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去碼頭接寶姐時，由於大船不能靠岸，用駁船載我們接客的人過去。駁船傍著了大船後不知何故不讓我們上去，我看到好些人都攀越欄杆而上，我也學著攀越。船上的警察手執腰上解下來的皮帶做出要打人的樣子。但看見攀欄的都穿西裝革履，不敢下手，竟朝我手背上打了一下，手背頓時青紅起來。這個人欺我弱小，真勢利!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挨打。打我的不是日本人，竟是中國人!
媽媽他們到廈門是1949年1月。起初也在內武廟擠著，但不久黎丁先生和我們一起在古城西路43號另租了寬敞的房子，我們兩家都搬了過去。
但在內武廟時期，有一件事不可不記。那時爸爸忙著作畫展重訂的畫。他實在忙不過來，有一次忽然向我提出：
“一吟，你來幫我上色吧!”
我吃了一驚。
“我……”
“陳之佛先生的工筆畫，後來也是叫他大女兒上色的。”
“可人家本來就有功底，我……”
“你不也是藝專畢業的嗎!”
父命難違，我就真的幹起來了。我在藝專學的是應用美術，顏料一般是平塗的，比較工細。如今是給漫畫上色，大概要有漫畫的風格。於是我學爸爸那樣，上色時有意給某些地方留空，算是“意到筆不到”。
“啊呀，你上色怎麽留許多空白!”
“爸爸你不也是這樣做的嗎?”
“留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你卻是有意留這麽多空。”
“怎麽才是自然的呢?”
“……”
爸爸大概覺得對我很難說清楚，還不如自己動手，把不該留空的地方一一給我補上。我慚愧地在旁邊看著。
這件事已經過去60年。可如今我要舊事重提。我為當時上色上得不好要向那些拿到畫的人致歉。同時，我有幸和爸爸“合作”了一次，深感驕傲。不知那批畫今在何處?也許已在浩劫中毀去。即使尚存，恐怕也難找到了。但我必須把這件事趁我有生之年公諸於世，才覺得安心。
古城西路43號是二層樓三開間，樓下和樓上的中間房都作過道用。樓上左右兩間我們住，樓下黎丁家住一間，另一間作廚房用。
黎丁的妻子叫琇年，人很和氣。她普通話不大會說。有一次爸爸下樓，看見她出門去，就問她去哪兒。她迴答說：
“去剃頭。”
第二天爸爸又遇到她，出於禮貌，又問問她。她仍然說“去剃頭”。噢，爸爸看見她的頭發仍是老樣子，心裏想：昨天沒剃成，所以今天再去剃。但第三天仍如此。爸爸覺得奇怪，把這事講給我們聽。正好黎丁先生來了，我們就問了他，他說：閩南話“剃頭”這兩個音是“玩兒”的意思呀!我們聽了哈哈大笑。
原以為在這裏可以長住下去，但不久獲悉解放軍即將南渡長江解放上海。葉聖陶先生從北方來信，勸爸爸趁早北返江南。爸爸雖然喜歡南國氣候暖和，宜於居住，但對江南富有詩意的四季有別、春紅秋艷畢竟也很懷念。看了葉先生的信，就決意拔根，舉家北返。
但爸爸考慮著一件大事：他為報師恩、為踐諾言而在弘公將屆70冥壽時所作的70幅護生畫雖已完成，而且廣洽法師已在為這第三集籌資出版。但為第一二集寫文字的弘公已經生西，爸爸、恩狗與廣洽法師在古城西路樓上陽台上
找誰來為第三集寫字呢?幸得章雪村先生來信指點，可以去香港找書法家葉恭綽先生書寫。
爸爸決意自己單身前往香港，讓媽媽帶著我們迴上海。(寶姐學期未滿，暫時仍留廈門。)我們送爸爸上“豐祥號”時，但見廈門文藝界人士及友好在碼頭送行，盛況驚動了一船旅客。
爸爸在香港得到葉恭綽、黃般若以及《星島日報》總編輯沈頌芳等先生的幫助，舉行了三次畫展，解決了他所擔心的另一個問題：到了初解放的上海，一家人的生活費如何著落。如今，有了這筆錢，暫時沒問題了。
爸爸帶著葉恭綽先生寫好的護生文字，到廣州搭上末班飛機，於4月23日到上海和我們團聚了。
第四章日月樓時期(上)
共和國誕生
“啊呀，好險哪，我坐的是末班飛機，差一點不能著陸。現在總算迴來了!迴到上海來迎接解放了!”
爸爸在隆隆炮聲中趕迴上海，興奮地對我們說。那時我們住在西寶興路漢興裏46號張逸心先生家。他請爸爸教過日文，當時也做一點出版事業。
爸爸帶迴了畫展所得的錢，我們後來就在同一裏弄近弄底處向楊老太“頂”了一幢房子。所謂“頂”，就是轉讓租賃權，要付很大一筆錢，而且由於通貨膨脹的關係，不收鈔票，要收“小黃魚”，即重一兩的小金條，收好幾根。那時壓根兒沒房屋買賣的事。“頂”就相當於買。“頂”來的房子都是裝修好的，還有家具。楊老太留給我們的家具中有一口日本式的七鬥櫥，我們幾次搬家都帶走。最後我捐給了重建的緣緣堂。
1949年5月27日，紅旗飄揚到上海市空。我們都到弄口看街上的解放軍經過。他們紀律嚴明，不受路旁歡迎者的慰勞食品。爸爸很感動，對我們說：
“舊社會有一句話，叫做‘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句話現在不適用了。解放軍為正義而戰，當兵的個個是好男!以前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從此振作起來了!我們的國家前途無限光明!”
上海解放前，有不少人往尚未解放的地區逃，甚至逃到國外。我們卻在爸爸的安排下反而“逃”進來。不過全家尚未團聚，還有華瞻哥去美國留學未歸，寶姐在尚未解放的廈門教書。爸爸寫了長達10頁的信寄給華瞻哥，在信中詳述家人近況，熱烈讚揚新社會，歌頌解放軍。爸爸要求華瞻哥看過這封信後轉給在廈門的寶姐。誰知這封信差點害了寶姐。寶姐後來告訴我們說，有人透露給她聽：這封信轉到廈門後，被特務機關截獲，拍成縮微照片存檔。當局打算逮捕我大姐。隻因經辦此事的人同情教育界，才改為暗中監視她。
剛解放時，國民黨飛機屢屢侵犯上海上空。我們住的地方附近工廠較多，經常成為轟炸目標。爸爸在上海藝術師範任教時的學生(後來又成了開明書店同事的)錢君匋創辦的萬葉書店，位在安全的盧灣區。他擔心老師的安全，邀請我們到那裏去住。這年的7月4日，我們就搬進了南昌路43弄(臨園村)76號，住在二樓。漢興裏的房子，後來以“小黃魚”頂了出去。
不久，上海文藝界在我們隔壁的複興公園舉行勞軍遊園會。爸爸踴躍參加，在園中設座，當場為人們畫肖像速寫，所得筆資充作慰勞解放軍之用。遇到解放軍來請他作畫，當然一文不收。
暑假後，我在正行女中、樂華小學、懷遠中學三校兼任圖畫教師，開始有收入了，買了一雙皮鞋送給爸爸。給他錢，他堅決不收，向我要了兩毛錢，說是做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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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他們到廈門是1949年1月。起初也在內武廟擠著，但不久黎丁先生和我們一起在古城西路43號另租了寬敞的房子，我們兩家都搬了過去。
但在內武廟時期，有一件事不可不記。那時爸爸忙著作畫展重訂的畫。他實在忙不過來，有一次忽然向我提出：
“一吟，你來幫我上色吧!”
我吃了一驚。
“我……”
“陳之佛先生的工筆畫，後來也是叫他大女兒上色的。”
“可人家本來就有功底，我……”
“你不也是藝專畢業的嗎!”
父命難違，我就真的幹起來了。我在藝專學的是應用美術，顏料一般是平塗的，比較工細。如今是給漫畫上色，大概要有漫畫的風格。於是我學爸爸那樣，上色時有意給某些地方留空，算是“意到筆不到”。
“啊呀，你上色怎麽留許多空白!”
“爸爸你不也是這樣做的嗎?”
“留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你卻是有意留這麽多空。”
“怎麽才是自然的呢?”
“……”
爸爸大概覺得對我很難說清楚，還不如自己動手，把不該留空的地方一一給我補上。我慚愧地在旁邊看著。
這件事已經過去60年。可如今我要舊事重提。我為當時上色上得不好要向那些拿到畫的人致歉。同時，我有幸和爸爸“合作”了一次，深感驕傲。不知那批畫今在何處?也許已在浩劫中毀去。即使尚存，恐怕也難找到了。但我必須把這件事趁我有生之年公諸於世，才覺得安心。
古城西路43號是二層樓三開間，樓下和樓上的中間房都作過道用。樓上左右兩間我們住，樓下黎丁家住一間，另一間作廚房用。
黎丁的妻子叫琇年，人很和氣。她普通話不大會說。有一次爸爸下樓，看見她出門去，就問她去哪兒。她迴答說：
“去剃頭。”
第二天爸爸又遇到她，出於禮貌，又問問她。她仍然說“去剃頭”。噢，爸爸看見她的頭發仍是老樣子，心裏想：昨天沒剃成，所以今天再去剃。但第三天仍如此。爸爸覺得奇怪，把這事講給我們聽。正好黎丁先生來了，我們就問了他，他說：閩南話“剃頭”這兩個音是“玩兒”的意思呀!我們聽了哈哈大笑。
原以為在這裏可以長住下去，但不久獲悉解放軍即將南渡長江解放上海。葉聖陶先生從北方來信，勸爸爸趁早北返江南。爸爸雖然喜歡南國氣候暖和，宜於居住，但對江南富有詩意的四季有別、春紅秋艷畢竟也很懷念。看了葉先生的信，就決意拔根，舉家北返。
但爸爸考慮著一件大事：他為報師恩、為踐諾言而在弘公將屆70冥壽時所作的70幅護生畫雖已完成，而且廣洽法師已在為這第三集籌資出版。但為第一二集寫文字的弘公已經生西，爸爸、恩狗與廣洽法師在古城西路樓上陽台上
找誰來為第三集寫字呢?幸得章雪村先生來信指點，可以去香港找書法家葉恭綽先生書寫。
爸爸決意自己單身前往香港，讓媽媽帶著我們迴上海。(寶姐學期未滿，暫時仍留廈門。)我們送爸爸上“豐祥號”時，但見廈門文藝界人士及友好在碼頭送行，盛況驚動了一船旅客。
爸爸在香港得到葉恭綽、黃般若以及《星島日報》總編輯沈頌芳等先生的幫助，舉行了三次畫展，解決了他所擔心的另一個問題：到了初解放的上海，一家人的生活費如何著落。如今，有了這筆錢，暫時沒問題了。
爸爸帶著葉恭綽先生寫好的護生文字，到廣州搭上末班飛機，於4月23日到上海和我們團聚了。
第四章日月樓時期(上)
共和國誕生
“啊呀，好險哪，我坐的是末班飛機，差一點不能著陸。現在總算迴來了!迴到上海來迎接解放了!”
爸爸在隆隆炮聲中趕迴上海，興奮地對我們說。那時我們住在西寶興路漢興裏46號張逸心先生家。他請爸爸教過日文，當時也做一點出版事業。
爸爸帶迴了畫展所得的錢，我們後來就在同一裏弄近弄底處向楊老太“頂”了一幢房子。所謂“頂”，就是轉讓租賃權，要付很大一筆錢，而且由於通貨膨脹的關係，不收鈔票，要收“小黃魚”，即重一兩的小金條，收好幾根。那時壓根兒沒房屋買賣的事。“頂”就相當於買。“頂”來的房子都是裝修好的，還有家具。楊老太留給我們的家具中有一口日本式的七鬥櫥，我們幾次搬家都帶走。最後我捐給了重建的緣緣堂。
1949年5月27日，紅旗飄揚到上海市空。我們都到弄口看街上的解放軍經過。他們紀律嚴明，不受路旁歡迎者的慰勞食品。爸爸很感動，對我們說：
“舊社會有一句話，叫做‘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句話現在不適用了。解放軍為正義而戰，當兵的個個是好男!以前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從此振作起來了!我們的國家前途無限光明!”
上海解放前，有不少人往尚未解放的地區逃，甚至逃到國外。我們卻在爸爸的安排下反而“逃”進來。不過全家尚未團聚，還有華瞻哥去美國留學未歸，寶姐在尚未解放的廈門教書。爸爸寫了長達10頁的信寄給華瞻哥，在信中詳述家人近況，熱烈讚揚新社會，歌頌解放軍。爸爸要求華瞻哥看過這封信後轉給在廈門的寶姐。誰知這封信差點害了寶姐。寶姐後來告訴我們說，有人透露給她聽：這封信轉到廈門後，被特務機關截獲，拍成縮微照片存檔。當局打算逮捕我大姐。隻因經辦此事的人同情教育界，才改為暗中監視她。
剛解放時，國民黨飛機屢屢侵犯上海上空。我們住的地方附近工廠較多，經常成為轟炸目標。爸爸在上海藝術師範任教時的學生(後來又成了開明書店同事的)錢君匋創辦的萬葉書店，位在安全的盧灣區。他擔心老師的安全，邀請我們到那裏去住。這年的7月4日，我們就搬進了南昌路43弄(臨園村)76號，住在二樓。漢興裏的房子，後來以“小黃魚”頂了出去。
不久，上海文藝界在我們隔壁的複興公園舉行勞軍遊園會。爸爸踴躍參加，在園中設座，當場為人們畫肖像速寫，所得筆資充作慰勞解放軍之用。遇到解放軍來請他作畫，當然一文不收。
暑假後，我在正行女中、樂華小學、懷遠中學三校兼任圖畫教師，開始有收入了，買了一雙皮鞋送給爸爸。給他錢，他堅決不收，向我要了兩毛錢，說是做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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