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院對爸爸組織了幾次批判會,起初還隻是一般的批判,後來要他“交代罪行”。所謂“罪行”,就是要他承認在自己的作品中有影射。這怎麽可以隨便承認啊!他們給爸爸扣上一頂頂帽子,說他是“漏網大右派”,是“反共老手”,是“反革命黑畫家”,是“反動學術‘權威’”……
爸爸傷透了心。如果他真的是反革命,1949年4月他何必從當時還未解放的廈門投身到即將解放的上海來呢芽選他又何必在年過半百後還重新學習俄文,為新社會的讀者服務呢芽選他又怎麽會在1958年四川省革命殘廢軍人教養院課餘演出隊來滬演出時“以最耐寒的黃花,獻給最堅強的英雄呢”芽選他又怎麽會在1961年訪問南昌的革命烈士紀念堂時灑下激動的熱淚呢芽選爸爸想不通,怎麽也想不通。
記得有一天,爸爸從畫院迴到家裏,神情黯然。一杯酒下肚,就把白天遇到的事一五一十說了出來。他對家裏人說:
“他們逼我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說如果不承認,就要開大規模的群眾大會來批鬥我……我實在是擁護共產黨,熱愛新中國的啊!可是他們不讓我愛,他們不許我愛。……”
爸爸又吞下了一杯苦酒,老淚縱橫……
我從來沒見過爸爸這樣傷心。爸爸以前也哭過不少次。可性質不一樣啊。有時是看了電影或文藝作品受感動;有時是遇到了人生無法避免的生離死別。爸爸說:
“抗日戰爭時期,可以揚眉吐氣地怒斥敵人;空襲的時候,至少也可以找個地方躲一躲。可現在……四周草木皆兵,好像都是敵人,叫我往哪裏躲芽選……”
那時候,“開群眾大會”讓爸爸很害怕。他並不是真的怕群眾,他曾無數次在群眾麵前講演過,口若懸河,神情自若。可現在,他害怕。他是怕對付那些被組織起來的、被操縱了的群眾。
就在那一天,抗日戰爭時和我們一起逃難的丙伯的第二個兒子周詒青(耘農)從外地來,正在我家做客。吃飯時,爸爸問他:
“你看這場運動什麽時候能結束?”詒青參加過“四清”運動,頗有經驗。他首先安慰我爸爸說:
“批鬥到了最高峰,用‘群眾大會’來嚇你,就說明他們已束手無策,姆爸(即大伯)你不要驚慌。至於運動什麽時候能結束,我也說不準,照‘四清’的前例看來,該不會很長吧……”
詒青說的“批鬥到了最高峰,就說明他們已束手無策”這句話,多少給了我們一點安慰。但畢竟世事難料。這一晚,我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度過了。明天不知又會有什麽花樣!
好像在搞地下活動
電話機很快就拆除了。形勢緊張,趕快寫信通知先姐。信中不敢多說,怕信被拆。隻說天太熱,你不要來。此處沒事,沒有必要來。可先姐還是來了。
“你沒收到信?叫你別來,你怎麽來了?”
“我上午給家裏打了好幾次電話,都打不通;下午到了學校裏又打,仍沒反應。我就打到電話公司去問,迴答我說:這號碼已無用,電話機已拆除。我一聽,更急了,連忙從學校趕來。”
當時爸爸不在家,先姐急得哭起來。幸而不久爸爸就迴來了。先姐後來迴憶當時的情況說:
“爸爸身上都是粉筆灰。我給他撣了。爸爸坐下來吃晚飯,仍飲酒自若。我稍問問運動情況,爸爸總是說沒什麽。他總把話扯開去,好像很不願意有人問起這種不快的事情。”
和寶姐通消息是比較快的,但必須學“地下工作”的方式。我進了“編譯所”後,本來是不坐班的,一星期隻去學習一個下午。“文革”一開始,就要求我們編譯所和出版社一樣正規上班。所以我幾乎天天可以和寶姐見麵。但寶姐所在的編輯室頭頭已表示過:
“豐陳寶應該受到監視,不然會把信息通過豐一吟傳給豐子愷的。”
有什麽大不了的信息,要對一個老人家保密!此話傳到寶姐耳中,寶姐有一段時期不敢和我答腔,也不敢來看爸爸。有一次她熬不住了,特地換了一套平時不大穿的衣服,在晚上較晚的時候,走在路燈照不到的樹蔭裏,偷偷地來看爸爸。
我家門口貼上大字報說不許女婿幕後操縱這件事發生後,第二天寶姐在單位裏就受到責問(顯然是住在我們弄堂對麵的人傳過去的):
“那女婿是指誰?”
寶姐說:“爸爸女婿多了,我怎麽知道是誰!”
從來都是老老實實的寶姐,這迴竟大膽地賴了帳。是啊,她一定考慮過:這件事查不出來的。因為看到民望哥的人,就隻有華東醫院那個護士。她又不認識民望哥,也不認識寶姐。知道是女婿就很不容易了。
不記得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爸爸的工資已從每月220元降到60元“生活費”,存款也被“凍結”了。(後來連我個人的存款也被“凍結”,我何罪之有!)家裏開銷不夠,有一天,媽媽到陝西路淮海路口的銀行去取爸爸的存款。他們不讓取,說是上頭吩咐已經“凍結”了。這還不算,張春橋(後來才知他是“四人幫”中之一人)知道了媽媽取存款這件事,竟在一次會上說:
“要有階級鬥爭觀念,要提高警惕性!譬如反共老手豐子愷就很不老實,叫他老婆去銀行取存款。……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選”
取自己的錢用,竟被說成“不老實”,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所以寶姐每次來,總給媽媽塞點錢補貼家用。有時約了我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秘密相會,暗中把錢交我帶迴去給家裏用。其他子女對老父母也有種種關心。
有一次,爸爸在“牛棚”裏因頭暈跌倒在水泥地上(大概又是腦貧血發作),去醫院,頭上縫了幾針。我找一機會悄悄地告訴了寶姐。寶姐非常掛念。但風聲很緊,她不敢來。一時也沒有機會和我兩人單獨在一起。她便寫了一張小紙條問爸爸情況,把紙條塞在縫衣針的管子裏,也就不十分避人,在兩人交手過時一邊遞上針管一邊對我說:
“這就是你要向我借的縫衣針。”
“日月樓”隻剩一半了
凡是被鬥過的人家,總會受到裏弄和房管處的注意。
有許多消息傳來,說裏弄這家被“掃地出門”了,那家的主人被鬥後自殺了,還落了個“畏罪自殺”的罪名,等等。
我們心中惶惶不安,等待著大禍臨頭。
擔心的事很快就發生了。白天有人敲我家的門,還敲得殺氣騰騰。我正在樓下客堂裏,趕快去開,這種人得罪不得啊。
“快去房管所一趟!”那人好像趕任務似的,說完就走。我們的房管所就在後麵長樂路茂名南路口。我對爸媽說了,馬上就要動身。
“我們不會被‘掃地出門’吧?”爸爸擔心起來。
“不會!”我裝作很有經驗的樣子安慰他。“你又不是資本家,不屬‘地富反壞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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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傷透了心。如果他真的是反革命,1949年4月他何必從當時還未解放的廈門投身到即將解放的上海來呢芽選他又何必在年過半百後還重新學習俄文,為新社會的讀者服務呢芽選他又怎麽會在1958年四川省革命殘廢軍人教養院課餘演出隊來滬演出時“以最耐寒的黃花,獻給最堅強的英雄呢”芽選他又怎麽會在1961年訪問南昌的革命烈士紀念堂時灑下激動的熱淚呢芽選爸爸想不通,怎麽也想不通。
記得有一天,爸爸從畫院迴到家裏,神情黯然。一杯酒下肚,就把白天遇到的事一五一十說了出來。他對家裏人說:
“他們逼我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說如果不承認,就要開大規模的群眾大會來批鬥我……我實在是擁護共產黨,熱愛新中國的啊!可是他們不讓我愛,他們不許我愛。……”
爸爸又吞下了一杯苦酒,老淚縱橫……
我從來沒見過爸爸這樣傷心。爸爸以前也哭過不少次。可性質不一樣啊。有時是看了電影或文藝作品受感動;有時是遇到了人生無法避免的生離死別。爸爸說:
“抗日戰爭時期,可以揚眉吐氣地怒斥敵人;空襲的時候,至少也可以找個地方躲一躲。可現在……四周草木皆兵,好像都是敵人,叫我往哪裏躲芽選……”
那時候,“開群眾大會”讓爸爸很害怕。他並不是真的怕群眾,他曾無數次在群眾麵前講演過,口若懸河,神情自若。可現在,他害怕。他是怕對付那些被組織起來的、被操縱了的群眾。
就在那一天,抗日戰爭時和我們一起逃難的丙伯的第二個兒子周詒青(耘農)從外地來,正在我家做客。吃飯時,爸爸問他:
“你看這場運動什麽時候能結束?”詒青參加過“四清”運動,頗有經驗。他首先安慰我爸爸說:
“批鬥到了最高峰,用‘群眾大會’來嚇你,就說明他們已束手無策,姆爸(即大伯)你不要驚慌。至於運動什麽時候能結束,我也說不準,照‘四清’的前例看來,該不會很長吧……”
詒青說的“批鬥到了最高峰,就說明他們已束手無策”這句話,多少給了我們一點安慰。但畢竟世事難料。這一晚,我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度過了。明天不知又會有什麽花樣!
好像在搞地下活動
電話機很快就拆除了。形勢緊張,趕快寫信通知先姐。信中不敢多說,怕信被拆。隻說天太熱,你不要來。此處沒事,沒有必要來。可先姐還是來了。
“你沒收到信?叫你別來,你怎麽來了?”
“我上午給家裏打了好幾次電話,都打不通;下午到了學校裏又打,仍沒反應。我就打到電話公司去問,迴答我說:這號碼已無用,電話機已拆除。我一聽,更急了,連忙從學校趕來。”
當時爸爸不在家,先姐急得哭起來。幸而不久爸爸就迴來了。先姐後來迴憶當時的情況說:
“爸爸身上都是粉筆灰。我給他撣了。爸爸坐下來吃晚飯,仍飲酒自若。我稍問問運動情況,爸爸總是說沒什麽。他總把話扯開去,好像很不願意有人問起這種不快的事情。”
和寶姐通消息是比較快的,但必須學“地下工作”的方式。我進了“編譯所”後,本來是不坐班的,一星期隻去學習一個下午。“文革”一開始,就要求我們編譯所和出版社一樣正規上班。所以我幾乎天天可以和寶姐見麵。但寶姐所在的編輯室頭頭已表示過:
“豐陳寶應該受到監視,不然會把信息通過豐一吟傳給豐子愷的。”
有什麽大不了的信息,要對一個老人家保密!此話傳到寶姐耳中,寶姐有一段時期不敢和我答腔,也不敢來看爸爸。有一次她熬不住了,特地換了一套平時不大穿的衣服,在晚上較晚的時候,走在路燈照不到的樹蔭裏,偷偷地來看爸爸。
我家門口貼上大字報說不許女婿幕後操縱這件事發生後,第二天寶姐在單位裏就受到責問(顯然是住在我們弄堂對麵的人傳過去的):
“那女婿是指誰?”
寶姐說:“爸爸女婿多了,我怎麽知道是誰!”
從來都是老老實實的寶姐,這迴竟大膽地賴了帳。是啊,她一定考慮過:這件事查不出來的。因為看到民望哥的人,就隻有華東醫院那個護士。她又不認識民望哥,也不認識寶姐。知道是女婿就很不容易了。
不記得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爸爸的工資已從每月220元降到60元“生活費”,存款也被“凍結”了。(後來連我個人的存款也被“凍結”,我何罪之有!)家裏開銷不夠,有一天,媽媽到陝西路淮海路口的銀行去取爸爸的存款。他們不讓取,說是上頭吩咐已經“凍結”了。這還不算,張春橋(後來才知他是“四人幫”中之一人)知道了媽媽取存款這件事,竟在一次會上說:
“要有階級鬥爭觀念,要提高警惕性!譬如反共老手豐子愷就很不老實,叫他老婆去銀行取存款。……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選”
取自己的錢用,竟被說成“不老實”,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所以寶姐每次來,總給媽媽塞點錢補貼家用。有時約了我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秘密相會,暗中把錢交我帶迴去給家裏用。其他子女對老父母也有種種關心。
有一次,爸爸在“牛棚”裏因頭暈跌倒在水泥地上(大概又是腦貧血發作),去醫院,頭上縫了幾針。我找一機會悄悄地告訴了寶姐。寶姐非常掛念。但風聲很緊,她不敢來。一時也沒有機會和我兩人單獨在一起。她便寫了一張小紙條問爸爸情況,把紙條塞在縫衣針的管子裏,也就不十分避人,在兩人交手過時一邊遞上針管一邊對我說:
“這就是你要向我借的縫衣針。”
“日月樓”隻剩一半了
凡是被鬥過的人家,總會受到裏弄和房管處的注意。
有許多消息傳來,說裏弄這家被“掃地出門”了,那家的主人被鬥後自殺了,還落了個“畏罪自殺”的罪名,等等。
我們心中惶惶不安,等待著大禍臨頭。
擔心的事很快就發生了。白天有人敲我家的門,還敲得殺氣騰騰。我正在樓下客堂裏,趕快去開,這種人得罪不得啊。
“快去房管所一趟!”那人好像趕任務似的,說完就走。我們的房管所就在後麵長樂路茂名南路口。我對爸媽說了,馬上就要動身。
“我們不會被‘掃地出門’吧?”爸爸擔心起來。
“不會!”我裝作很有經驗的樣子安慰他。“你又不是資本家,不屬‘地富反壞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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