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敬愛的兩位老師的最後消息，都在我行李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後訓示。
爸爸對這兩位老師的感情確實非同一般。平時經常對我講他們的事。關於弘公的迴憶，後來他都寫成文章。這一迴，爸爸也對我講夏先生的事。他說：
夏先生是對世事多愁的人。他看到周圍的親友發生什麽不快的事，都要真心地為他們擔憂。這八年來他處在水深火熱的上海，不知道添了多少憂愁。唉，聽說有一個時期，他們家裏一天隻吃兩頓飯，就是我們叫“扁擔飯”的。……過這樣的日子，怎能不促使夏先生早逝!這一筆帳，也要記在日本侵略者頭上!
我聽了這番話，暗自思忖我們一家幸虧逃了出來。不然的話，爸爸一定也會遭難。因為他懂日文，名氣又響。如今我們能平安地迴老家去，真是萬幸!
可是為了迴家鄉，爸爸簡直和逃難時一樣操心。後來他終於作出決定：“人家都走空中，走水路，我走陸路;人家東歸，我先北上，然後走隴海路!”
第三章湖畔小屋時期
比逃難還辛苦
1946年7月上旬，在勝利後將近一年時，我們終於戀戀不捨地離開了託庇我們近四年的山城。逃出來是10個人，走隴海路迴去的是8個人：爸媽，我和元草哥、恩狗，以及先姐慕法哥帶著他們的長子宋菲君。菲君那時才4歲，吃飯時，爸爸用一部兩本頭的《辭海》墊在凳子上，讓他坐高些。這部《辭海》本來是給恩狗墊著坐的，恩狗已8歲，可以讓給他外甥用了。
爸爸在浙一師時的同學周元祥之弟周元瑞也加入了我們的隊伍同行，倒也熱鬧。一路在餐館吃飯時，周先生總要他們上一個“高湯”。我們後來才知高湯是免費的，味道倒也不錯。
我們先坐長途汽車到綿陽。在綿陽等候擺渡，一等等了4天。記得那時我們住在一家旅館裏，被頭上有黃跡，媽媽聞聞看，說是屎的臭味。我們習慣了種種苦難生活，都不在乎。
我還記得慕法哥去菜市買一條大魚來，做魚丸給大家吃。久不吃水產的大人們都很高興，隻有在缺少水產的川貴長大的我，並不覺得這是享受。
擺渡後經劍閣，大雨傾盆。車頂的行李濕透了，無法使用，隻得拿下來賣給當地人。所得之錢，倒也有一張車票的數目。那兩百多幅專供展覽用的裱好的畫也在車頂，幸虧包紮得好，隻濕了一部分。
到廣元後換車，進陝西省，經漢中到寶雞。夏宗禹先生有兄弟和母親住在寶雞。我們受到了熱情的招待。在這裏也看到了以前隻是傳聞的窯洞，住在裏麵冬暖夏涼。
從寶雞搭上火車，走隴海鐵路往東行。原打算一直到徐州，再南下，迴到盼望已久的江南。到達鄭州時，鐵路橋被日寇炸毀，隻好坐船過了黃河另上火車，於8月1日到達開封。但前方蘭封(今蘭考)正在打內戰，道中有阻，便在開封耽擱下來。
說起當時的隴海路，不知是不是火車後麵拖的車太多的關係，好像有氣無力，開得很慢。那時我們搭的不是如今的客車，而是車廂中間開門的。車內沒有座椅，反正我們帶著行李鋪蓋，坐自己的“軟席”，倒也挺舒服。由於車開得慢，有人時時跳上來賣開水等。我以為那人是從附近村子跳上來的，可是過一會兒，他又上來了。咦!難道他一直跟著我們的車?這時忽然發現我們車廂裏有人跳下了車，過一會兒又上來了。我從他的動作看出，原來是下去小便!而那個賣東西的人原來是從鄰近的一個個車廂走過來的，走了一遍再走一遍。火車之慢可想而知。
火車每次過山洞時，我們總是一臉菸灰。因為後來我們是坐在車廂連接處的。我隻見到別人臉上有，別人卻見我臉上有，大家哈哈大笑。我們也曾在火車停駛時下黃河邊去用臉盆舀水打算洗臉，豈知三分之二是泥漿。
到了開封，先住了旅館。先姐一家和周元瑞先生經不起耽擱，和我們分手先行了。盤纏已不多，爸爸急得生了病。我們5個人在旅館裏住了12天。由於開封的報紙登出了豐子愷抵汴(開封別稱)的消息，有幾個昔年的學生來訪，其他仰慕爸爸而前來訪問的人也不少，給流落他鄉的我們種種幫助，其中書法家謝瑞階先生尤為誠懇。
爸爸病癒後，總是思念東歸。有一所小學的領導來訪，表示一定能替我們買到火車票。爸爸當然很高興。他們請爸爸到學校去吃飯，盛情難卻，隻得去，因病體初愈，由元草哥和我陪去。在學校吃過飯後，他們請爸爸作畫，橫一張，豎一張，爸爸顯然很疲勞。頭頂上飛機聲隆隆不絕，雖然不是敵機，總有點驚弓之鳥，心神不定。爸爸這次作畫，肯定比“藝術的逃難”那次更加尷尬。
次日早晨，總算把我們一家連行李送上了火車。
這次上火車，不是往東去蘭封方向，而是往西迴到鄭州。因為爸爸打算從鄭州坐京漢鐵路南下到武漢。那裏有開明書店。在逃難途中，開明書店就好比外婆家。到了有開明書店的城市，總能得到種種幫助。從武漢買長江船票東歸，也比重慶買船票方便多了。
火車抵鄭州時是深夜。鄭州城裏已“戒嚴”，任何人都不得走動。我們不可能找旅館，隻得把行李放在人行道上，爸爸和元草哥坐在行李上守著。媽媽帶著恩狗和我則到馬路對麵一家敞開大門的玄關裏泥地上躺下來打算睡一會兒。我被媽媽安排在裏邊，她自己睡在最外麵，中間是恩狗。剛躺下來，在黑暗中發現這玄關的裏邊竟還躺著幾個男人。媽媽連忙叫我起來，和我調一個位置睡。這件小事我至今一直記得。媽媽對我真好!
幸而一宿平安無事。天亮後，“戒嚴”解除，由於盤纏已很拮據，我們馬上到火車站要改搭京漢線。那時好像根本沒什麽排隊買火車票的事。我們帶著行李直接去月台(即站台)。一個個車廂擠得像罐頭食品似的，哪裏容得我們5個人帶著行李上去。我們失望而歸，隻得找了一家很差的小旅館容身。如此一天複一天，眼看盤纏將盡，火車無望。複員竟比逃難還吃力!我想，爸爸的頭發，在複員時一定也急白了不少。
天無絕人之路!有一天，我們照例帶著行李站在月台上尋找希望。忽然有幾個青年從車上跳下來問爸爸：
“你就是大畫家豐子愷先生嗎?”
“你們怎麽知道?”
青年指指我們的行李。啊，原來爸爸防行李丟失或弄錯，都一一貼上白紙，用毛筆寫上“豐子愷”三字。正是這三個字救了我們。
這些人都是國民黨青年團的團員，這節車廂是他們包下的。他們連忙吩咐車上的人騰出一塊空地，幫我們一個個上車。這迴的車廂不是中間開門的那種，竟像堆煤用的火柴盒芯似的車廂。我們好容易攀過高壁，跳進車廂內為我們留著的空地上。
總算到了武漢。這裏熟朋友多，爸爸鬆了一口氣。在開明書店的幫助下，爸爸在漢口和武昌各舉行了一次畫展，這一下就解決了生活問題和東歸的盤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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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對這兩位老師的感情確實非同一般。平時經常對我講他們的事。關於弘公的迴憶，後來他都寫成文章。這一迴，爸爸也對我講夏先生的事。他說：
夏先生是對世事多愁的人。他看到周圍的親友發生什麽不快的事，都要真心地為他們擔憂。這八年來他處在水深火熱的上海，不知道添了多少憂愁。唉，聽說有一個時期，他們家裏一天隻吃兩頓飯，就是我們叫“扁擔飯”的。……過這樣的日子，怎能不促使夏先生早逝!這一筆帳，也要記在日本侵略者頭上!
我聽了這番話，暗自思忖我們一家幸虧逃了出來。不然的話，爸爸一定也會遭難。因為他懂日文，名氣又響。如今我們能平安地迴老家去，真是萬幸!
可是為了迴家鄉，爸爸簡直和逃難時一樣操心。後來他終於作出決定：“人家都走空中，走水路，我走陸路;人家東歸，我先北上，然後走隴海路!”
第三章湖畔小屋時期
比逃難還辛苦
1946年7月上旬，在勝利後將近一年時，我們終於戀戀不捨地離開了託庇我們近四年的山城。逃出來是10個人，走隴海路迴去的是8個人：爸媽，我和元草哥、恩狗，以及先姐慕法哥帶著他們的長子宋菲君。菲君那時才4歲，吃飯時，爸爸用一部兩本頭的《辭海》墊在凳子上，讓他坐高些。這部《辭海》本來是給恩狗墊著坐的，恩狗已8歲，可以讓給他外甥用了。
爸爸在浙一師時的同學周元祥之弟周元瑞也加入了我們的隊伍同行，倒也熱鬧。一路在餐館吃飯時，周先生總要他們上一個“高湯”。我們後來才知高湯是免費的，味道倒也不錯。
我們先坐長途汽車到綿陽。在綿陽等候擺渡，一等等了4天。記得那時我們住在一家旅館裏，被頭上有黃跡，媽媽聞聞看，說是屎的臭味。我們習慣了種種苦難生活，都不在乎。
我還記得慕法哥去菜市買一條大魚來，做魚丸給大家吃。久不吃水產的大人們都很高興，隻有在缺少水產的川貴長大的我，並不覺得這是享受。
擺渡後經劍閣，大雨傾盆。車頂的行李濕透了，無法使用，隻得拿下來賣給當地人。所得之錢，倒也有一張車票的數目。那兩百多幅專供展覽用的裱好的畫也在車頂，幸虧包紮得好，隻濕了一部分。
到廣元後換車，進陝西省，經漢中到寶雞。夏宗禹先生有兄弟和母親住在寶雞。我們受到了熱情的招待。在這裏也看到了以前隻是傳聞的窯洞，住在裏麵冬暖夏涼。
從寶雞搭上火車，走隴海鐵路往東行。原打算一直到徐州，再南下，迴到盼望已久的江南。到達鄭州時，鐵路橋被日寇炸毀，隻好坐船過了黃河另上火車，於8月1日到達開封。但前方蘭封(今蘭考)正在打內戰，道中有阻，便在開封耽擱下來。
說起當時的隴海路，不知是不是火車後麵拖的車太多的關係，好像有氣無力，開得很慢。那時我們搭的不是如今的客車，而是車廂中間開門的。車內沒有座椅，反正我們帶著行李鋪蓋，坐自己的“軟席”，倒也挺舒服。由於車開得慢，有人時時跳上來賣開水等。我以為那人是從附近村子跳上來的，可是過一會兒，他又上來了。咦!難道他一直跟著我們的車?這時忽然發現我們車廂裏有人跳下了車，過一會兒又上來了。我從他的動作看出，原來是下去小便!而那個賣東西的人原來是從鄰近的一個個車廂走過來的，走了一遍再走一遍。火車之慢可想而知。
火車每次過山洞時，我們總是一臉菸灰。因為後來我們是坐在車廂連接處的。我隻見到別人臉上有，別人卻見我臉上有，大家哈哈大笑。我們也曾在火車停駛時下黃河邊去用臉盆舀水打算洗臉，豈知三分之二是泥漿。
到了開封，先住了旅館。先姐一家和周元瑞先生經不起耽擱，和我們分手先行了。盤纏已不多，爸爸急得生了病。我們5個人在旅館裏住了12天。由於開封的報紙登出了豐子愷抵汴(開封別稱)的消息，有幾個昔年的學生來訪，其他仰慕爸爸而前來訪問的人也不少，給流落他鄉的我們種種幫助，其中書法家謝瑞階先生尤為誠懇。
爸爸病癒後，總是思念東歸。有一所小學的領導來訪，表示一定能替我們買到火車票。爸爸當然很高興。他們請爸爸到學校去吃飯，盛情難卻，隻得去，因病體初愈，由元草哥和我陪去。在學校吃過飯後，他們請爸爸作畫，橫一張，豎一張，爸爸顯然很疲勞。頭頂上飛機聲隆隆不絕，雖然不是敵機，總有點驚弓之鳥，心神不定。爸爸這次作畫，肯定比“藝術的逃難”那次更加尷尬。
次日早晨，總算把我們一家連行李送上了火車。
這次上火車，不是往東去蘭封方向，而是往西迴到鄭州。因為爸爸打算從鄭州坐京漢鐵路南下到武漢。那裏有開明書店。在逃難途中，開明書店就好比外婆家。到了有開明書店的城市，總能得到種種幫助。從武漢買長江船票東歸，也比重慶買船票方便多了。
火車抵鄭州時是深夜。鄭州城裏已“戒嚴”，任何人都不得走動。我們不可能找旅館，隻得把行李放在人行道上，爸爸和元草哥坐在行李上守著。媽媽帶著恩狗和我則到馬路對麵一家敞開大門的玄關裏泥地上躺下來打算睡一會兒。我被媽媽安排在裏邊，她自己睡在最外麵，中間是恩狗。剛躺下來，在黑暗中發現這玄關的裏邊竟還躺著幾個男人。媽媽連忙叫我起來，和我調一個位置睡。這件小事我至今一直記得。媽媽對我真好!
幸而一宿平安無事。天亮後，“戒嚴”解除，由於盤纏已很拮據，我們馬上到火車站要改搭京漢線。那時好像根本沒什麽排隊買火車票的事。我們帶著行李直接去月台(即站台)。一個個車廂擠得像罐頭食品似的，哪裏容得我們5個人帶著行李上去。我們失望而歸，隻得找了一家很差的小旅館容身。如此一天複一天，眼看盤纏將盡，火車無望。複員竟比逃難還吃力!我想，爸爸的頭發，在複員時一定也急白了不少。
天無絕人之路!有一天，我們照例帶著行李站在月台上尋找希望。忽然有幾個青年從車上跳下來問爸爸：
“你就是大畫家豐子愷先生嗎?”
“你們怎麽知道?”
青年指指我們的行李。啊，原來爸爸防行李丟失或弄錯，都一一貼上白紙，用毛筆寫上“豐子愷”三字。正是這三個字救了我們。
這些人都是國民黨青年團的團員，這節車廂是他們包下的。他們連忙吩咐車上的人騰出一塊空地，幫我們一個個上車。這迴的車廂不是中間開門的那種，竟像堆煤用的火柴盒芯似的車廂。我們好容易攀過高壁，跳進車廂內為我們留著的空地上。
總算到了武漢。這裏熟朋友多，爸爸鬆了一口氣。在開明書店的幫助下，爸爸在漢口和武昌各舉行了一次畫展，這一下就解決了生活問題和東歸的盤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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