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娘和寶姐軟姐華瞻哥後來總算在重慶買到了船票。他們經過漢口時，上岸來和我們相會。匆匆一麵，知道雙方都平安，也就放心了。
他們走後，我們也買到了船票。搭上了比火車舒服得多的江輪。
我在武漢生了一場病。據媽媽說，我先是發高燒，爸爸去買來人造冰放在我身旁。後來我身體冰涼冰涼的，媽媽以為我這一次逃不脫鬼門關了。送到一位有名的中醫家去看了一次，服了湯藥，倒也漸漸好轉了。有人說，這種病叫“漢口熱”。
在船上，我吃起飯來飯特別香，吃了三碗還不夠，自己不好意思再去添，便由媽媽代添來給我。我還大把大把地落頭發。媽媽說，這是因為我生了那場病的緣故。
爸爸在武漢開兩次畫展，我因病都沒去幫忙。元草哥一人去了。他迴來講給我們聽，說在漢口花樓街漢華書局開畫展的那次，有一對夫婦看了《兼母之父》的畫，竟在展覽室中吵起來。那男的指責女的就像畫中的女人一樣不管家務，女的生氣地嚷道：
“是你自己要管的呀!……”
終於踏上了江南的土地
1946年9月25日，我們在南京上岸換火車到達了上海。爸爸後來在《勝利還鄉記》一文中說：
我從京滬火車跨到月台上的時候，第一腳特別踏得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那時鮑慧和先生早已迴到上海，住在寶山路寶山裏45號。爸爸本來托鮑先生在上海為我們租屋，但鮑先生夫婦留我們住在他家，把主要的前樓讓給我們住。
爸爸也寫過複員打油詩，我們記得的不多，但畢竟是爸爸寫的，再少也得記下來。姑且一併記在這裏：
老周吃午酒，半天在床上。
寶雞夏景禹，麵上有刀傷。請我住窯洞，
全席酒一桌，玉堂春一場。西瓜皮翠綠，香蕉顏色黃。
(抵開封後)老周等不及，慕法已應聘，次日也學樣。
剩下我一家。病魔就賞光。
(抵武漢後)開明胡經理，請客菜根香。
一吟生大病，幾乎見閻王。幸有冉醫生，服藥就起床。
(武漢往南京輪船上。同船薑小姐)臉孔像寶姐，說話蠻出儻。(抵上海)此腳十年前，踏過這地方。
慧和招待我，殷勤又直爽。
記者每天來，問我像審堂。
不久，我們就迴故鄉石門鎮去憑弔緣緣堂。
那時候迴故鄉，要坐火車到長安，換小船去石門。抗戰前，石門是個很繁華的地方。寺弄更加熱鬧。爸爸在《勝利還鄉記》裏寫著：
每日上午，你如果想通過最熱鬧的寺弄，必須與人摩肩接踵，又難免被人踏脫鞋子。因此石門灣有一句專用的俗語，形容擁擠，叫做“同寺弄裏一樣”。
可如今已麵目全非。爸爸一直把寺弄比作上海最熱鬧的南京路，現在兩旁的房子竟已變了草棚。我小時候讀書的接待寺已不見蹤影。房屋十之八九變成焦土。兒時遊釣之地的“木場橋”本來是石造的拱橋，如今變了木造的平橋。爸爸說：“隻除運河的灣沒有變直，其他一切都改樣了。”
一路上竟沒有一個相識的人。闊別9年，孩子們都長大了，有的老人死了。在戰火中流離或喪生的青壯年人也不少。總算碰到一個老先生叫張蘭墀的。爸爸說，他的兒子叫張逸心，以前請爸爸教過日文。
走過木場橋，但見一片廢墟。
這就是我們當年歌哭生聚的緣緣堂嗎芽選爸爸忽然說：“喏!我看到石頭了。你們看，這塊突出的石頭，站在上麵望下去是運河的水，很危險。我小時候是不敢站的，隻有隔壁的王囡囡敢站上去，還做了一個‘金雞獨立’的姿勢。有一次我叫別人拉住手站了一會，被你們娘娘(即祖母)責備。”
爸爸以前常給我們講這件事。據說染坊司務用長竹竿把藍印花布挑到架上去曬時，就是站在這塊石頭上的。全靠這塊石頭，給我們指示了老屋以及它後麵的緣緣堂所在地。
緣緣堂隻剩了一排牆腳石。在相當於爸爸書房的地方長了一棵兩人多高的野生樹木。我們在桂林時收到姑婆來信說緣緣堂的煙囪還在，象徵“煙火不斷”，可如今煙囪也已不知去向。華瞻哥即將去北京就職，他要帶一點緣緣堂的紀念品去，便到處找，後來用利器在草地裏挖了尺把深，才挖到一塊焦木頭，依地點推測，大概是客廳門檻或堂窗的遺骸。他把這塊焦木頭藏在火柴盒裏了。
這天晚上我們住在豐嘉麟大伯的第三個兒子坤益哥家，爸爸喝了很多酒。第二天，我們到杭州去了。爸爸決定在杭州定居。此行就是為了“另覓新巢”。
湖畔小屋
杭州本來就是爸爸的第二故鄉。我們先到素食處功德林的旅館部下榻。後來搬到招賢寺住了一段時期。
招賢寺位在裏西湖邊的靜江路(今北山路)上。那裏的路麵打了一個小彎。拐彎處有一片廢墟，圍著一圈牆。人們都稱這地方叫“大禮堂”。招賢寺就在大禮堂的東隔壁。
爸爸買了一架“蔡司”牌相機給我，這牌子在當時是很不錯的。我後來就用這相機替爸爸拍了很多照片。我拍照技術差，不過總算給爸爸留下了一些紀念。第一卷內拍的就是招賢寺內的人像。有一天我和爸爸都在走廊內。
“爸爸，你別動，我給你拍一張照!”
爸爸一聽說要拍照，不知為什麽馬上舉起雙手，作了一個“仰天長嘯”的姿勢。不明真相的人，還以為這張照表示他正在為什麽高興的事而狂歡呢。
我讀書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那時也已從重慶遷到杭州。地點在風景優美的白堤上，孤山的腳下。我上學隻要先往西步行，走過西泠橋，再往東走就到了。
這年秋天，我陪爸爸到上海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舉辦了一次畫展，賣得約五百萬法幣，以供在杭州租屋用。
11月上旬，我們受“練市姆爸”之子周誌亮(我叫他中明哥哥)的邀請，去參加他的婚禮。爸爸當他的證婚人。這一頓喜酒，我著實地餓了肚子，因為在四川吃慣了素菜和瘦豬肉，海鮮一概不吃，而席上偏偏大魚大肉，我隻得偷偷地逃出去到攤頭上買油沸豆腐幹吃。
次年(1947)3月，爸爸在招賢寺拐彎處，過了“大禮堂”的那地方，即靜江路85號，租到了一所平房。雖然房間裏是泥地，但這房子地勢高，從馬路要走上五六步石級才進門，所以並不潮濕。一共有五間房：三間正屋，天井左右各有一間廂房。東側還有廚房等附屬建築。爸媽各占東西正屋，西廂房是滿娘和軟姐住，東廂房則是客房。搬家那天，石門東浜頭南聖浜雪恩娘(即雪姑母)的兒子蔣鎮東和鄉親阿六來幫忙。
嶽英哥一家也已遷迴江南，前來助興。畫展所得500萬法幣，盡數用在這屋子的租賃費、簡單裝修和購買簡樸家具上，竟還不夠。
這租屋位在風景地區，開門就見到對岸孤山和山下的放鶴亭。爸爸脫口而出：
“門對孤山放鶴亭!”
咦!這可以成為一副對聯的下聯呀!那麽上聯呢?爸爸想了幾句，都不滿意，後來靠好友章雪村先生幫忙想出了上聯“居臨葛嶺招賢寺”，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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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走後，我們也買到了船票。搭上了比火車舒服得多的江輪。
我在武漢生了一場病。據媽媽說，我先是發高燒，爸爸去買來人造冰放在我身旁。後來我身體冰涼冰涼的，媽媽以為我這一次逃不脫鬼門關了。送到一位有名的中醫家去看了一次，服了湯藥，倒也漸漸好轉了。有人說，這種病叫“漢口熱”。
在船上，我吃起飯來飯特別香，吃了三碗還不夠，自己不好意思再去添，便由媽媽代添來給我。我還大把大把地落頭發。媽媽說，這是因為我生了那場病的緣故。
爸爸在武漢開兩次畫展，我因病都沒去幫忙。元草哥一人去了。他迴來講給我們聽，說在漢口花樓街漢華書局開畫展的那次，有一對夫婦看了《兼母之父》的畫，竟在展覽室中吵起來。那男的指責女的就像畫中的女人一樣不管家務，女的生氣地嚷道：
“是你自己要管的呀!……”
終於踏上了江南的土地
1946年9月25日，我們在南京上岸換火車到達了上海。爸爸後來在《勝利還鄉記》一文中說：
我從京滬火車跨到月台上的時候，第一腳特別踏得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那時鮑慧和先生早已迴到上海，住在寶山路寶山裏45號。爸爸本來托鮑先生在上海為我們租屋，但鮑先生夫婦留我們住在他家，把主要的前樓讓給我們住。
爸爸也寫過複員打油詩，我們記得的不多，但畢竟是爸爸寫的，再少也得記下來。姑且一併記在這裏：
老周吃午酒，半天在床上。
寶雞夏景禹，麵上有刀傷。請我住窯洞，
全席酒一桌，玉堂春一場。西瓜皮翠綠，香蕉顏色黃。
(抵開封後)老周等不及，慕法已應聘，次日也學樣。
剩下我一家。病魔就賞光。
(抵武漢後)開明胡經理，請客菜根香。
一吟生大病，幾乎見閻王。幸有冉醫生，服藥就起床。
(武漢往南京輪船上。同船薑小姐)臉孔像寶姐，說話蠻出儻。(抵上海)此腳十年前，踏過這地方。
慧和招待我，殷勤又直爽。
記者每天來，問我像審堂。
不久，我們就迴故鄉石門鎮去憑弔緣緣堂。
那時候迴故鄉，要坐火車到長安，換小船去石門。抗戰前，石門是個很繁華的地方。寺弄更加熱鬧。爸爸在《勝利還鄉記》裏寫著：
每日上午，你如果想通過最熱鬧的寺弄，必須與人摩肩接踵，又難免被人踏脫鞋子。因此石門灣有一句專用的俗語，形容擁擠，叫做“同寺弄裏一樣”。
可如今已麵目全非。爸爸一直把寺弄比作上海最熱鬧的南京路，現在兩旁的房子竟已變了草棚。我小時候讀書的接待寺已不見蹤影。房屋十之八九變成焦土。兒時遊釣之地的“木場橋”本來是石造的拱橋，如今變了木造的平橋。爸爸說：“隻除運河的灣沒有變直，其他一切都改樣了。”
一路上竟沒有一個相識的人。闊別9年，孩子們都長大了，有的老人死了。在戰火中流離或喪生的青壯年人也不少。總算碰到一個老先生叫張蘭墀的。爸爸說，他的兒子叫張逸心，以前請爸爸教過日文。
走過木場橋，但見一片廢墟。
這就是我們當年歌哭生聚的緣緣堂嗎芽選爸爸忽然說：“喏!我看到石頭了。你們看，這塊突出的石頭，站在上麵望下去是運河的水，很危險。我小時候是不敢站的，隻有隔壁的王囡囡敢站上去，還做了一個‘金雞獨立’的姿勢。有一次我叫別人拉住手站了一會，被你們娘娘(即祖母)責備。”
爸爸以前常給我們講這件事。據說染坊司務用長竹竿把藍印花布挑到架上去曬時，就是站在這塊石頭上的。全靠這塊石頭，給我們指示了老屋以及它後麵的緣緣堂所在地。
緣緣堂隻剩了一排牆腳石。在相當於爸爸書房的地方長了一棵兩人多高的野生樹木。我們在桂林時收到姑婆來信說緣緣堂的煙囪還在，象徵“煙火不斷”，可如今煙囪也已不知去向。華瞻哥即將去北京就職，他要帶一點緣緣堂的紀念品去，便到處找，後來用利器在草地裏挖了尺把深，才挖到一塊焦木頭，依地點推測，大概是客廳門檻或堂窗的遺骸。他把這塊焦木頭藏在火柴盒裏了。
這天晚上我們住在豐嘉麟大伯的第三個兒子坤益哥家，爸爸喝了很多酒。第二天，我們到杭州去了。爸爸決定在杭州定居。此行就是為了“另覓新巢”。
湖畔小屋
杭州本來就是爸爸的第二故鄉。我們先到素食處功德林的旅館部下榻。後來搬到招賢寺住了一段時期。
招賢寺位在裏西湖邊的靜江路(今北山路)上。那裏的路麵打了一個小彎。拐彎處有一片廢墟，圍著一圈牆。人們都稱這地方叫“大禮堂”。招賢寺就在大禮堂的東隔壁。
爸爸買了一架“蔡司”牌相機給我，這牌子在當時是很不錯的。我後來就用這相機替爸爸拍了很多照片。我拍照技術差，不過總算給爸爸留下了一些紀念。第一卷內拍的就是招賢寺內的人像。有一天我和爸爸都在走廊內。
“爸爸，你別動，我給你拍一張照!”
爸爸一聽說要拍照，不知為什麽馬上舉起雙手，作了一個“仰天長嘯”的姿勢。不明真相的人，還以為這張照表示他正在為什麽高興的事而狂歡呢。
我讀書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那時也已從重慶遷到杭州。地點在風景優美的白堤上，孤山的腳下。我上學隻要先往西步行，走過西泠橋，再往東走就到了。
這年秋天，我陪爸爸到上海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舉辦了一次畫展，賣得約五百萬法幣，以供在杭州租屋用。
11月上旬，我們受“練市姆爸”之子周誌亮(我叫他中明哥哥)的邀請，去參加他的婚禮。爸爸當他的證婚人。這一頓喜酒，我著實地餓了肚子，因為在四川吃慣了素菜和瘦豬肉，海鮮一概不吃，而席上偏偏大魚大肉，我隻得偷偷地逃出去到攤頭上買油沸豆腐幹吃。
次年(1947)3月，爸爸在招賢寺拐彎處，過了“大禮堂”的那地方，即靜江路85號，租到了一所平房。雖然房間裏是泥地，但這房子地勢高，從馬路要走上五六步石級才進門，所以並不潮濕。一共有五間房：三間正屋，天井左右各有一間廂房。東側還有廚房等附屬建築。爸媽各占東西正屋，西廂房是滿娘和軟姐住，東廂房則是客房。搬家那天，石門東浜頭南聖浜雪恩娘(即雪姑母)的兒子蔣鎮東和鄉親阿六來幫忙。
嶽英哥一家也已遷迴江南，前來助興。畫展所得500萬法幣，盡數用在這屋子的租賃費、簡單裝修和購買簡樸家具上，竟還不夠。
這租屋位在風景地區，開門就見到對岸孤山和山下的放鶴亭。爸爸脫口而出：
“門對孤山放鶴亭!”
咦!這可以成為一副對聯的下聯呀!那麽上聯呢?爸爸想了幾句，都不滿意，後來靠好友章雪村先生幫忙想出了上聯“居臨葛嶺招賢寺”，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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