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個時期，有一次，在上海的畫家和來自解放區的畫家在中華學誼社開會。我陪爸爸去參加。先是由解放區的畫家介紹他們從事革命美術工作的情況。然後，大概出於對老前輩的尊敬，會議主持人請爸爸上去講話。爸爸先是講了幾句要向解放區同誌學習，努力為工農兵服務等話。然後說，各位講的話自己因為沒有實踐經驗，講不出，隻能談點自己的感想。接下去爸爸說了些什麽，其實我都聽見。但我記性不好，這裏借引別人給我的信裏的一番話，更為詳盡：
他認為中國傳統繪畫中的梅蘭竹菊四君子今後還是要畫的，因為工農兵勞累了一天，看到它多少可以消除疲勞。說到這裏，他指著桌上的一瓶花說：就像今天開會也擺上一瓶花一樣。就好比一個拳頭，反映工農兵是前麵四根手指，是主要的。梅蘭竹菊雖是小指，但它還是需要的。豐子愷的這番話即使在當時無疑也是正確的，老藝術家是在很負責地提醒大家。不料連這極簡單的道理，一些美術家也接受不了，當即就對他提出了猛烈的批評。這個結果是豐子愷不曾料到的，他很受震動，像被澆了一盆涼水。……
我和爸爸並坐在一起，迴過頭去，隻見爸爸臉漲得通紅，嘴唇微微顫抖。
就這樣，爸爸的積極性被挫傷了。但他並沒有消極下去。他知道這隻是幾個觀點極左的人一時的興風作浪。他還是要按自己能力所及為新中國服務。
爸爸先是畫了《繪畫魯迅小說》交萬葉書店出版。後來選擇了翻譯這條路。他自學俄文，譯出了不少當時十分需要的中小學圖畫音樂參考書，也譯了俄羅斯古典文學著作。
苦學俄文
說起爸爸學俄文，可真神!我見過別人一旦決心要學外文，便把這門外文的學習書全買來，置於書架上，別人看起來真壯觀，實際上隻學了一點點就廢棄了。
爸爸卻隻買了一本小書。那時我們已離開鄰園村。由於開明書店遷北京改組為中國青年出版社，昔日的開明老闆章雪村先生全家北上，就把四馬路(今福州路)671弄7號的房子連同家具無條件讓給我們安身。我們於1950年1月23日遷入。那房子的邊門就對著國際書店的後門，買外文書非常方便。爸爸買來一本日文版的《俄語一月通》，全書一共隻有30課，按規定是一天學一課，而爸爸往往一天學幾課，很快就把這本書學完了。爸爸在日本時雖然也學過一點俄文，畢竟生疏了。如今以53歲的年齡從頭學起，速度如此之快，令人吃驚。
我們兄弟姊妹沒人能繼承爸爸的藝術，卻有好幾個人繼承了他的外文：首先是恩狗，英、日、俄、德、法文都懂;華瞻哥和寶姐都是中央大學外文係畢業的，除了主語英文外，還選修第二外文。寶姐選修法文，1971年曾被譯文出版社派出去編《法漢字典》，後來又自學俄文和日文;先姐除了教語文外，也教過英文;軟姐從英文譯過數學教材;元草哥長期在出版社工作，自然常要接觸英文。
關於學外文，爸爸在《我的苦學經驗》一文中曾說：
語言文字，隻不過是求學問的一種工具，不是學問的本身。學些工具都要拖長許多的時日，此生還來得及研究幾許學問呢?
學外語最難攻的是文學作品，於是他不讀別的，專揀文學原著來死啃。起初選讀高爾基短篇小說的中俄文對照本來讀;後來又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原著和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原著。兩部書同時並進。那時他還有作畫、編書等任務，以及種種社會活動，會議也很多，讀俄文原著是利用空餘時間。兩厚冊《戰爭與和平》原著，花9個月的時間讀畢。不久，又讀完了《獵人筆記》，並花了5個月5天的時間把它譯出，於1952年年底譯畢後，交吳朗西先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於1953年出版。1955年國家辦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採用了這個譯本，把它列入“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重新出版。當時因爸爸忙於其他工作，就叫我代他校對一遍，並撰寫序言。
那時不像現在一樣豐衣足食，而且缺乏健康知識。我家收入也不豐。爸爸那麽消耗腦力，卻得不到較好的營養。常常頭暈，有一次竟在樓上暈倒了。媽媽在樓下，沒人知道，最後自己醒了爬起來。據說是腦貧血所致。但他仍然學他的俄文，譯他的書。
說起俄文，我的俄文還是在爸爸的鼓勵下學起來的呢。我於1949年下半年在3個學校兼任了一學期圖畫教師後，十分不喜歡這工作。因為圖畫課不受學生重視，尤其是懷遠中學的學生，上圖畫課就等於休息，可以在教室裏做他們想做的任何事情，誰來睬我這個21歲的女教師。再說，那時教圖畫課，是在黑板上畫了讓學生臨摹。我哪裏會即興創作，就是到了現在也還是不會。當時我就在家裏靠爸爸的幫助預先在紙上畫好了，帶兩枚圖釘去掛在黑板上。有的畫壓根兒是爸爸代畫的(可惜沒有保存下來)。這種教法是弄虛作假，毫無事業可言，我不喜歡。所以隻教了一學期我就央爸爸替我通過曹辛漢先生介紹到金科小學教語文數學並當級任教師(即班主任)。但他們把學生最吵鬧的一班讓我教。我既吃粉筆灰又受學生的氣，加之和爸爸一樣營養跟不上，而且我家所住房子是人口稠密地帶，貼鄰同樣一幢房子就住著13家房客，我們都是生煤球爐子倒馬桶的，空氣哪裏會好。半年下來，1950年暑假校方正要發展我為共青團團員時，我患了肺結核。於是辭去職務，爸爸陪我到杭州那湖邊小屋(軟姐滿娘還住在那裏)休養了近兩個月之後，迴上海繼續在家休養。
休養時期沒事做，爸爸就勉勵我學俄文。開頭是他教我。爸爸學俄文是隻看不讀，所以發音較差。我們去杭州期間，曾請軟姐的同事、跟了丈夫王季梁教授入了中國籍的名叫德孟鐵的德國人教我們發音。
1951年初，我進了上海俄文專修學校。一年後畢業，插班入中蘇友協附設俄文學校(夜校)。還在讀俄校期間，錢君匋先生創辦的萬葉書店讓我白天去當編輯、校對兼抄譜。以後又和爸爸合作或自己獨立，譯了不少蘇俄音樂美術文學方麵的書。我覺得自己學俄文是對路了。因為有原作者在掌舵，我這譯者隻要劃槳就可以了。這工作符合我隻會臨摹不會創作的性格。
1953年4月，爸爸受上海市陳毅市長聘請，當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務委員，館方每月致酬100元。從這時開始，爸爸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生活大大得到改善。
爸爸的好友葉聖陶先生當時擔任著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之職，他鼓勵爸爸把蘇聯的音樂美術教育法多介紹些進來。於是，爸爸和我合譯了《中小學圖畫教育法》、《音樂的基本知識》之類的不少教育參考書。當時正彷徨歧途的美術老師這才敢教學生作寫生畫了。蘇聯“老大哥”也是從教寫生畫著手的，誰敢反對!爸爸從此也開始有了較多的稿費收入。
我還得講一講我家住福州路時的三件事：一是華瞻哥本來赴美國留學，新中國建立後，他迴到了祖國，在上海複旦大學教書;二是元草哥參加抗美援朝去朝鮮了;三是寶姐在廈門認識了她在“雙十中學”教英文時的同事楊民望(福建音專畢業在雙十中學教音樂的)，一起迴上海來結婚。那時結婚和現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的新房是我家朝北的7平方米“亭子間”，就是一樓和二樓之間的小間。沒有裝修，也沒有添任何新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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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中國傳統繪畫中的梅蘭竹菊四君子今後還是要畫的，因為工農兵勞累了一天，看到它多少可以消除疲勞。說到這裏，他指著桌上的一瓶花說：就像今天開會也擺上一瓶花一樣。就好比一個拳頭，反映工農兵是前麵四根手指，是主要的。梅蘭竹菊雖是小指，但它還是需要的。豐子愷的這番話即使在當時無疑也是正確的，老藝術家是在很負責地提醒大家。不料連這極簡單的道理，一些美術家也接受不了，當即就對他提出了猛烈的批評。這個結果是豐子愷不曾料到的，他很受震動，像被澆了一盆涼水。……
我和爸爸並坐在一起，迴過頭去，隻見爸爸臉漲得通紅，嘴唇微微顫抖。
就這樣，爸爸的積極性被挫傷了。但他並沒有消極下去。他知道這隻是幾個觀點極左的人一時的興風作浪。他還是要按自己能力所及為新中國服務。
爸爸先是畫了《繪畫魯迅小說》交萬葉書店出版。後來選擇了翻譯這條路。他自學俄文，譯出了不少當時十分需要的中小學圖畫音樂參考書，也譯了俄羅斯古典文學著作。
苦學俄文
說起爸爸學俄文，可真神!我見過別人一旦決心要學外文，便把這門外文的學習書全買來，置於書架上，別人看起來真壯觀，實際上隻學了一點點就廢棄了。
爸爸卻隻買了一本小書。那時我們已離開鄰園村。由於開明書店遷北京改組為中國青年出版社，昔日的開明老闆章雪村先生全家北上，就把四馬路(今福州路)671弄7號的房子連同家具無條件讓給我們安身。我們於1950年1月23日遷入。那房子的邊門就對著國際書店的後門，買外文書非常方便。爸爸買來一本日文版的《俄語一月通》，全書一共隻有30課，按規定是一天學一課，而爸爸往往一天學幾課，很快就把這本書學完了。爸爸在日本時雖然也學過一點俄文，畢竟生疏了。如今以53歲的年齡從頭學起，速度如此之快，令人吃驚。
我們兄弟姊妹沒人能繼承爸爸的藝術，卻有好幾個人繼承了他的外文：首先是恩狗，英、日、俄、德、法文都懂;華瞻哥和寶姐都是中央大學外文係畢業的，除了主語英文外，還選修第二外文。寶姐選修法文，1971年曾被譯文出版社派出去編《法漢字典》，後來又自學俄文和日文;先姐除了教語文外，也教過英文;軟姐從英文譯過數學教材;元草哥長期在出版社工作，自然常要接觸英文。
關於學外文，爸爸在《我的苦學經驗》一文中曾說：
語言文字，隻不過是求學問的一種工具，不是學問的本身。學些工具都要拖長許多的時日，此生還來得及研究幾許學問呢?
學外語最難攻的是文學作品，於是他不讀別的，專揀文學原著來死啃。起初選讀高爾基短篇小說的中俄文對照本來讀;後來又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原著和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原著。兩部書同時並進。那時他還有作畫、編書等任務，以及種種社會活動，會議也很多，讀俄文原著是利用空餘時間。兩厚冊《戰爭與和平》原著，花9個月的時間讀畢。不久，又讀完了《獵人筆記》，並花了5個月5天的時間把它譯出，於1952年年底譯畢後，交吳朗西先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於1953年出版。1955年國家辦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採用了這個譯本，把它列入“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重新出版。當時因爸爸忙於其他工作，就叫我代他校對一遍，並撰寫序言。
那時不像現在一樣豐衣足食，而且缺乏健康知識。我家收入也不豐。爸爸那麽消耗腦力，卻得不到較好的營養。常常頭暈，有一次竟在樓上暈倒了。媽媽在樓下，沒人知道，最後自己醒了爬起來。據說是腦貧血所致。但他仍然學他的俄文，譯他的書。
說起俄文，我的俄文還是在爸爸的鼓勵下學起來的呢。我於1949年下半年在3個學校兼任了一學期圖畫教師後，十分不喜歡這工作。因為圖畫課不受學生重視，尤其是懷遠中學的學生，上圖畫課就等於休息，可以在教室裏做他們想做的任何事情，誰來睬我這個21歲的女教師。再說，那時教圖畫課，是在黑板上畫了讓學生臨摹。我哪裏會即興創作，就是到了現在也還是不會。當時我就在家裏靠爸爸的幫助預先在紙上畫好了，帶兩枚圖釘去掛在黑板上。有的畫壓根兒是爸爸代畫的(可惜沒有保存下來)。這種教法是弄虛作假，毫無事業可言，我不喜歡。所以隻教了一學期我就央爸爸替我通過曹辛漢先生介紹到金科小學教語文數學並當級任教師(即班主任)。但他們把學生最吵鬧的一班讓我教。我既吃粉筆灰又受學生的氣，加之和爸爸一樣營養跟不上，而且我家所住房子是人口稠密地帶，貼鄰同樣一幢房子就住著13家房客，我們都是生煤球爐子倒馬桶的，空氣哪裏會好。半年下來，1950年暑假校方正要發展我為共青團團員時，我患了肺結核。於是辭去職務，爸爸陪我到杭州那湖邊小屋(軟姐滿娘還住在那裏)休養了近兩個月之後，迴上海繼續在家休養。
休養時期沒事做，爸爸就勉勵我學俄文。開頭是他教我。爸爸學俄文是隻看不讀，所以發音較差。我們去杭州期間，曾請軟姐的同事、跟了丈夫王季梁教授入了中國籍的名叫德孟鐵的德國人教我們發音。
1951年初，我進了上海俄文專修學校。一年後畢業，插班入中蘇友協附設俄文學校(夜校)。還在讀俄校期間，錢君匋先生創辦的萬葉書店讓我白天去當編輯、校對兼抄譜。以後又和爸爸合作或自己獨立，譯了不少蘇俄音樂美術文學方麵的書。我覺得自己學俄文是對路了。因為有原作者在掌舵，我這譯者隻要劃槳就可以了。這工作符合我隻會臨摹不會創作的性格。
1953年4月，爸爸受上海市陳毅市長聘請，當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務委員，館方每月致酬100元。從這時開始，爸爸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生活大大得到改善。
爸爸的好友葉聖陶先生當時擔任著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之職，他鼓勵爸爸把蘇聯的音樂美術教育法多介紹些進來。於是，爸爸和我合譯了《中小學圖畫教育法》、《音樂的基本知識》之類的不少教育參考書。當時正彷徨歧途的美術老師這才敢教學生作寫生畫了。蘇聯“老大哥”也是從教寫生畫著手的，誰敢反對!爸爸從此也開始有了較多的稿費收入。
我還得講一講我家住福州路時的三件事：一是華瞻哥本來赴美國留學，新中國建立後，他迴到了祖國，在上海複旦大學教書;二是元草哥參加抗美援朝去朝鮮了;三是寶姐在廈門認識了她在“雙十中學”教英文時的同事楊民望(福建音專畢業在雙十中學教音樂的)，一起迴上海來結婚。那時結婚和現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的新房是我家朝北的7平方米“亭子間”，就是一樓和二樓之間的小間。沒有裝修，也沒有添任何新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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