，那都是可原諒的。唯有那些混水摸魚的投機分子，在這種亂世，正是他們表現自己的好機會。有道是“閻王好見，小鬼難擋”。也隻得任他們表現，任他們折磨自己!想通了這個道理，爸爸就不再認真。他開始做戲，巧妙對付。
批鬥的次數很多，除了畫院之外，什麽少年宮啦，美術展覽館啦，江西中路青年會啦，上鋼三廠啦，求新造船廠啦，崇明啦，川沙啦，車溝大隊啦，民建大隊啦……恐怕連爸爸自己也記不得那麽多，我連先後次序也搞不清。
少年宮那次批鬥時，據說唐雲先生遭到毒打，棍子都打斷了。因此，接著把大家拉出去遊街時唐先生沒法參加。據說遊街的人中有沈柔堅先生等等。
爸爸事後說，那次遊街時，有一少年尾隨著他，找一機會悄悄地對他說“豐先生，我是很崇拜你的。”
崇明是畫院程亞君先生搞“四清”運動的地方。所以爸爸被帶到崇明去，程先生也一起陪去。爸爸的漫畫一張張被放大後裱在硬紙上帶去。崇明較遠，要過夜的。爸爸就在這時養成了和衣而睡的習慣。
他們兩人被批鬥，造反派則趁機在崇明買大閘蟹帶迴去享受。
在車溝大隊時，正逢劉少奇同誌被宣布為叛徒、內奸、工賊，工宣隊便對“牛”們訓話：“你們的總後台垮台了!”天曉得，“牛”們之中恐怕沒一個與劉少奇同誌有任何聯繫，怎麽一下子變成自己的總後台了?選關於川沙的批鬥，在爸爸去世後我認識了一位川沙的朋友，請他寫下了如下的情況：
1969年秋冬之際，由上海美術界組織派人開小轎車，將豐子愷先生帶來川沙大會堂批判。
批判會上，事先已將豐子愷先生畫集裏十來張漫畫臨摹放大在整張白紙上，由批判發言人逐張進行批判。批判一張，撕下一張，團成紙團，丟在豐子愷先生的周圍。在批判結束時，有一個人拿竹掃帚隨著豐子愷先生走進舞台側幕時，象徵性地跟著掃過去，同時高唿口號：掃進曆史垃圾堆!
豐子愷先生在批判會上，由於年老了，是讓他坐在凳子上的。隻是在批判高潮時，曾叫他站立過。
批判會後，豐子愷先生仍由小轎車帶走，離開川沙。
這次批判算是文明的。爸爸還坐上了好久沒坐過的小轎車。批判時也沒讓他多站。倒是造反派們在這次批判前煞費了一番功夫，還準備了道具，可能像排戲一樣還得先排演一番吧。
張樂平先生在1981年5月20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寫的是他和我父親的事，題目叫《畫圖又識春風麵》。其中關於批鬥的事這樣寫著：
“文革”時期，我們當然在劫難逃。因他是美協上海分會主席，沈柔堅和我是副主席，他挨鬥，我倆總要輪流陪鬥，坐“噴氣式”(吟按：指由兩個“造反派”一左一右按下被批鬥人的頭飛快地把他推出場)，掛牌，一樣待遇。有一次在閘北一個工廠被揪鬥。我們一到，匆匆被掛上牌子，慌忙推出示眾。一出場，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鬥，總是子愷先生主角，我當配角;而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價倍增。低頭一看，原來張冠李戴，把豐子愷的牌子掛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的頭頭指指胸前，全場鬧笑，鬧劇變成了喜劇。
林放先生於1983年2月10日在《新民晚報》上發表的文章《豐子愷先生一事》中提到求新造船廠的那次批鬥。文章不太長，我就全文抄錄如下：
聽說豐子愷先生的《緣緣堂隨筆集》又將出版，而且聽說那裏麵還收有好多篇從未發表過的《續筆》在內。這些《續筆》，據豐一吟同誌說是在豐先生白天坐“牛棚”，挨批鬥，清晨卻在燈光下悄悄地寫出來的。豐先生本來是一位慈祥愷悌的君子，可是他這種韌性的戰鬥，就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能及，更不必拿那些隨風而倒的小丈夫來對比了。
子愷先生是屬於我們老師一輩的長者。我至今還能迴味自己的中學生時期，從豐先生的美術音樂著作和隨筆漫畫中吸取的營養和情趣。由於年齡上的差距，我和豐先生是夠不上有什麽交往。但在“文革”中卻居然也有這麽一次的“緣”分，足以印證一吟同誌所說的豐先生在大動亂中寫作的背景。那天由好多個“造反”組織在求新造船廠聯合召開的批鬥大會，“牛鬼蛇神”是黑壓壓的一大堆，約二三十名之多，其中就有豐先生。不過那天的重點對象似是周信芳和袁雪芬兩位。豐先生和我麵對麵地枯坐在長板凳上，聽著前台的董超、薛霸兇神惡煞似的掄著水火棍揪鬥周、袁兩位，大聲吆喝，拳足交加，完全是按照京劇《野豬林》的戲路來進行批鬥的。盡管氣氛是如此緊張，豐先生卻還是跟平素一樣，恬靜肅穆，淡然入定，隻是在他的眼光裏流露那麽一點悲天憫人的憂鬱的神情。直至批鬥會解散後，我們又同乘一輛卡車，到了南市某處，豐先生跳車下去，恰巧旁邊有一輛車橫闖過來，擦著他的身邊疾馳過去。大家“哎呀”一聲為他捏了一把汗，然後目送他踽踽獨行而去的背影。這就算是我對豐先生的最後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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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書”已近尾聲，正當我們暗自慶幸時，忽然我家的門鈴響了!
我永遠忘不了這緊張的一刻!是誰會在半夜按我家的電鈴?莫非有人發現了火光?有人聞到了氣味?這下禍闖大了!不僅我和英娥阿姨這兩個“執行者”會遭難，還會連累爸爸，說他是“指使者”。隻有媽媽無辜，還能來替我們送送牢飯。
我和英娥阿姨呆若木雞;爸爸媽媽在黑暗的房裏，但願他們已睡著了，沒聽見。
我們這樣待了很久。我簡直停止了思維，隻有心在怦怦亂跳。可是，竟然什麽也沒發生!門鈴隻響了一次，就再也不響了。
是佛在保佑我們嗎?是按錯了門鈴嗎?是誰開玩笑嗎?或者，更可能的是過往巡邏的人聞到了氣味，怕我家失火。按了一下門鈴沒反應，也不想管這閑事了。總之，在那暗無天日的時期，這天半夜一定有人在佑護我們。
是啦，一定是弘一大師!他不會怪罪我們燒護生畫集，因為他知道我們是逼不得已的;而且他能預見到爸爸後來身陷困境還在晨曦中完成最後一冊《護生畫集》，提早為弘一大師祝百歲冥壽。
熊熊烈火慢慢熄滅了。我們的心跳也漸趨正常了。但是大家都不敢對話，生怕被人聽見。
英娥阿姨收拾好殘局。我們就這樣在沉默中過了不眠之夜。
無窮盡的批鬥
我已算不清在整個“文革”時期爸爸挨了多少次批鬥，因為次數實在太多了，數也數不清。況且有的批鬥他從來不告訴我們，我隻是後來聽別人說的。
上海文藝界的四大領導———作協的巴金，音協的賀綠汀，劇協的周信芳，美協的豐子愷，到後來都是上海“十大重點批鬥對象”。爸爸不該當美協主席和畫院院長。在家賦閑，也許會好些。不!恐怕也不會好到哪裏去。他寫的文章太多了，畫的畫就更多。畫院裏畫山水畫的畫師，不也都在挨批鬥嗎。山水畫裏挑得出什麽骨頭;爸爸的畫和文章裏可挑的骨頭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放在裏弄裏批鬥，說不定會更糟。
畫院逼著爸爸“徹底”交代，否則要開群眾大會———那一次使我家特別緊張。爸爸自己呢，從來都受人尊敬，突然變成階下囚，思想更是轉不過彎來。不過，後來漸漸明白了：這是政治上的鬥爭，波及到老百姓。曆史上的老百姓成為政治鬥爭犧牲品的事不在少數。至於下邊那些執行者，其實也是老百姓。有的人是愚忠，有的人是不敢抗命，那都是可原諒的。唯有那些混水摸魚的投機分子，在這種亂世，正是他們表現自己的好機會。有道是“閻王好見，小鬼難擋”。也隻得任他們表現，任他們折磨自己!想通了這個道理，爸爸就不再認真。他開始做戲，巧妙對付。
批鬥的次數很多，除了畫院之外，什麽少年宮啦，美術展覽館啦，江西中路青年會啦，上鋼三廠啦，求新造船廠啦，崇明啦，川沙啦，車溝大隊啦，民建大隊啦……恐怕連爸爸自己也記不得那麽多，我連先後次序也搞不清。
少年宮那次批鬥時，據說唐雲先生遭到毒打，棍子都打斷了。因此，接著把大家拉出去遊街時唐先生沒法參加。據說遊街的人中有沈柔堅先生等等。
爸爸事後說，那次遊街時，有一少年尾隨著他，找一機會悄悄地對他說“豐先生，我是很崇拜你的。”
崇明是畫院程亞君先生搞“四清”運動的地方。所以爸爸被帶到崇明去，程先生也一起陪去。爸爸的漫畫一張張被放大後裱在硬紙上帶去。崇明較遠，要過夜的。爸爸就在這時養成了和衣而睡的習慣。
他們兩人被批鬥，造反派則趁機在崇明買大閘蟹帶迴去享受。
在車溝大隊時，正逢劉少奇同誌被宣布為叛徒、內奸、工賊，工宣隊便對“牛”們訓話：“你們的總後台垮台了!”天曉得，“牛”們之中恐怕沒一個與劉少奇同誌有任何聯繫，怎麽一下子變成自己的總後台了?選關於川沙的批鬥，在爸爸去世後我認識了一位川沙的朋友，請他寫下了如下的情況：
1969年秋冬之際，由上海美術界組織派人開小轎車，將豐子愷先生帶來川沙大會堂批判。
批判會上，事先已將豐子愷先生畫集裏十來張漫畫臨摹放大在整張白紙上，由批判發言人逐張進行批判。批判一張，撕下一張，團成紙團，丟在豐子愷先生的周圍。在批判結束時，有一個人拿竹掃帚隨著豐子愷先生走進舞台側幕時，象徵性地跟著掃過去，同時高唿口號：掃進曆史垃圾堆!
豐子愷先生在批判會上，由於年老了，是讓他坐在凳子上的。隻是在批判高潮時，曾叫他站立過。
批判會後，豐子愷先生仍由小轎車帶走，離開川沙。
這次批判算是文明的。爸爸還坐上了好久沒坐過的小轎車。批判時也沒讓他多站。倒是造反派們在這次批判前煞費了一番功夫，還準備了道具，可能像排戲一樣還得先排演一番吧。
張樂平先生在1981年5月20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寫的是他和我父親的事，題目叫《畫圖又識春風麵》。其中關於批鬥的事這樣寫著：
“文革”時期，我們當然在劫難逃。因他是美協上海分會主席，沈柔堅和我是副主席，他挨鬥，我倆總要輪流陪鬥，坐“噴氣式”(吟按：指由兩個“造反派”一左一右按下被批鬥人的頭飛快地把他推出場)，掛牌，一樣待遇。有一次在閘北一個工廠被揪鬥。我們一到，匆匆被掛上牌子，慌忙推出示眾。一出場，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鬥，總是子愷先生主角，我當配角;而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價倍增。低頭一看，原來張冠李戴，把豐子愷的牌子掛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的頭頭指指胸前，全場鬧笑，鬧劇變成了喜劇。
林放先生於1983年2月10日在《新民晚報》上發表的文章《豐子愷先生一事》中提到求新造船廠的那次批鬥。文章不太長，我就全文抄錄如下：
聽說豐子愷先生的《緣緣堂隨筆集》又將出版，而且聽說那裏麵還收有好多篇從未發表過的《續筆》在內。這些《續筆》，據豐一吟同誌說是在豐先生白天坐“牛棚”，挨批鬥，清晨卻在燈光下悄悄地寫出來的。豐先生本來是一位慈祥愷悌的君子，可是他這種韌性的戰鬥，就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能及，更不必拿那些隨風而倒的小丈夫來對比了。
子愷先生是屬於我們老師一輩的長者。我至今還能迴味自己的中學生時期，從豐先生的美術音樂著作和隨筆漫畫中吸取的營養和情趣。由於年齡上的差距，我和豐先生是夠不上有什麽交往。但在“文革”中卻居然也有這麽一次的“緣”分，足以印證一吟同誌所說的豐先生在大動亂中寫作的背景。那天由好多個“造反”組織在求新造船廠聯合召開的批鬥大會，“牛鬼蛇神”是黑壓壓的一大堆，約二三十名之多，其中就有豐先生。不過那天的重點對象似是周信芳和袁雪芬兩位。豐先生和我麵對麵地枯坐在長板凳上，聽著前台的董超、薛霸兇神惡煞似的掄著水火棍揪鬥周、袁兩位，大聲吆喝，拳足交加，完全是按照京劇《野豬林》的戲路來進行批鬥的。盡管氣氛是如此緊張，豐先生卻還是跟平素一樣，恬靜肅穆，淡然入定，隻是在他的眼光裏流露那麽一點悲天憫人的憂鬱的神情。直至批鬥會解散後，我們又同乘一輛卡車，到了南市某處，豐先生跳車下去，恰巧旁邊有一輛車橫闖過來，擦著他的身邊疾馳過去。大家“哎呀”一聲為他捏了一把汗，然後目送他踽踽獨行而去的背影。這就算是我對豐先生的最後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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