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吟，你教孩子唱‘至交半零落’，不大好。”
“可是這首歌實在好聽啊!”我無奈地說。
“讓我來把歌詞改一下，改成適宜孩子唱的。”
爸爸說改就改。第二天我再教她們唱時，歌詞已變成這樣：
星期天，天氣晴，大家去遊春。
過了一村又一村，到處好風景。
桃花紅，楊柳青，菜花似黃金。
唱歌聲裏拍手聲，一陣又一陣。
爸爸寫通俗的文字最拿手。這歌詞，我用不著解釋，兩個孩子一唱就懂。
爸爸還為芳芳萍萍選一個曲子填了一首歌詞：
今朝夜裏好月亮，芳芳萍萍去白相。
走到門口馬路上，碰著隔壁豐娘娘。
正好有部微型車，停在陝西南路上。
三個人連忙上車去，到外灘去看月亮。
我們用上海話唱，更是順口。
有一次，爸爸和我帶了小冰(先姐的兒子宋雪君的小名)和萍萍去西郊公園(後改稱動物園)，迴來時公交車排隊長得轉幾個彎。我們不耐煩排，就開始步行。萍萍走不動時由我背她。走得肚子餓了，卻買不到吃的。隻見一家炮仗店。爸爸說：炮仗也可充飢啊!說著，他就去買了一串鞭炮，把串繩拆散成一個個炮仗，用他隨身帶的打火機點燃了放。邊放炮仗邊走路，果然忘了飢餓。後來終於搭上了公交車。總之，和爸爸在一起，苦中也會作樂。
不僅孩子們熱鬧，到了周末，上午爸爸照例有幾位固定的客人來訪。朱幼蘭先生(當時在中學工作，後來任上海佛教協會副會長)慕爸爸的名，設法打聽到了地址，以後一直是周日的座上客，如今我還和他的兒子顯因有來往。朱南田先生(醬園的職工)也經常來，他對《護生畫集》作了很大的貢獻。我和恩狗借用白居易《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盤”一句的諧音，稱他們二人為大朱(珠)先生、小朱(珠)先生。重慶認識的蔡介如先生也經常來訪。後來我進了文史館，和他同館，經常相見。爸爸去世開追悼會時，是他代表生前友好致辭的。不過如今也已和爸爸作伴去了。
胡治均先生更是每周必到的座上客。不是周末他也會來，直接到樓上坐。他要學畫，但爸爸不贊成他學，他和我一樣，是爸爸去世後才正式學畫的。爸爸隻是教他讀古文，以提高他的文字修養。
在日月樓，曾舉辦三次做壽的慶典。1955年媽媽(徐力民，又名壽珠)60大壽。1957年爸爸60大壽和1965年媽媽的親妹妹我們叫她“聯阿娘”的(徐警民，又名聯珠)60大壽。每次做壽都很熱鬧，家屬和親友都來歡聚一堂，並照例由我攝影留念。
此外，新朋舊友到日月樓來訪問的，也絡繹不絕。到了周末，爸爸總是在樓下的時間多，省得一次次下樓上樓。
住樓房有住樓房的不方便之處。樓下有什麽事，必須跑上跑下。一天要吃三頓飯，還得上樓去通知。有一迴，蘭州客送來一隻精美的搖鈴。我們就用這鈴來報告吃飯的消息。
“丁零零零!”
“噢，吃飯了!我們下去吧。”
我和爸爸便放下手頭的工作，下樓吃飯了。
“我們成了‘鍾鳴鼎食之家’了!”爸爸高興地說。
我馬上想起了王勃的《滕王閣序》，也覺得挺有意思的。
每年到了除夕，更是熱鬧非凡。兄姐們都帶著孩子來父母家。一起樂到夜半才迴去，有的幹脆留下來住宿。晚上，家裏的電燈全部開亮。
除夕玩兒的花樣可多了!吃了年夜飯之後，由我和姐姐們商量，安排種種節目。最初是唱歌。我把要唱的歌抄在大紙上掛起來。我們唱李叔同先生配詞的《送別》，唱大家都會唱的30年代歌曲如《畢業歌》之類，也唱種種革命歌曲。
歌一唱完，人心就齊了，不再分散注意力。接著就做種種遊戲如擊鼓傳花之類。遊戲中自然夾著受懲罰的人的種種表演。此外還有猜謎等等。出謎語的大多是寶姐，猜出的人可以領賞。還有一種遊戲是“猜句子”。例如“少小離家老大迴”，讓7個人各記住一個字，然後把本來被關在外麵的猜的人叫進來，由他向7個人依次隨意提種種問題。例如問：“你是幾點鍾起床的?”那人迴答：“我從少年時候起就是7點鍾起床的。”這句中就嵌進了“少”字，不過很容易暴露。那人有時還沒問完7個人就猜出來了。
還有一個節目是拿“除夜福物”。這種遊戲抗戰時期在遵義時，爸爸就教我們做了。日月樓時玩得更痛快，因為人多，而且錢也多了。雖然規定數額，常有人超額。爸爸的那份更是豐盛，有時還買使人意想不到的東西，拆開來一看，大家哈哈大笑。
可是，情況漸漸不妙。有一次，裏弄的工作人員來關照：為了表示鄰裏團結，要我們把門口小院子的三邊竹籬笆全部拆掉。好端端的竹籬笆為什麽要拆呀?我們心裏實在想不通。可是那時的人都已被訓練得很馴服，誰敢反抗!於是牢牢的籬笆就在我們自己手裏變成了一捆捆的小竹條。
到1965年的除夕，情況就更令人不解了。正當我們歡歡喜喜、熱熱鬧鬧唱歌的時候，後門鈴聲響了，進來兩個警察。說是“來看看”。好煞風景啊!警察走後，我們再也樂不起來了。誰也沒料到，接下來就颳起了“史無前例”的一場浩劫!
有朋自遠方來
在日月樓時期，經常有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種種客人來訪爸爸。如今對不熟悉的人來訪，一般總有點警惕。可是爸爸的讀者都是從完全陌生到熟悉，甚至變成好朋友的。看來真正迷上他作品的人不可能居心叵測。例如南昌一青年叫宮正的來訪，爸爸就留他宿在家裏，後來爸爸隨政協參觀團到南昌時還見麵，一起合影。“文革”中他又來訪。如今又千方百計找到我，數度在上海見麵。像這樣的人還有不少。甚至沒見過麵的通信讀者也成了好朋友。例如紹興農民“紅(樓夢)學家”胡世慶就是一例。我們現在一直和他以及他那能幹的妻子董學文交往。他們本是貧賤夫妻。如今妻子已是紹興國旅的董總;胡先生卻依舊是個書生，一直在忙著他那部《中國文化通史》的校改工作。據說他早年家境貧寒時曾以剛穿上身的價值8元的新衣服換取地攤上標價4元的一套《紅樓夢》石印本，至今傳為美談。
1956年11月，爸爸的老友內山完造先生──當時任日中友好協會理事長，後來任副會長，從日本轉北京來上海參加魯迅逝世20周年紀念會。爸爸和巴金等文化界人士到龍華機場去迎接他。內山先生給爸爸留下深刻的印象。抗戰前內山先生在上海開內山書店，不是為了經商，而是致力於中日文化交流。走進他的書店，可以隨意烤火聊天，還有茶點招待。買了書也不必急於付錢，盡管等有錢時再去付。
日本戰敗後，爸爸特地去訪問內山先生，並托他買一套日文版的《漱石全集》。內山先生手頭有一套，但缺了幾卷，便以17萬法幣賣給了我爸爸。不久內山先生又把缺卷中的一冊寄來，書價法幣1萬元。爸爸卻匯給他10萬元。內山先生起初對爸爸這一行動不甚理解，後來他到郵局去領款，郵局職工認出了他，對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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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首歌實在好聽啊!”我無奈地說。
“讓我來把歌詞改一下，改成適宜孩子唱的。”
爸爸說改就改。第二天我再教她們唱時，歌詞已變成這樣：
星期天，天氣晴，大家去遊春。
過了一村又一村，到處好風景。
桃花紅，楊柳青，菜花似黃金。
唱歌聲裏拍手聲，一陣又一陣。
爸爸寫通俗的文字最拿手。這歌詞，我用不著解釋，兩個孩子一唱就懂。
爸爸還為芳芳萍萍選一個曲子填了一首歌詞：
今朝夜裏好月亮，芳芳萍萍去白相。
走到門口馬路上，碰著隔壁豐娘娘。
正好有部微型車，停在陝西南路上。
三個人連忙上車去，到外灘去看月亮。
我們用上海話唱，更是順口。
有一次，爸爸和我帶了小冰(先姐的兒子宋雪君的小名)和萍萍去西郊公園(後改稱動物園)，迴來時公交車排隊長得轉幾個彎。我們不耐煩排，就開始步行。萍萍走不動時由我背她。走得肚子餓了，卻買不到吃的。隻見一家炮仗店。爸爸說：炮仗也可充飢啊!說著，他就去買了一串鞭炮，把串繩拆散成一個個炮仗，用他隨身帶的打火機點燃了放。邊放炮仗邊走路，果然忘了飢餓。後來終於搭上了公交車。總之，和爸爸在一起，苦中也會作樂。
不僅孩子們熱鬧，到了周末，上午爸爸照例有幾位固定的客人來訪。朱幼蘭先生(當時在中學工作，後來任上海佛教協會副會長)慕爸爸的名，設法打聽到了地址，以後一直是周日的座上客，如今我還和他的兒子顯因有來往。朱南田先生(醬園的職工)也經常來，他對《護生畫集》作了很大的貢獻。我和恩狗借用白居易《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盤”一句的諧音，稱他們二人為大朱(珠)先生、小朱(珠)先生。重慶認識的蔡介如先生也經常來訪。後來我進了文史館，和他同館，經常相見。爸爸去世開追悼會時，是他代表生前友好致辭的。不過如今也已和爸爸作伴去了。
胡治均先生更是每周必到的座上客。不是周末他也會來，直接到樓上坐。他要學畫，但爸爸不贊成他學，他和我一樣，是爸爸去世後才正式學畫的。爸爸隻是教他讀古文，以提高他的文字修養。
在日月樓，曾舉辦三次做壽的慶典。1955年媽媽(徐力民，又名壽珠)60大壽。1957年爸爸60大壽和1965年媽媽的親妹妹我們叫她“聯阿娘”的(徐警民，又名聯珠)60大壽。每次做壽都很熱鬧，家屬和親友都來歡聚一堂，並照例由我攝影留念。
此外，新朋舊友到日月樓來訪問的，也絡繹不絕。到了周末，爸爸總是在樓下的時間多，省得一次次下樓上樓。
住樓房有住樓房的不方便之處。樓下有什麽事，必須跑上跑下。一天要吃三頓飯，還得上樓去通知。有一迴，蘭州客送來一隻精美的搖鈴。我們就用這鈴來報告吃飯的消息。
“丁零零零!”
“噢，吃飯了!我們下去吧。”
我和爸爸便放下手頭的工作，下樓吃飯了。
“我們成了‘鍾鳴鼎食之家’了!”爸爸高興地說。
我馬上想起了王勃的《滕王閣序》，也覺得挺有意思的。
每年到了除夕，更是熱鬧非凡。兄姐們都帶著孩子來父母家。一起樂到夜半才迴去，有的幹脆留下來住宿。晚上，家裏的電燈全部開亮。
除夕玩兒的花樣可多了!吃了年夜飯之後，由我和姐姐們商量，安排種種節目。最初是唱歌。我把要唱的歌抄在大紙上掛起來。我們唱李叔同先生配詞的《送別》，唱大家都會唱的30年代歌曲如《畢業歌》之類，也唱種種革命歌曲。
歌一唱完，人心就齊了，不再分散注意力。接著就做種種遊戲如擊鼓傳花之類。遊戲中自然夾著受懲罰的人的種種表演。此外還有猜謎等等。出謎語的大多是寶姐，猜出的人可以領賞。還有一種遊戲是“猜句子”。例如“少小離家老大迴”，讓7個人各記住一個字，然後把本來被關在外麵的猜的人叫進來，由他向7個人依次隨意提種種問題。例如問：“你是幾點鍾起床的?”那人迴答：“我從少年時候起就是7點鍾起床的。”這句中就嵌進了“少”字，不過很容易暴露。那人有時還沒問完7個人就猜出來了。
還有一個節目是拿“除夜福物”。這種遊戲抗戰時期在遵義時，爸爸就教我們做了。日月樓時玩得更痛快，因為人多，而且錢也多了。雖然規定數額，常有人超額。爸爸的那份更是豐盛，有時還買使人意想不到的東西，拆開來一看，大家哈哈大笑。
可是，情況漸漸不妙。有一次，裏弄的工作人員來關照：為了表示鄰裏團結，要我們把門口小院子的三邊竹籬笆全部拆掉。好端端的竹籬笆為什麽要拆呀?我們心裏實在想不通。可是那時的人都已被訓練得很馴服，誰敢反抗!於是牢牢的籬笆就在我們自己手裏變成了一捆捆的小竹條。
到1965年的除夕，情況就更令人不解了。正當我們歡歡喜喜、熱熱鬧鬧唱歌的時候，後門鈴聲響了，進來兩個警察。說是“來看看”。好煞風景啊!警察走後，我們再也樂不起來了。誰也沒料到，接下來就颳起了“史無前例”的一場浩劫!
有朋自遠方來
在日月樓時期，經常有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種種客人來訪爸爸。如今對不熟悉的人來訪，一般總有點警惕。可是爸爸的讀者都是從完全陌生到熟悉，甚至變成好朋友的。看來真正迷上他作品的人不可能居心叵測。例如南昌一青年叫宮正的來訪，爸爸就留他宿在家裏，後來爸爸隨政協參觀團到南昌時還見麵，一起合影。“文革”中他又來訪。如今又千方百計找到我，數度在上海見麵。像這樣的人還有不少。甚至沒見過麵的通信讀者也成了好朋友。例如紹興農民“紅(樓夢)學家”胡世慶就是一例。我們現在一直和他以及他那能幹的妻子董學文交往。他們本是貧賤夫妻。如今妻子已是紹興國旅的董總;胡先生卻依舊是個書生，一直在忙著他那部《中國文化通史》的校改工作。據說他早年家境貧寒時曾以剛穿上身的價值8元的新衣服換取地攤上標價4元的一套《紅樓夢》石印本，至今傳為美談。
1956年11月，爸爸的老友內山完造先生──當時任日中友好協會理事長，後來任副會長，從日本轉北京來上海參加魯迅逝世20周年紀念會。爸爸和巴金等文化界人士到龍華機場去迎接他。內山先生給爸爸留下深刻的印象。抗戰前內山先生在上海開內山書店，不是為了經商，而是致力於中日文化交流。走進他的書店，可以隨意烤火聊天，還有茶點招待。買了書也不必急於付錢，盡管等有錢時再去付。
日本戰敗後，爸爸特地去訪問內山先生，並托他買一套日文版的《漱石全集》。內山先生手頭有一套，但缺了幾卷，便以17萬法幣賣給了我爸爸。不久內山先生又把缺卷中的一冊寄來，書價法幣1萬元。爸爸卻匯給他10萬元。內山先生起初對爸爸這一行動不甚理解，後來他到郵局去領款，郵局職工認出了他，對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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