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暑假，爸媽我和恩狗上江西廬山。爸爸有《廬山遊記》記其事。那一迴，我們是由文史館開了介紹信去，很容易就找到了住所：第一招待所。
在廬山之遊中，我記得一件小事。我們的船每經過一個碼頭，隻要靠岸，我和恩狗必然隨爸爸上岸去看看。在南京停靠的時候，我們到一家商店裏買了一把很鋒利的小刀。爸爸每次出遊時，總喜歡買一樣小小的“紀念品”帶迴去。有時迴去仔細看看，卻是上海生產的!這迴的小刀也是一樣。爸爸笑笑說：
“總歸是南京買的呀!”
誰知這把小刀闖了一點小禍。到了廬山，有一天在餐廳裏用晚餐時我用它削水果，一不小心，刀尖戳了我左手食指和拇指間“虎口”旁的地方，正好觸犯了動脈，血流不止，按也按不住，地上都滴滿了血。爸爸連忙求助於服務員。他們看見血太多，趕快打電話請來了醫生。血止住了。後來留下一個傷疤，直到晚年才漸漸消失了。
不記得哪一年了。爸爸忽然發心帶媽媽和我坐一坐飛機，因為我們三人都沒有嚐過坐飛機的味道。但飛機票太貴，我們隻能就近飛到杭州。三人興奮地上了飛機，飛機在天上大概隻飛了5分鍾就開始下降。我們俯瞰下方的小山小水小房子，覺得很新奇。料想爸爸也如此。誰料爸爸兩腳著地後的第一句話是：
“奈末性命著光了!”
這句石門話的意思是“這下性命保住了!”原來爸爸是為我們享受，他自己卻提心弔膽!
說起石門話，我們一家人在家裏一直是講石門話的。即使到了現在，我和我那不是石門出生的女兒小明在家裏也一直講石門話，女婿也能聽懂，外孫不僅聽得懂，還會講幾句，而且一直嚮往著去石門鄉下和小朋友玩。
1957年6月7日，我們遊了江蘇的鎮江和揚州。爸爸有《揚州夢》一文記其事。
我因與爸爸有合作翻譯的關係，從1954年起在萬葉書店申請改成了半天上班。萬葉書店與其他兩家出版社私私聯營為新音樂出版社後遷往北京，我就以特約編輯的身份留在上海工作，直到1956年11月解除特約。因為錢君匋先生迴上海來創辦上海音樂出版社，我就進了那出版社。但試用期三個月後因上麵不同意我辦半天公，我就迴家了。直到1961年進上海編譯所。所以1957年起我是自由職業者。
恩狗因患了輕微的肺結核(可能是傳染)，在格致中學讀到高三就休學在家。他喜歡詩詞，爸爸教了他很多首。教到薑夔的《揚州慢》時，爸爸被其中“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的句子引起了懷古的心情，馬上叫恩狗去買火車票，經鎮江轉揚州去訪古。我們姐弟同行。
記得就在我們到揚州那一天，報上登出大篇關於“右派”的報導。多少優秀的知識分子從此開始了苦難的生涯!可是爸爸對政治很漠然。給我的印象，爸爸隻有抗戰時熱心關注時事，天天看報。建國後，似乎就很少看報了。我想，這一半由於他本來就是一個不問政治的藝術家，一半則是因為那時報紙的報導很單調，報喜不報憂。
我那時其實也不喜歡看報。如今就不一樣了。我每天必看報。如果沒空，也必定保留著以後補看。爸爸如果活到現在，想必也是一樣。因為現在的報紙越來越報導真實情況了。那時我們對有關“右派”的這篇報導一點也不敏感，仍然熱中於自己的遊玩，後來，對於報上的報導，一時還信以為真。某某人是“右派”，被抓出來了。我們就以為他真的是壞人。直到後來大批大批的人都被定為“右派”，爸爸的好朋友們也當上了“右派”，我們才震驚起來：這社會怎麽了芽選唉，還是“莫談國事”吧。
父子二人又是熱衷於訪問古蹟。一股勁兒地找二十四橋。終於找到一座很差的小橋，他們兩人也有點失望，別說我了。於是就在那裏拍了照。
迴城後在一家菜館吃晚飯。我記得一件小事。爸爸照例要求吃紹興酒，服務員說：
“沒有。”
“那麽隨便什麽酒，隻要是黃酒。”
服務員又說“沒有”。爸爸說：
“這倒兇啦!”
“我一點也不兇，確實是沒有。”
我和爸爸都笑起來，向服務員解釋：不是說他態度兇。在我們家鄉話裏，“葛倒兇或”(這倒兇啦)隻是表示遇到了尷尬，表示為難，毫無責人之爸爸、恩狗和我在鎮江意。爸爸卻把這話搬到了揚州，我越想越好笑。
就在這1957年的9月，爸爸說，他口袋裏的錢哇哇叫了，便包了一輛祥生計程車和媽媽、姨媽、外孫菲君及我去海寧觀潮。一路上我咳嗽不停，是幹咳。迴家後我大吐血，肺病複發。不過第二年就轉入“吸收好轉期”了。
1963年10月，爸爸又和媽媽遊了鎮揚，估計上次媽媽有事沒去成，這次為她補遊吧。我自然奉陪。
鎮揚當局大概知道了爸爸自己已來過一次，這次就出麵熱情招待。在鎮江時，就有專人陪遊。到了揚州，我們被安排住在萃園招待所大魚池館。揚州文化處處長張青萍、統戰部部長張建平天天來相陪。爸爸對二十四橋猶不忘情，又去了一次。瘦西湖當然也是必去的地方。走到平山堂鑒真紀念館前的紫藤樹旁，爸爸忽然詩興勃發，馬上掏出隨身攜帶的小紙，借紫藤樹的樹幹為桌子把詩寫下：
朝辭北固與金焦，暮上揚州廿四橋。
浩蕩東風多雨露，西湖雖瘦也苗條。
自1953年受聘於文史館後，1954年爸爸被推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和上海美術家協會副主席(1962年起任主席)。1956年當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7年始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外文學會理事。1958年始任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9年開始，爸爸到北京去出席政協會議。這是爸爸第一次到首都。他和畫家王個簃先生同宿一房，並有幸受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接見。周總理親切地握著他的手說：
“啊，老漫畫家，久仰久仰。”
周總理關心爸爸的健康，又問了他的年齡，才知道兩人是同一年出生的。最後周總理問到我們的家庭情況，並要爸爸下次開會時帶了老愛人一起到北京來。
爸爸這次開會迴來，給我們講這情況時十分興奮，時時抹著激動的淚水。第二年，他果然帶媽媽一起去了。二老把我也帶去，以便照顧。不過我當然不宿在賓館，而是借宿在廈門好友黎丁家，那時他家已到北京，黎丁先生在《光明日報》任職。那一迴，我們遊了不少地方。元草哥於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已於1954年迴國，到北京的人民音樂出版社工作。他有時也來參加我們一起隨團體遊覽。有一次在野餐時，賀綠汀先生為我們拍了一張照。我們自己雖然也拍了許多照，但我被攝入鏡頭的不多，因為我要替他們拍呀。
爸爸第三次去北京開會時，又加了一個滿娘。滿娘那時是在滬杭二地輪換住的。她也是初次進京。我和她都住在黎丁先生家。那一迴遊得也很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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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廬山之遊中，我記得一件小事。我們的船每經過一個碼頭，隻要靠岸，我和恩狗必然隨爸爸上岸去看看。在南京停靠的時候，我們到一家商店裏買了一把很鋒利的小刀。爸爸每次出遊時，總喜歡買一樣小小的“紀念品”帶迴去。有時迴去仔細看看，卻是上海生產的!這迴的小刀也是一樣。爸爸笑笑說：
“總歸是南京買的呀!”
誰知這把小刀闖了一點小禍。到了廬山，有一天在餐廳裏用晚餐時我用它削水果，一不小心，刀尖戳了我左手食指和拇指間“虎口”旁的地方，正好觸犯了動脈，血流不止，按也按不住，地上都滴滿了血。爸爸連忙求助於服務員。他們看見血太多，趕快打電話請來了醫生。血止住了。後來留下一個傷疤，直到晚年才漸漸消失了。
不記得哪一年了。爸爸忽然發心帶媽媽和我坐一坐飛機，因為我們三人都沒有嚐過坐飛機的味道。但飛機票太貴，我們隻能就近飛到杭州。三人興奮地上了飛機，飛機在天上大概隻飛了5分鍾就開始下降。我們俯瞰下方的小山小水小房子，覺得很新奇。料想爸爸也如此。誰料爸爸兩腳著地後的第一句話是：
“奈末性命著光了!”
這句石門話的意思是“這下性命保住了!”原來爸爸是為我們享受，他自己卻提心弔膽!
說起石門話，我們一家人在家裏一直是講石門話的。即使到了現在，我和我那不是石門出生的女兒小明在家裏也一直講石門話，女婿也能聽懂，外孫不僅聽得懂，還會講幾句，而且一直嚮往著去石門鄉下和小朋友玩。
1957年6月7日，我們遊了江蘇的鎮江和揚州。爸爸有《揚州夢》一文記其事。
我因與爸爸有合作翻譯的關係，從1954年起在萬葉書店申請改成了半天上班。萬葉書店與其他兩家出版社私私聯營為新音樂出版社後遷往北京，我就以特約編輯的身份留在上海工作，直到1956年11月解除特約。因為錢君匋先生迴上海來創辦上海音樂出版社，我就進了那出版社。但試用期三個月後因上麵不同意我辦半天公，我就迴家了。直到1961年進上海編譯所。所以1957年起我是自由職業者。
恩狗因患了輕微的肺結核(可能是傳染)，在格致中學讀到高三就休學在家。他喜歡詩詞，爸爸教了他很多首。教到薑夔的《揚州慢》時，爸爸被其中“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的句子引起了懷古的心情，馬上叫恩狗去買火車票，經鎮江轉揚州去訪古。我們姐弟同行。
記得就在我們到揚州那一天，報上登出大篇關於“右派”的報導。多少優秀的知識分子從此開始了苦難的生涯!可是爸爸對政治很漠然。給我的印象，爸爸隻有抗戰時熱心關注時事，天天看報。建國後，似乎就很少看報了。我想，這一半由於他本來就是一個不問政治的藝術家，一半則是因為那時報紙的報導很單調，報喜不報憂。
我那時其實也不喜歡看報。如今就不一樣了。我每天必看報。如果沒空，也必定保留著以後補看。爸爸如果活到現在，想必也是一樣。因為現在的報紙越來越報導真實情況了。那時我們對有關“右派”的這篇報導一點也不敏感，仍然熱中於自己的遊玩，後來，對於報上的報導，一時還信以為真。某某人是“右派”，被抓出來了。我們就以為他真的是壞人。直到後來大批大批的人都被定為“右派”，爸爸的好朋友們也當上了“右派”，我們才震驚起來：這社會怎麽了芽選唉，還是“莫談國事”吧。
父子二人又是熱衷於訪問古蹟。一股勁兒地找二十四橋。終於找到一座很差的小橋，他們兩人也有點失望，別說我了。於是就在那裏拍了照。
迴城後在一家菜館吃晚飯。我記得一件小事。爸爸照例要求吃紹興酒，服務員說：
“沒有。”
“那麽隨便什麽酒，隻要是黃酒。”
服務員又說“沒有”。爸爸說：
“這倒兇啦!”
“我一點也不兇，確實是沒有。”
我和爸爸都笑起來，向服務員解釋：不是說他態度兇。在我們家鄉話裏，“葛倒兇或”(這倒兇啦)隻是表示遇到了尷尬，表示為難，毫無責人之爸爸、恩狗和我在鎮江意。爸爸卻把這話搬到了揚州，我越想越好笑。
就在這1957年的9月，爸爸說，他口袋裏的錢哇哇叫了，便包了一輛祥生計程車和媽媽、姨媽、外孫菲君及我去海寧觀潮。一路上我咳嗽不停，是幹咳。迴家後我大吐血，肺病複發。不過第二年就轉入“吸收好轉期”了。
1963年10月，爸爸又和媽媽遊了鎮揚，估計上次媽媽有事沒去成，這次為她補遊吧。我自然奉陪。
鎮揚當局大概知道了爸爸自己已來過一次，這次就出麵熱情招待。在鎮江時，就有專人陪遊。到了揚州，我們被安排住在萃園招待所大魚池館。揚州文化處處長張青萍、統戰部部長張建平天天來相陪。爸爸對二十四橋猶不忘情，又去了一次。瘦西湖當然也是必去的地方。走到平山堂鑒真紀念館前的紫藤樹旁，爸爸忽然詩興勃發，馬上掏出隨身攜帶的小紙，借紫藤樹的樹幹為桌子把詩寫下：
朝辭北固與金焦，暮上揚州廿四橋。
浩蕩東風多雨露，西湖雖瘦也苗條。
自1953年受聘於文史館後，1954年爸爸被推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和上海美術家協會副主席(1962年起任主席)。1956年當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7年始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外文學會理事。1958年始任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9年開始，爸爸到北京去出席政協會議。這是爸爸第一次到首都。他和畫家王個簃先生同宿一房，並有幸受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接見。周總理親切地握著他的手說：
“啊，老漫畫家，久仰久仰。”
周總理關心爸爸的健康，又問了他的年齡，才知道兩人是同一年出生的。最後周總理問到我們的家庭情況，並要爸爸下次開會時帶了老愛人一起到北京來。
爸爸這次開會迴來，給我們講這情況時十分興奮，時時抹著激動的淚水。第二年，他果然帶媽媽一起去了。二老把我也帶去，以便照顧。不過我當然不宿在賓館，而是借宿在廈門好友黎丁家，那時他家已到北京，黎丁先生在《光明日報》任職。那一迴，我們遊了不少地方。元草哥於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已於1954年迴國，到北京的人民音樂出版社工作。他有時也來參加我們一起隨團體遊覽。有一次在野餐時，賀綠汀先生為我們拍了一張照。我們自己雖然也拍了許多照，但我被攝入鏡頭的不多，因為我要替他們拍呀。
爸爸第三次去北京開會時，又加了一個滿娘。滿娘那時是在滬杭二地輪換住的。她也是初次進京。我和她都住在黎丁先生家。那一迴遊得也很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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