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機拿到我們家後，家裏的人多麽興奮啊!以前，隔壁91號的“小弟”為我裝了一台十分龐大的錄音機，我們已經興奮得不得了。以前認為“話出如風，怎能追迴”。可如今就是能追迴，讓自己再聽一遍。真神秘啊!故鄉來的親戚聽了自己的聲音，更是覺得神奇。笑聲充滿了日月樓。
如今又有了一台電視機，不僅能聽，還能看———可不是看自己啊。現在科技越來越發達，可以把自己的生活錄進磁帶製成光碟在電視機裏播放，讓自己看自己。那時是電視台播放什麽我們就看什麽，而且好像隻有一個電視台，還不是從早到晚播放。可我們已經夠高興了。每天吃過晚飯，一家人坐在電視機前享受———不!才不是爸媽和我姐弟四人呢。親友們全家出動，周末來看電視。這個消息還傳遍了裏弄。鄰居紛紛前來試探：是否能“揩油”進來看看?我們都允許。客廳成了個小戲院，座無虛席。
我們在觀眾席的正中間前排放一隻沙發。這是爸爸的專座。他每晚都在這裏度過歡樂的時刻。
可是後來有一晚，爸爸在看電視的中途上樓去了，久久不迴。我便上樓去看個究竟。
“爸爸你為什麽不下來看電視了?”
“……我想休息休息。”
我聽得出爸爸說的不是真話。在我的追問下，他終於說了實話：“坐在我後麵的那個男孩位子比我高些，他往前靠在我的椅背上，鼻子裏噴出來的氣正好噴到我頭頸裏……”
噢，我終於明白了。
“那我下去把位子挪一挪。”
“不要!今晚的電視不大好看。我本不想看。”
爸爸對別人是能照顧就照顧，寧可犧牲自己。我們家鄉有句話，叫“香火趕出和尚”。我知道爸爸的脾氣，也就不再勉強。好在那個男孩不是每個周末都來。
這台笨重的電視機一直用到“文革”抄家被畫院抄走。爸爸的“問題”解決後，電視機和其他的東西一起還來，我們就把電視機放在三樓了，因為那時客廳已被迫退租，由別人住了。爸爸去世後，我和“文革”中從複旦大學遷來同住的華瞻哥家分炊。那電視機留給他們，我另買了一台小電視機。那時倒已有了半導體電視機，但我沒錢買大尺寸的，就買了一台9英寸的，把女兒的眼睛也看成了近視。如今我家的經濟條件大大改善。2000年從漕溪北路遷到斜土路以後，三間房和廳內各有了電視機。迴想當年，不勝感慨。
困難時期
1961年開始，我國麵臨困難時期。是什麽原因造成困難，我已經被弄糊塗了。一會兒說是自然災害，一會兒說是蘇聯專家撤走，一會兒說是“浮誇風”造成。莫談國事吧。我隻說說我家當時的情況。
不記得從什麽時候開始，開門七件事，凡與衣食行有關的，都供應困難了。為了抑製搶購或供應斷檔，政府發行了種種票票，我記得有：糧票(分全國通用和本市使用)、油票、肉票、魚票、豆製品票、鹽票、糖票、還有供應日用副食品的小冊子(買西瓜憑這本子，買火油、煤球也憑這本子)、此外還有布票、紡織品券、線票、手帕票、糕點票、就餐券、香菸票、火柴票、肥皂票、電視機票、縫紉機票、腳踏車票、手錶票，還有華僑票，共22種。可能還有我忘記了的。其中豆製品票還分上中下三旬供應，而且每張小得像大拇指的指甲一樣。每次領來票票，總是由我分好包好才交給媽媽。
到春節時，另有票票分大戶小戶供應。例如：家禽、蛋品、海味、龍頭烤、海蜇、海帶、幹果、幹菜、粉絲、大水果、小水果、蜜餞、白酒、黃酒、啤酒、糖年糕。
我記得西瓜供應很少，夏天一戶隻供應一個(也分大戶和小戶)。如病人要吃而不夠時，得憑醫生證明才能買到半個。
華僑票必須有外匯的人家才有。我家托新加坡廣洽法師的福，經常有華僑票。持此種票到華僑商店去，幾乎樣樣都有賣。不僅我們自己，連故鄉的人也沾了光，常來上海買電視機、腳踏車之類。
上海政協還有一個叫“文化俱樂部”的地方，專供委員及其家屬免票用餐。畫院有時也有一些優惠。美協還設法供應爸爸每天6兩黃酒。所以我家受影響總算不大。我隻記得我用糕點券買來一塊點心，要分成4小塊慢慢享用。如今也是這樣，但性質完全不同，如今是因為供應太豐富了，我怕自己吃得太多會更胖，才用此法限製自己每次少吃點。
有一件事使我終生遺憾。雪恩娘因鄉下糧食不夠，兒子鎮東陪著她來上海，希望在我們家住上一段時期。那時通信息是很困難的，故鄉來的人幾乎都是不告而來。可爸爸已決定和媽媽偕我上黃山，一切安排就序，次日動身。爸爸沒有改變既定的主意，他邀雪恩娘同行，雪恩娘堅決不肯。爸爸便把雪恩娘一起帶到杭州，把她留在滿娘家，我們自去黃山，講好迴來接她一起到上海住。親姊妹在一起敘舊，也蠻好。可是雪恩娘住了沒幾天，我們迴來接她時她已迴家鄉去了。我們很納悶。滿娘雖然性格多憂，但絕不會討厭妹妹雪恩娘，何況受爸爸之託。後來爸爸想起，原來雪恩娘從小去鄉下當童養媳後，每次來娘家，總是住不慣而提早要求迴鄉的。這麽一迴憶，倒確實如此。但家鄉畢竟吃不飽，給了她錢也買不到吃的。不知她後來怎麽過下去了。那時家鄉沒電話，無法通消息。對這件事我心底裏一直留下一份遺憾。供應好轉後，故鄉來人絡繹不絕，但雪恩娘總是很少來，來時說好住幾天，也總是提早走。
故鄉的親人們對我們在人情上的欠缺，從來不放在心上。一直到現在還是誠懇相待，熱情無比。
日月樓鼎盛時期
有了這麽寬大的房子，住在外麵的寶姐先姐和她們的孩子們、故鄉的親友們都經常來玩。家裏到了星期天常常很熱鬧，甚至星期六的晚上就有外孫來住宿。(那時每周隻有星期天休息一天。)
樓下的家具基本上都是前房客董太太留下來的，在我們看來是豪華之極。那吃飯的桌子本來已夠大的，還可以拉開來在中間加板。外甥們常在這裏打桌球。據外甥楊子耘迴憶，他們幾個還坐在三樓樓梯上藉助打過蠟的滑力滑下來，滑到二樓轉個彎，一直滑到底樓，大人們也不加幹涉。隻有爸爸午睡時媽媽才喝住他們，那時他們就乖乖地一聲不響了。
我們隔壁92號張家的兩個女孩也經常參與玩耍。其中小的一個叫萍萍，後來我認了她做幹女兒的，也常來宿。我還像在遵義時那樣當孩兒王，他們都住在我房裏。
爸爸愛孩子，是眾所周知的。但他不是僅僅愛自家的孩子;他愛普天下的孩子。鄰家的萍萍和她的姐姐芳芳常來我家，爸爸都喜歡。那時我家已托姐夫民望哥買來了一架舊鋼琴(新鋼琴是買不到的)。彈琴的主要是我弟弟，但我有時也在琴上彈彈單音的歌曲，教芳芳萍萍唱歌。有一次我教她們唱李叔同先生的《送別》，唱到“天之涯，地之角，至交半零落”時，爸爸在一旁微微嘆息。歌唱完後，爸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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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又有了一台電視機，不僅能聽，還能看———可不是看自己啊。現在科技越來越發達，可以把自己的生活錄進磁帶製成光碟在電視機裏播放，讓自己看自己。那時是電視台播放什麽我們就看什麽，而且好像隻有一個電視台，還不是從早到晚播放。可我們已經夠高興了。每天吃過晚飯，一家人坐在電視機前享受———不!才不是爸媽和我姐弟四人呢。親友們全家出動，周末來看電視。這個消息還傳遍了裏弄。鄰居紛紛前來試探：是否能“揩油”進來看看?我們都允許。客廳成了個小戲院，座無虛席。
我們在觀眾席的正中間前排放一隻沙發。這是爸爸的專座。他每晚都在這裏度過歡樂的時刻。
可是後來有一晚，爸爸在看電視的中途上樓去了，久久不迴。我便上樓去看個究竟。
“爸爸你為什麽不下來看電視了?”
“……我想休息休息。”
我聽得出爸爸說的不是真話。在我的追問下，他終於說了實話：“坐在我後麵的那個男孩位子比我高些，他往前靠在我的椅背上，鼻子裏噴出來的氣正好噴到我頭頸裏……”
噢，我終於明白了。
“那我下去把位子挪一挪。”
“不要!今晚的電視不大好看。我本不想看。”
爸爸對別人是能照顧就照顧，寧可犧牲自己。我們家鄉有句話，叫“香火趕出和尚”。我知道爸爸的脾氣，也就不再勉強。好在那個男孩不是每個周末都來。
這台笨重的電視機一直用到“文革”抄家被畫院抄走。爸爸的“問題”解決後，電視機和其他的東西一起還來，我們就把電視機放在三樓了，因為那時客廳已被迫退租，由別人住了。爸爸去世後，我和“文革”中從複旦大學遷來同住的華瞻哥家分炊。那電視機留給他們，我另買了一台小電視機。那時倒已有了半導體電視機，但我沒錢買大尺寸的，就買了一台9英寸的，把女兒的眼睛也看成了近視。如今我家的經濟條件大大改善。2000年從漕溪北路遷到斜土路以後，三間房和廳內各有了電視機。迴想當年，不勝感慨。
困難時期
1961年開始，我國麵臨困難時期。是什麽原因造成困難，我已經被弄糊塗了。一會兒說是自然災害，一會兒說是蘇聯專家撤走，一會兒說是“浮誇風”造成。莫談國事吧。我隻說說我家當時的情況。
不記得從什麽時候開始，開門七件事，凡與衣食行有關的，都供應困難了。為了抑製搶購或供應斷檔，政府發行了種種票票，我記得有：糧票(分全國通用和本市使用)、油票、肉票、魚票、豆製品票、鹽票、糖票、還有供應日用副食品的小冊子(買西瓜憑這本子，買火油、煤球也憑這本子)、此外還有布票、紡織品券、線票、手帕票、糕點票、就餐券、香菸票、火柴票、肥皂票、電視機票、縫紉機票、腳踏車票、手錶票，還有華僑票，共22種。可能還有我忘記了的。其中豆製品票還分上中下三旬供應，而且每張小得像大拇指的指甲一樣。每次領來票票，總是由我分好包好才交給媽媽。
到春節時，另有票票分大戶小戶供應。例如：家禽、蛋品、海味、龍頭烤、海蜇、海帶、幹果、幹菜、粉絲、大水果、小水果、蜜餞、白酒、黃酒、啤酒、糖年糕。
我記得西瓜供應很少，夏天一戶隻供應一個(也分大戶和小戶)。如病人要吃而不夠時，得憑醫生證明才能買到半個。
華僑票必須有外匯的人家才有。我家托新加坡廣洽法師的福，經常有華僑票。持此種票到華僑商店去，幾乎樣樣都有賣。不僅我們自己，連故鄉的人也沾了光，常來上海買電視機、腳踏車之類。
上海政協還有一個叫“文化俱樂部”的地方，專供委員及其家屬免票用餐。畫院有時也有一些優惠。美協還設法供應爸爸每天6兩黃酒。所以我家受影響總算不大。我隻記得我用糕點券買來一塊點心，要分成4小塊慢慢享用。如今也是這樣，但性質完全不同，如今是因為供應太豐富了，我怕自己吃得太多會更胖，才用此法限製自己每次少吃點。
有一件事使我終生遺憾。雪恩娘因鄉下糧食不夠，兒子鎮東陪著她來上海，希望在我們家住上一段時期。那時通信息是很困難的，故鄉來的人幾乎都是不告而來。可爸爸已決定和媽媽偕我上黃山，一切安排就序，次日動身。爸爸沒有改變既定的主意，他邀雪恩娘同行，雪恩娘堅決不肯。爸爸便把雪恩娘一起帶到杭州，把她留在滿娘家，我們自去黃山，講好迴來接她一起到上海住。親姊妹在一起敘舊，也蠻好。可是雪恩娘住了沒幾天，我們迴來接她時她已迴家鄉去了。我們很納悶。滿娘雖然性格多憂，但絕不會討厭妹妹雪恩娘，何況受爸爸之託。後來爸爸想起，原來雪恩娘從小去鄉下當童養媳後，每次來娘家，總是住不慣而提早要求迴鄉的。這麽一迴憶，倒確實如此。但家鄉畢竟吃不飽，給了她錢也買不到吃的。不知她後來怎麽過下去了。那時家鄉沒電話，無法通消息。對這件事我心底裏一直留下一份遺憾。供應好轉後，故鄉來人絡繹不絕，但雪恩娘總是很少來，來時說好住幾天，也總是提早走。
故鄉的親人們對我們在人情上的欠缺，從來不放在心上。一直到現在還是誠懇相待，熱情無比。
日月樓鼎盛時期
有了這麽寬大的房子，住在外麵的寶姐先姐和她們的孩子們、故鄉的親友們都經常來玩。家裏到了星期天常常很熱鬧，甚至星期六的晚上就有外孫來住宿。(那時每周隻有星期天休息一天。)
樓下的家具基本上都是前房客董太太留下來的，在我們看來是豪華之極。那吃飯的桌子本來已夠大的，還可以拉開來在中間加板。外甥們常在這裏打桌球。據外甥楊子耘迴憶，他們幾個還坐在三樓樓梯上藉助打過蠟的滑力滑下來，滑到二樓轉個彎，一直滑到底樓，大人們也不加幹涉。隻有爸爸午睡時媽媽才喝住他們，那時他們就乖乖地一聲不響了。
我們隔壁92號張家的兩個女孩也經常參與玩耍。其中小的一個叫萍萍，後來我認了她做幹女兒的，也常來宿。我還像在遵義時那樣當孩兒王，他們都住在我房裏。
爸爸愛孩子，是眾所周知的。但他不是僅僅愛自家的孩子;他愛普天下的孩子。鄰家的萍萍和她的姐姐芳芳常來我家，爸爸都喜歡。那時我家已托姐夫民望哥買來了一架舊鋼琴(新鋼琴是買不到的)。彈琴的主要是我弟弟，但我有時也在琴上彈彈單音的歌曲，教芳芳萍萍唱歌。有一次我教她們唱李叔同先生的《送別》，唱到“天之涯，地之角，至交半零落”時，爸爸在一旁微微嘆息。歌唱完後，爸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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