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一次次進京，單純的旅遊到1961年才恢複。去“天堂”蘇杭之類，那是常事，算不得旅遊。
1960年6月20日，爸爸擔任了上海中國畫院的第一任院長。喜歡賦閑的爸爸到63歲的退休年齡怎麽反而當了院長呢?其實他是再三推辭的。據當時的畫院辦公室主任程亞金先生迴憶：起初，美術理論家畫家邵洛羊先生曾到日月樓來請我爸爸當院長，但爸爸沒同意。後來請宣傳部、文化局的石西民、徐平羽兩位領導出馬。爸爸推辭說：
“我不是畫中國畫的。”
“你以中國筆、中國紙畫出中國人，怎麽不是中國畫!”徐平羽先生這樣迴答他。
這麽一說，爸爸沒有辦法了。最後說：
“那我有條件。”
“你是不是要推薦人?”
“不是。我不願坐班。”
徐平羽和石西民兩位一口答應。後來爸爸又提出了不受工資，這一條堅持再三，未蒙同意。據媽媽迴憶，是在上任三個月後把工資(每月220元)一起送來的。
我們把這次的行動稱為“三顧茅廬”。後來聽人傳言，說是因為“擺不平”，才請了不是畫傳統中國畫的漫畫家來當院長。副院長是王個簃、賀天健、湯增桐三位先生。
據程亞金先生迴憶說，我爸爸雖不上班，對畫院卻是全心全意的。每次請他來開會要他發言時，程先生把意圖講給他聽，由爸爸寫了發言稿，交程先生他們看看：是否符合黨的政策要求?程先生說：他比我們想得還周到。
爸爸任了畫院院長後，我家生活水平又有提高。他不願受工資，並非平時收入充裕。那時他的經濟來源主要是稿費。在建國前，他曾訂過好幾張“潤例”，靠賣畫改善收入。他的畫潤並不高，他曾在給友人謝頌羔先生的信上說：
藝術品猶米麥醫藥，米麥賤賣可使大眾皆得療飢，醫藥賤賣可使大眾皆得療疾，藝術品賤賣亦可使大眾皆得欣賞。
所以爸爸的畫總是賣得很便宜，而且很多是奉送的。建國後，我沒見過他再訂潤例。所以他是靠稿費生活的。稿費能有多少!但他起初還是不願受畫院工資。後來受了，畢竟不無小補。從那以後，出門旅遊的次數也多了，常請畫院寫個介紹信，以防交通和住宿困難。
1961年4月，由畫院開了介紹信，我陪爸媽上了黃山。那一次遊覽給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我一直認為黃山風景最美。直到1989年我和寶姐等遊了天子山後，才知道中國還有和黃山媲美的山。)
在去黃山的途中，爸爸想起了有通信聯繫而尚未謀麵的新安派農民畫家程嘯天就住在去黃山途中的岩寺附近，便在上黃山前托人打電話約他到岩寺見一麵。誰料程嘯天先生背了一個籮筐來到岩寺見了爸爸後，絲毫沒有熱情的樣子。他正要去離岩寺有一段路的某地，爸爸便叫他上車同行。一路我們還是不見他有一點熱情。坐在前座的我正在想：爸爸交的這個朋友來信時說很仰慕爸爸，見了麵怎麽那麽冷淡!這時程先生忽然開口：
“我向你打聽一個人。你認不認識上海的豐子愷先生?”
“我就是豐子愷呀!”
“啊呀!”
接著程先生敘述了這次誤解的原因。原來替爸爸打電話聯繫此事的人隻說了上海國畫院院長要見你。而程先生聽錯了，以為是一位“顧院長”要見他，他不知顧院長是誰。直到快分手時忍不住問了一下才知道。可是那時他已到達目的地，隻得緊緊握手，依依道別。後來程先生專程來上海訪問爸爸。我為他們拍照留念。
當時黃山還沒有纜索，黃山管理處交際科的人建議雇轎子抬上山，爸爸堅決不肯。我們隻是請園林服務處的老宋幫拿行李，招待所的5號女服務員小程攙扶纏過小腳的媽媽，一行5人從前山登上玉屏峰，在宿舍式的“文殊院”住宿。下了三天雨，無法出行。其間得到了兩個好消息：國際桌球賽中國得冠軍，加加林坐飛船上了天。
天氣放晴後，我想上對麵的天都峰，爸爸要同行。老宋說：
“去年你們畫院裏的畫師來遊玩，兩位老先生都沒有上天都峰。你老人家興致真好!”
媽媽纏過小腳，隻能留守。64歲的爸爸卻勇敢地完成了他的心願。他下結論說：
“凡事隻要堅忍不懈地進行，即使慢些，也終於能獲得成功。”
爸爸欣喜之餘，做了一首詩以記其事，題為《遊黃山欣逢雙喜》：
結伴遊黃山，良辰值暮春。美景層層出，眼界日日新。
奇峰高萬丈，飛瀑瀉千尋。雲海腳下流，蒼鬆石上生。
入山雖甚深，世事依然聞。息足聽廣播，都城傳好音。
國際桌球賽，中國得冠軍。飛船繞地球，勇哉加加林!
客中逢雙喜，遊興忽然增。掀髯上天都，不讓豐一吟。
“不行不行!爸爸你怎麽把我的名字寫上去了芽選”我抗議。
“那不是很好嗎?正好押韻。”
“不要不要!我要你改別的字!”
爸爸看我如此堅決，就提起筆來，把“豐一吟”三字改為“少年人”。
“不讓少年人，這下可以了吧?”
“好!這樣才好!”
爸爸在1961年5月11日寫的《上天都》一文的末了就用上了這首詩。
當時的黃山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們到“西海”去，走得熱了，脫下毛衣，拿在手上。老宋說：
“不用帶走。就放在這裏路邊，迴來拿。”
“???”
我們表示極大的懷疑。但老宋的表情讓我們放一百個心。遊了西海迴來，毛衣真的還在原處!
那時遊黃山的人很少，不，我們一路簡直沒有碰到遊客。管理人員的素質也是一流的：路不拾遺。如今我們如果也這樣做，毛衣早就飛了。那是因為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旅遊業興旺發達。而其中自然良莠不齊。或許有人還認為我們是把毛衣丟棄了。你別說“不可能丟棄”，就在我寫這段文字時，在報上看到一條消息，說一個溫州人上大學一年級，家裏給他帶600雙襪子，用一雙，丟一雙。我們那些蹩腳的毛衣自然早就可以丟了。
總之，黃山留給我極好的印象。
同年9月7日，爸爸隨上海政協參觀團去江西，到了南昌、贛州、瑞金、井岡山、撫州、景德鎮等地。大受教育。迴來寫了四篇文章以記其事。
1962年3月爸爸又到北京。5—6月間爸媽和我遊金華。爸爸也有文記其事，但沒有發表。爸爸逝世後我在他的一本小冊子上發現有這樣一則記載：
“人民文學‘花不知名分外嬌———金華遊草’(62·7·18)”
我曾致函人民文學，要求寄迴該文，得覆信說找不到了。雖答應再努力尋找，卻不再有下文。
1963年3月爸媽帶元草哥和我遊寧波、普陀。有《天童寺憶雪舟》和《不肯去觀音院》記其事。這一年10月，如前所說爸爸又和媽媽、我重遊揚州。11月赴京參加政協會。出門次數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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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20日，爸爸擔任了上海中國畫院的第一任院長。喜歡賦閑的爸爸到63歲的退休年齡怎麽反而當了院長呢?其實他是再三推辭的。據當時的畫院辦公室主任程亞金先生迴憶：起初，美術理論家畫家邵洛羊先生曾到日月樓來請我爸爸當院長，但爸爸沒同意。後來請宣傳部、文化局的石西民、徐平羽兩位領導出馬。爸爸推辭說：
“我不是畫中國畫的。”
“你以中國筆、中國紙畫出中國人，怎麽不是中國畫!”徐平羽先生這樣迴答他。
這麽一說，爸爸沒有辦法了。最後說：
“那我有條件。”
“你是不是要推薦人?”
“不是。我不願坐班。”
徐平羽和石西民兩位一口答應。後來爸爸又提出了不受工資，這一條堅持再三，未蒙同意。據媽媽迴憶，是在上任三個月後把工資(每月220元)一起送來的。
我們把這次的行動稱為“三顧茅廬”。後來聽人傳言，說是因為“擺不平”，才請了不是畫傳統中國畫的漫畫家來當院長。副院長是王個簃、賀天健、湯增桐三位先生。
據程亞金先生迴憶說，我爸爸雖不上班，對畫院卻是全心全意的。每次請他來開會要他發言時，程先生把意圖講給他聽，由爸爸寫了發言稿，交程先生他們看看：是否符合黨的政策要求?程先生說：他比我們想得還周到。
爸爸任了畫院院長後，我家生活水平又有提高。他不願受工資，並非平時收入充裕。那時他的經濟來源主要是稿費。在建國前，他曾訂過好幾張“潤例”，靠賣畫改善收入。他的畫潤並不高，他曾在給友人謝頌羔先生的信上說：
藝術品猶米麥醫藥，米麥賤賣可使大眾皆得療飢，醫藥賤賣可使大眾皆得療疾，藝術品賤賣亦可使大眾皆得欣賞。
所以爸爸的畫總是賣得很便宜，而且很多是奉送的。建國後，我沒見過他再訂潤例。所以他是靠稿費生活的。稿費能有多少!但他起初還是不願受畫院工資。後來受了，畢竟不無小補。從那以後，出門旅遊的次數也多了，常請畫院寫個介紹信，以防交通和住宿困難。
1961年4月，由畫院開了介紹信，我陪爸媽上了黃山。那一次遊覽給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我一直認為黃山風景最美。直到1989年我和寶姐等遊了天子山後，才知道中國還有和黃山媲美的山。)
在去黃山的途中，爸爸想起了有通信聯繫而尚未謀麵的新安派農民畫家程嘯天就住在去黃山途中的岩寺附近，便在上黃山前托人打電話約他到岩寺見一麵。誰料程嘯天先生背了一個籮筐來到岩寺見了爸爸後，絲毫沒有熱情的樣子。他正要去離岩寺有一段路的某地，爸爸便叫他上車同行。一路我們還是不見他有一點熱情。坐在前座的我正在想：爸爸交的這個朋友來信時說很仰慕爸爸，見了麵怎麽那麽冷淡!這時程先生忽然開口：
“我向你打聽一個人。你認不認識上海的豐子愷先生?”
“我就是豐子愷呀!”
“啊呀!”
接著程先生敘述了這次誤解的原因。原來替爸爸打電話聯繫此事的人隻說了上海國畫院院長要見你。而程先生聽錯了，以為是一位“顧院長”要見他，他不知顧院長是誰。直到快分手時忍不住問了一下才知道。可是那時他已到達目的地，隻得緊緊握手，依依道別。後來程先生專程來上海訪問爸爸。我為他們拍照留念。
當時黃山還沒有纜索，黃山管理處交際科的人建議雇轎子抬上山，爸爸堅決不肯。我們隻是請園林服務處的老宋幫拿行李，招待所的5號女服務員小程攙扶纏過小腳的媽媽，一行5人從前山登上玉屏峰，在宿舍式的“文殊院”住宿。下了三天雨，無法出行。其間得到了兩個好消息：國際桌球賽中國得冠軍，加加林坐飛船上了天。
天氣放晴後，我想上對麵的天都峰，爸爸要同行。老宋說：
“去年你們畫院裏的畫師來遊玩，兩位老先生都沒有上天都峰。你老人家興致真好!”
媽媽纏過小腳，隻能留守。64歲的爸爸卻勇敢地完成了他的心願。他下結論說：
“凡事隻要堅忍不懈地進行，即使慢些，也終於能獲得成功。”
爸爸欣喜之餘，做了一首詩以記其事，題為《遊黃山欣逢雙喜》：
結伴遊黃山，良辰值暮春。美景層層出，眼界日日新。
奇峰高萬丈，飛瀑瀉千尋。雲海腳下流，蒼鬆石上生。
入山雖甚深，世事依然聞。息足聽廣播，都城傳好音。
國際桌球賽，中國得冠軍。飛船繞地球，勇哉加加林!
客中逢雙喜，遊興忽然增。掀髯上天都，不讓豐一吟。
“不行不行!爸爸你怎麽把我的名字寫上去了芽選”我抗議。
“那不是很好嗎?正好押韻。”
“不要不要!我要你改別的字!”
爸爸看我如此堅決，就提起筆來，把“豐一吟”三字改為“少年人”。
“不讓少年人，這下可以了吧?”
“好!這樣才好!”
爸爸在1961年5月11日寫的《上天都》一文的末了就用上了這首詩。
當時的黃山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們到“西海”去，走得熱了，脫下毛衣，拿在手上。老宋說：
“不用帶走。就放在這裏路邊，迴來拿。”
“???”
我們表示極大的懷疑。但老宋的表情讓我們放一百個心。遊了西海迴來，毛衣真的還在原處!
那時遊黃山的人很少，不，我們一路簡直沒有碰到遊客。管理人員的素質也是一流的：路不拾遺。如今我們如果也這樣做，毛衣早就飛了。那是因為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旅遊業興旺發達。而其中自然良莠不齊。或許有人還認為我們是把毛衣丟棄了。你別說“不可能丟棄”，就在我寫這段文字時，在報上看到一條消息，說一個溫州人上大學一年級，家裏給他帶600雙襪子，用一雙，丟一雙。我們那些蹩腳的毛衣自然早就可以丟了。
總之，黃山留給我極好的印象。
同年9月7日，爸爸隨上海政協參觀團去江西，到了南昌、贛州、瑞金、井岡山、撫州、景德鎮等地。大受教育。迴來寫了四篇文章以記其事。
1962年3月爸爸又到北京。5—6月間爸媽和我遊金華。爸爸也有文記其事，但沒有發表。爸爸逝世後我在他的一本小冊子上發現有這樣一則記載：
“人民文學‘花不知名分外嬌———金華遊草’(62·7·18)”
我曾致函人民文學，要求寄迴該文，得覆信說找不到了。雖答應再努力尋找，卻不再有下文。
1963年3月爸媽帶元草哥和我遊寧波、普陀。有《天童寺憶雪舟》和《不肯去觀音院》記其事。這一年10月，如前所說爸爸又和媽媽、我重遊揚州。11月赴京參加政協會。出門次數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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