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地富反壞右”,是“文革”前就有的名稱。那時人們都以為地主、富農和不法資本家、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真的全都是壞人。“文革”後,又加入了什麽“叛徒”、“特務”、“走資派”(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臭老九”(指知識分子)等莫名其妙的另外四類。當時我說:


    “隻有‘地富反壞右’才會掃地出門。我們不會的。爸爸還沒有定案呢!”


    “嗯……”爸爸將信將疑地應了一聲。


    “那位負責的蘇同誌上了點年紀,人很和氣。一吟你給他說幾句好話,他會……”


    “知道,知道!”我沒等媽媽把話說完,趕緊出門去了。一路上滿肚子心事,籌劃著名到了那裏該如何應對。


    到了房管所,人多著呢。主持人不是蘇同誌。


    “壞了。”我這才想起來,蘇同誌已上了年紀,快退休了。“這下糟了!”


    一個很兇的年輕人正在嗬斥被叫來的人,責令他如何如何。有的人迴答時強詞奪理,有的人則苦苦哀求,看來都沒有什麽好下場。我心裏想:太平點算了。強詞奪理會使對方反感,苦苦哀求非我輩所願。抗戰八年,我們什麽苦頭都吃過了,隻要不掃地出門就行。


    終於輪到我了。那個年輕人見了我,二話沒說,開口就下令:


    “你父親被批鬥,大字報都貼到街上來了。你們一家人住那麽多房間。快把一樓和三樓統統讓出來,還有亭子間。你們一共才三個人,加個保姆也才四個人。二樓還不夠住嗎。對了,廚房後麵的小平房也讓出來!”他看見我要說話的樣子,趕緊接著說:“怎麽?你要是不服氣,我們就把你家的沙發都往外扔!”


    “沒希望了……”我隻好乖乖地退出,讓後麵一個人上來聽他訓話。


    我垂頭喪氣地走迴家來。一進門,爸媽馬上問:


    “怎麽樣?”我幾乎要哭了。得知詳情後,媽媽嘆一口氣說:


    “光是讓樓下倒也罷了。三樓也叫我們讓出去,住進來的房客不是要從我們二樓經過嗎?還有廁所、浴室,不都要和我們合用嗎?”


    我默默地望著爸爸,沒出聲。爸爸慢吞吞地說:


    “什麽困難都能克服,隻要不趕我們出去。住進來的也都是人,隻要我們對他們好,人家也會通情達……”


    爸爸說到這裏,詞語含糊了。想必是記起了批鬥他的人不屬於通情達理的。


    我在房管處也沒問一樓和三樓該什麽時候讓出來。這一天,大家都懶洋洋的,沒有馬上動手處理室內的東西。


    第二天,蘇同誌忽然光臨我家。爸爸接待他,我們都在一旁陪著,想聽聽他帶來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看他那尊敬我爸爸的樣子,不會是壞消息呢。


    “昨天他們對你們的房子問題,是過分了一點。沒辦法,年輕人造反的勁頭大,況且他們不知道你是高級知識分子,是知名人士。我和他們談了一下,讓是總歸要讓的。這樣吧,三樓免了,留著你們自己用,方便些。其他還是要讓的。不過,老先生,你們慢慢來,不必那麽急的。”


    我們聽到這裏,心裏落下了一塊大石頭。三樓不讓,太好了!


    蘇同誌臨走前又說了些閑話,顯然帶著對爸爸敬仰而又不敢太顯露的語氣。


    “這是個好人!”爸爸送走他後說。


    “我們全虧他!”媽媽感激地說。


    接著,我們就考慮如何處理樓下的家什。小間原來隻是放一個石磨(我們一直管它叫“磨子間”),把磨子搬出來就行。亭子間是英娥阿姨住的,請她搬上三樓,也比較簡單。倒是樓下客廳和吃飯間裏,有前房客董太太留給我們的很漂亮的洋式家具,什麽沙發呀,吧檯呀,大菜台呀,怎麽辦呢?


    房管所的人雖然氣勢洶洶地勒令我們退了房子,後來倒也不來催我們出空。蘇同誌顯然是知道內情的。我們也就拖著。不過,從那時起,我們生活都已集中在樓上,任樓下空著。


    如今根據一些發票,我知道我們開始賣家具的日子是1966年10月29日。這一天,找一家舊家具店上門估價,賣掉了四件家具:一隻柚木大菜台連兩塊柚板,55元;一個柚木長櫥,40元;一個玻璃櫥,35元;8隻椅子,40元。羊肉當狗肉賣了。第二次賣家具是在1967年8月。除了賣去剩下的家具外,沙發也賣掉了。兩個月後,最後一件大傢夥———惠納85鍵鋼琴,終於也賣掉了。扣除修理費後淨得278.30元。記得賣鋼琴時爸爸有點難過。這是他為最疼愛的幼子新枚買下的。如今賣掉了鋼琴,再也聽不到他彈琴的聲音了。


    就這樣,給我們帶來了十多年歡樂的“日月樓”,隻剩下一半了。


    護生畫出事了


    那還是比較早的時候。爸爸雖然已在接受批判,家裏還沒有受到侵犯。有一次華瞻哥來,問起畫院對爸爸批判了些什麽。爸爸講了一些,其中提到《護生畫集》。華瞻哥聽到這裏,很敏感地從書櫥裏抽出一本《護生畫集》第四冊,那是廣洽法師於1960年初在新加坡出版後寄來的。華瞻哥翻著翻著,緊鎖著眉頭說:


    “唉,這些畫……一幅幅,他們都可以找出理由來批判。……唉……”


    翻到最後,華瞻哥忽然“啊!”了一聲,接著就把這最後一幅的畫題讀出來:“月子灣灣照九州,幾家歡笑幾家愁———啊不!還是萬家愁呢!那還了得!”


    我和爸爸帶著驚疑的眼光望著華瞻哥。


    “你們難道還沒有覺得問題嚴重嗎?”華瞻哥覺得我們在政治上太無知了。


    “那不是《水滸》裏的詩句嗎?”爸爸說。


    “可你是在什麽時代發表這幅畫的!是60年代!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僅幾家愁,你還改為萬家愁呢!”


    這時候爸爸和我一下子都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我臉上感到火辣辣的。心想“這下可闖禍了!”爸爸比我鎮靜,他訥訥地說:


    “從佛教的觀點來看,人世間就是苦海———”爸爸還沒講完,華瞻哥打斷了他的話說:


    “可現在碰到了‘文革’呀!秀才碰著兵,有理講不清。他們批你,你能和他們宣傳佛教嗎?爸爸一直待在家裏,不知道外界的情況,情有可原。可你呢?你們編譯所不是也有政治學習嗎芽”華瞻哥轉向我。“你看到爸爸畫這樣的畫,難道不覺得有嚴重的政治問題嗎?”


    “我們學習每周隻有一次。在學習會上光是聊天……爸爸畫護生畫,我沒……”


    這時爸爸在一旁端詳這幅出問題的畫,自言自語說:


    “九州明明是指中國,我這一點難道不懂……畫中的城牆是長城模樣,更證明了我指的是中國。我怎麽會……真是見了鬼了!”


    華瞻哥見爸爸自責,便安慰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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