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結婚時，爸爸想請梅蘭芳先生證婚。可是民望哥是基督徒，他不同意。後來終於請爸爸的好友謝頌羔牧師為他們證婚，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了婚禮。寶姐生下第一個孩子時也還擠在亭子間裏，直到她工作的音樂學院編譯所分配給她一個汽車間，她家才搬過去。
日月樓中日月長
爸爸稿費收入多起來，口袋裏的錢又要“哇哇叫”了。爸爸想另外“頂”一處環境較好的房子。爸爸和寶姐商量，寶姐問爸爸頂房子要多少錢，錢是否已有準備。爸爸支吾說：
“頂費6千塊錢……”
“那你是否拿得出?”寶姐知道爸爸在錢的事上不會打算，17年前，次日要逃難了還沒準備好錢，全靠子女們把壓歲錢湊起來才夠開支。爸爸說：
“我可以借內債。一吟有稿費，你媽媽有私房錢，還有華瞻，在美國待了幾年迴來，總有點錢吧。”
寶姐聽爸爸說是要東借西湊，便反對頂房子。
爸爸不大開心地對我說：“你寶姐反對我頂房。她一向是個做事穩健的人。我還是想頂。”
作為爸爸未來的“債主”之一，我沒有反對。
於是爸爸不聽寶姐勸告，還是托人覓屋。有一次，一位姓沙的女士做中介，幫我們在陝西南路39弄內找到了一幢房子，就在進弄第三家，門牌93號。即將最後談妥時，我和滿娘就到那附近去“觀察”。
“啊，這裏斜對麵就是米店、藥房，還有花店!”
花店對我們來說是從未見過的奢侈店。
“喏，還有小吃店，淮海路口還有這麽大的食品商店、水果店、專賣收音機的商店和銀行!方便極了!空氣又好!”
那地帶原是英租界，比四馬路“洋”多了。我們兩人好像到了外國似的興奮。迴家一一比劃給爸媽恩狗他們聽。
可是，正當大家歡喜雀躍時，爸爸卻病了。病得不輕，是肺結核加肋膜炎。我也曾於1950年7月患過肺結核，可見福州路的房子空氣汙染實在太嚴重。
爸爸住了醫院，抽了積水。房子已付了頂費，隻待我們搬進去。怎麽辦呢?
“這樣吧，一吟你和恩狗先搬進去，我和你媽媽等我病好了再搬。”爸爸在病床上無奈地對我說。
1954年9月1日，我和恩狗搬進了一生從未住過的西班牙式小洋房。前房客叫董太太，帶著一群孩子搬到了自建的三層閣樓上，一樓二樓全讓了出來。她丈夫在印尼。她怕丈夫有外遇，所以頂掉了房子馬上就要動身去印尼。這房子她已住了多年，對門前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這木桃是我親手種的。還有這山竺、這紫荊，你們可要保護好啊!”好像託孤似的。
那天晚上，我和恩狗決定吃一頓洋晚餐———麥片加糖，那時視這為珍品。我下廚。煮好端出來，恩狗馬上開始吃。
“啊呀!鹹死了!”
“什麽芽選”
我恍悟：原來我放糖時錯放了鹽!那時我們愛吃糖，不像現在忌多吃糖。所以我還特地多放一點。
次日，我們到後門口去刷牙。啊，藍色的天!綠色的樹!紅色的瓦!這麽好的環境!我們去醫院看望爸爸時，把自己美好的感受講給他聽。爸爸憔悴的臉上出現了笑容，但還是有幾分擔憂的樣子。
“爸爸病快點好，早點來住吧!”我們安慰他。
爸爸總算出院了!進門後第一句話是：
“一吟!你寶姐的話是有道理的。我在醫院裏常想：這次如果我出不了院，就此走了，留下你們和這房子怎麽辦!”
“爸爸別說這樣的話，你是吉人天相，不是平安的出院了嗎?這裏環境真好啊!”
爸爸先不上樓，把床放在樓下，我也在樓下陪他。
我把新屋的情況一一描述給爸爸聽。爸爸能起床走動時，我們就讓他搬到二樓去睡。他看到那室內陽台不僅有南窗，還有東南窗和西南窗，陽光充足，很高興。晚上又發現上麵有天窗，皓月當空。
“好一座日月樓!”爸爸不禁脫口而出。
接著，爸爸似乎又在思考什麽。忽然說：
“日月樓中日月長!”
“這好像是一句詩。”我順口說。
“不，應該是一副對聯的下聯。那麽上聯呢……”
爸爸苦苦思索，沒有想出合適的上聯。他把這事告訴了鄭曉滄先生和馬一浮先生。鄭先生為他撰了上聯“琴詩影裏琴詩轉”;馬一浮先生為他撰了“星河界裏星河轉”。爸爸把這上聯告訴了鄭曉滄先生，鄭先生也大加讚賞，說“星河界裏星河轉”宏偉壯麗，並表示自愧不如。
於是爸爸決定用馬一浮先生的，並請求馬先生書寫。馬先生那時住在杭州，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長。他畢竟是大學問家。
爸爸自己寫了“日月樓”橫披，和這對聯一起裱了，掛在陽台上。從那時開始，爸爸在日月樓度過了21個春秋，不算短。遺憾的是後9年遇上了史無前例的浩劫!不過，這前12年畢竟是幸福快樂的。
耳目一新
吃飽穿暖以後，就會想到旅遊。我們那時雖然不能和現在相比，也稱得上豐衣足食了。抗戰時期到過不少地方，但對爸爸來說，那和旅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住在福州路時，我們就已開始動起來。1954年的夏天，那時華瞻哥已從美國迴上海定居，他喜歡古文詩詞，喜歡到詩詞中提到的有古蹟的地方去。爸爸選定了南京。華瞻哥在教書，恩狗在讀書，所以爸媽和我也隻能湊他們的暑假去。
在火車裏時，爸爸和華瞻哥就在吟誦劉禹錫的《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一到南京，他們就忙著要去找“朱雀橋”。問了好幾個人，迴答都含含糊糊。我們到了一個橋上，父子二人隻好假定這是“朱雀橋”。我替他們拍了一張照，心裏卻在竊笑。因為我的性格比較現實，缺少遐想，不像他們那樣懂得懷古。
南京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隻“火爐”，不亞於武漢。記得我們叫了一輛計程車(那時計程車可以坐5個人)去雨花台玩。時值正午，我們坐在車裏熱得受不了時，司機忽然說：
“到了!”
“到哪裏了?”
“雨花台呀!”
1955年爸爸在莫幹山蘆花蕩公園留影
啊，這麽火辣辣的太陽，誰願意下車走到“火坑”裏去呀!沒奈何，隻得捨棄雨花台，請司機開到另一處較陰涼的風景點去。那一次遊南京，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火爐。後來我春秋季節經過南京，就大不一樣了。
搬到日月樓後，爸爸的經濟情況更加好轉，加之我也有不少譯文的稿費收入。我們旅遊的次數就更多了。
1955年，舉家上浙北的莫幹山，連媽媽的妹妹聯阿娘和先姐的長子宋菲君也一起去。住在“莫幹山旅館”。
</br>
日月樓中日月長
爸爸稿費收入多起來，口袋裏的錢又要“哇哇叫”了。爸爸想另外“頂”一處環境較好的房子。爸爸和寶姐商量，寶姐問爸爸頂房子要多少錢，錢是否已有準備。爸爸支吾說：
“頂費6千塊錢……”
“那你是否拿得出?”寶姐知道爸爸在錢的事上不會打算，17年前，次日要逃難了還沒準備好錢，全靠子女們把壓歲錢湊起來才夠開支。爸爸說：
“我可以借內債。一吟有稿費，你媽媽有私房錢，還有華瞻，在美國待了幾年迴來，總有點錢吧。”
寶姐聽爸爸說是要東借西湊，便反對頂房子。
爸爸不大開心地對我說：“你寶姐反對我頂房。她一向是個做事穩健的人。我還是想頂。”
作為爸爸未來的“債主”之一，我沒有反對。
於是爸爸不聽寶姐勸告，還是托人覓屋。有一次，一位姓沙的女士做中介，幫我們在陝西南路39弄內找到了一幢房子，就在進弄第三家，門牌93號。即將最後談妥時，我和滿娘就到那附近去“觀察”。
“啊，這裏斜對麵就是米店、藥房，還有花店!”
花店對我們來說是從未見過的奢侈店。
“喏，還有小吃店，淮海路口還有這麽大的食品商店、水果店、專賣收音機的商店和銀行!方便極了!空氣又好!”
那地帶原是英租界，比四馬路“洋”多了。我們兩人好像到了外國似的興奮。迴家一一比劃給爸媽恩狗他們聽。
可是，正當大家歡喜雀躍時，爸爸卻病了。病得不輕，是肺結核加肋膜炎。我也曾於1950年7月患過肺結核，可見福州路的房子空氣汙染實在太嚴重。
爸爸住了醫院，抽了積水。房子已付了頂費，隻待我們搬進去。怎麽辦呢?
“這樣吧，一吟你和恩狗先搬進去，我和你媽媽等我病好了再搬。”爸爸在病床上無奈地對我說。
1954年9月1日，我和恩狗搬進了一生從未住過的西班牙式小洋房。前房客叫董太太，帶著一群孩子搬到了自建的三層閣樓上，一樓二樓全讓了出來。她丈夫在印尼。她怕丈夫有外遇，所以頂掉了房子馬上就要動身去印尼。這房子她已住了多年，對門前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這木桃是我親手種的。還有這山竺、這紫荊，你們可要保護好啊!”好像託孤似的。
那天晚上，我和恩狗決定吃一頓洋晚餐———麥片加糖，那時視這為珍品。我下廚。煮好端出來，恩狗馬上開始吃。
“啊呀!鹹死了!”
“什麽芽選”
我恍悟：原來我放糖時錯放了鹽!那時我們愛吃糖，不像現在忌多吃糖。所以我還特地多放一點。
次日，我們到後門口去刷牙。啊，藍色的天!綠色的樹!紅色的瓦!這麽好的環境!我們去醫院看望爸爸時，把自己美好的感受講給他聽。爸爸憔悴的臉上出現了笑容，但還是有幾分擔憂的樣子。
“爸爸病快點好，早點來住吧!”我們安慰他。
爸爸總算出院了!進門後第一句話是：
“一吟!你寶姐的話是有道理的。我在醫院裏常想：這次如果我出不了院，就此走了，留下你們和這房子怎麽辦!”
“爸爸別說這樣的話，你是吉人天相，不是平安的出院了嗎?這裏環境真好啊!”
爸爸先不上樓，把床放在樓下，我也在樓下陪他。
我把新屋的情況一一描述給爸爸聽。爸爸能起床走動時，我們就讓他搬到二樓去睡。他看到那室內陽台不僅有南窗，還有東南窗和西南窗，陽光充足，很高興。晚上又發現上麵有天窗，皓月當空。
“好一座日月樓!”爸爸不禁脫口而出。
接著，爸爸似乎又在思考什麽。忽然說：
“日月樓中日月長!”
“這好像是一句詩。”我順口說。
“不，應該是一副對聯的下聯。那麽上聯呢……”
爸爸苦苦思索，沒有想出合適的上聯。他把這事告訴了鄭曉滄先生和馬一浮先生。鄭先生為他撰了上聯“琴詩影裏琴詩轉”;馬一浮先生為他撰了“星河界裏星河轉”。爸爸把這上聯告訴了鄭曉滄先生，鄭先生也大加讚賞，說“星河界裏星河轉”宏偉壯麗，並表示自愧不如。
於是爸爸決定用馬一浮先生的，並請求馬先生書寫。馬先生那時住在杭州，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長。他畢竟是大學問家。
爸爸自己寫了“日月樓”橫披，和這對聯一起裱了，掛在陽台上。從那時開始，爸爸在日月樓度過了21個春秋，不算短。遺憾的是後9年遇上了史無前例的浩劫!不過，這前12年畢竟是幸福快樂的。
耳目一新
吃飽穿暖以後，就會想到旅遊。我們那時雖然不能和現在相比，也稱得上豐衣足食了。抗戰時期到過不少地方，但對爸爸來說，那和旅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住在福州路時，我們就已開始動起來。1954年的夏天，那時華瞻哥已從美國迴上海定居，他喜歡古文詩詞，喜歡到詩詞中提到的有古蹟的地方去。爸爸選定了南京。華瞻哥在教書，恩狗在讀書，所以爸媽和我也隻能湊他們的暑假去。
在火車裏時，爸爸和華瞻哥就在吟誦劉禹錫的《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一到南京，他們就忙著要去找“朱雀橋”。問了好幾個人，迴答都含含糊糊。我們到了一個橋上，父子二人隻好假定這是“朱雀橋”。我替他們拍了一張照，心裏卻在竊笑。因為我的性格比較現實，缺少遐想，不像他們那樣懂得懷古。
南京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隻“火爐”，不亞於武漢。記得我們叫了一輛計程車(那時計程車可以坐5個人)去雨花台玩。時值正午，我們坐在車裏熱得受不了時，司機忽然說：
“到了!”
“到哪裏了?”
“雨花台呀!”
1955年爸爸在莫幹山蘆花蕩公園留影
啊，這麽火辣辣的太陽，誰願意下車走到“火坑”裏去呀!沒奈何，隻得捨棄雨花台，請司機開到另一處較陰涼的風景點去。那一次遊南京，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火爐。後來我春秋季節經過南京，就大不一樣了。
搬到日月樓後，爸爸的經濟情況更加好轉，加之我也有不少譯文的稿費收入。我們旅遊的次數就更多了。
1955年，舉家上浙北的莫幹山，連媽媽的妹妹聯阿娘和先姐的長子宋菲君也一起去。住在“莫幹山旅館”。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