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6日台兒莊大捷。人人拍手稱快。爸爸在《中國就像棵大樹》一文中記錄了一件事，講他在武昌看見一棵大樹被人斬伐過半，隻剩一枝幹。春來枝幹上怒抽枝條，綠樹成蔭，仿佛是在為被斬去的同根枝幹爭氣複仇。爸爸迴去後就畫了一幅大樹畫，並題上一首詩：
大樹被斬伐，生機並不絕。春來怒抽條，氣象何蓬勃。
當時在一旁看他作此畫的是一個少年，他看了這幅畫很感動。爸爸後來就送了他一幅。他拿迴去掛在牆上，聽到我軍失利的消息時就看看這幅畫，得到慰藉和勉勵。
4月29日，武漢空戰大捷。事後爸爸在桂林填了6首《望江南》，其中一首便是寫武漢的，內容如下：
聞警報，逃入酒樓中。
擊落敵機三十架，花雕美酒飲千盅，談話有威風。
爸爸在武漢和許多新朋舊友相交往。3月27日，武漢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5月4日創刊了會報《抗戰文藝》。編輯委員會33人，其中就有爸爸的名字。爸爸還為《抗戰文藝》題寫了刊名。據範用先生迴憶，這四個字還是他到我爸爸當時的居住地去取的，那時範用先生還隻15歲呢。
爸爸在武漢時，還和一位叫周其勛的先生交往。爸爸去世時，周其勛先生曾發來唁電。後來我得識了稱周先生舅公的張建智先生，才知道“文革”期間我曾和周先生的女兒同事過，當時卻一點也不知道。
在漢口隻待了兩個多月，但爸爸發表了不少作品，還畫了許多戰時漫畫，寫文又寫詩，並編輯出版了《漫文漫畫》、《抗戰歌選》(與蕭而化合編)等書。
爸爸曾對好友宋雲彬、傅彬然說：
我雖沒能真的投筆從戎，但我相信以筆代槍，憑我五寸不爛之筆，努力從事文藝宣傳，可以使民眾加深對暴寇的痛恨。軍民一心，同仇敵愾，抗戰必能勝利。
有人認為抗戰爆發，使爸爸改變了世界觀。其實我看未必如此。爸爸皈依了佛教，卻是一個“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業”的人。他看到世界上出現不平等、不講理的事，都要以筆代槍，加以誅罰。戰前，他暴露社會上的不平等;如今，他怒叱侵略者的橫暴野蠻。豈非同一迴事?隻是環境改變了，而不是他自己改變了。
這裏，我把章紹嗣先生於1998年1月19日發表在《武漢晚報》上的一篇文章全部抄錄如下，以補充我對爸爸漢口時期情況了解的不足：
戈寶權江城拜師豐子愷妙語驚人
1938年春，著名散文家、畫家豐子愷來到抗戰烽煙中的武漢，從事抗日救亡宣傳。
豐子愷博學多才，書畫金石，久負盛譽，詩文音律，才藝驚壇，可謂“十項全能”藝術家了。豐先生平日生活十分儉樸。“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足蹬布鞋，一身山村學究打扮。為人謙虛厚道，雖寡於言談，但才思敏捷，偶有所談，每每詼諧幽默，語驚四座。一日，文藝界同仁馮乃超、孔羅蓀和剛從蘇聯迴國的戈寶權等人會聚一堂，絮語家常，談笑甚歡。戈寶權當時年僅二十五歲，對豐先生仰慕已久，第一次見麵，便以師禮相拜。他對豐子愷一個鞠躬，畢恭畢敬地說：“豐老師，我從小就看您的書，知道您是一位作家、畫家、音樂家，受到您的著作的很大啟示，見到您很高興。”年已四十多歲的豐子愷聽到後生小子的這番話後，很覺過意不去，連忙說：“你不要講我是畫家。在江西時，有一次，我請人家買麵包，因語言不通，我便在紙上畫了個圓形的東西給那人看，結果人家買來了一個芋頭。畫解決不了問題。你看，我是個啥畫家呀?”話剛落音，四座譁然，滿室笑聲。戈寶權捧著肚子，半天直不起腰來。這次初識，豐先生的謙遜幽默、急智奇思，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爸爸去世後，戈寶權先生曾來我家訪問我媽媽。是他力勸我讓媽媽迴憶一些舊事，要我記下來。他說這是很寶貴的資料。我果然照辦了。如今我的卡片中還保存著媽媽的迴憶，對我不無幫助。
卻說後來時局緊張，馬壋、湖口失守，武漢告急，開始疏散人口，爸爸和兩個姐姐便都迴到了長沙。記得他從行李中取出一本自己剪報裝訂的冊子，封麵上自己用毛筆題著“可歌可泣”四字。他叫我們沒去武漢的人都看看敵軍的殘酷和我方的英雄事跡。
據丙伯迴憶，約半個月後，爸爸發電報給他並寄旅費邀他一家也迴長沙同住天鵝堂，後同往桂林。章桂哥則隨開明行動。
再說說我們這些不就業不讀書的家人留在長沙天鵝堂的情況。大人們做些什麽，我們根本不關心。我隻知道和兩個哥哥整天玩。哥哥們手很巧，沒有玩具，他們會用紙盒自己做卡車，做槍等等。在暇鴨塘時，連紙盒也沒有，他們就把裝牙粉的紙袋拿來玩。(那時連牙膏也沒有，我們刷牙都用牙粉。)在長沙，我們竟發現本宅門口那家鄰居(大概也是租客)有一隻硬紙板的盒子放在室外。我經常跟著兩個哥哥玩，他們就叫我為他們服務：窺伺那盒子。什麽時候門內的主人不注意，就把它“偷”來。我奉命一次次假裝出大門又迴來，終於時機成熟，被我“偷”到了手。其實空盒子人家本來就不要的。但我們小孩子家總是認為拿別人家的東西就是偷。
盒子到手後，哥哥們把它製成卡車，然後利用大人買布零頭迴來取去布後剩下的那塊板作為滑梯，把帶輪子的卡車從上麵送下去。四個輪子居然會動，一下子滑到了下麵。這就是我們最喜歡的遊戲了。
在長沙時，我曾和姐姐們一起“演”曹禺的《雷雨》。所謂“演”，其實既無任何道具，也不化妝。隻是各人選定角色，念念台詞而已。
我還記得那時我根本沒有床睡，在長沙的幾個月，我睡的就是兩三張椅子拚攏來的床。買來的布是揀便宜的買，不管顏色。所以我蓋的被是紅黃相拚，大人們老是笑我的被像“蓋屍被”。我們家鄉就是用這兩鍾顏色來給死人蓋的。
滿娘是屬於遇事就要擔憂的人。對爸爸這個大家庭的關心，似乎勝過我媽媽。記得在長沙時，滿娘有一次為家裏經濟開支龐大物價飛漲而在爸爸麵前不斷發愁。是啊，靠爸爸一個人要養活十口之家，怎麽能不愁呢!爸爸卻處之泰然，甚至說了些怪怨滿娘多事的話。滿娘委屈得哭了。我從未見爸爸惹滿娘哭。他對這位姐姐是沒話說的!可是爸爸畢竟是爸爸，他得全麵考慮問題啊。媽媽和外婆聽了滿娘的話會作何感想!所以他不得不喝住了滿娘的嘮叨。其實滿娘絕無討厭外婆之意。況且她和媽媽相處得很好，絕不可能指桑罵槐。她隻是關心爸爸，替爸爸分憂擔愁。這件事就以媽媽對滿娘的理解和平地結束了。
媽媽和滿娘姑嫂之間確實相處得很好，那是因為滿娘有佛教徒的修養;而媽媽敬重滿娘猶如尊敬婆婆。媽媽是一個胸無大略的賢妻良母。我說她胸無大略，因為她一切聽從爸爸，但從未為爸爸出謀劃策，甚至也不過問爸爸的經濟情況。她隻是管好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吃喝穿睡。她是勤儉持家的模範，而且自奉很薄。有什麽好吃的，總是讓給別人吃，並聲稱自己不喜歡吃。怪不得她晚年患了老年癡呆症後總說蝦仁“好吃來!”、“鮮得來!”老年癡呆症已使得她不再考慮別人，愛吃什麽可以說心裏話了。隻怪我們沒有保健知識，隻知滿足她難得的口腹之慾。她在88歲時死於心腦血管病，可能與吃蝦過多有關吧?我心裏一直感到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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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被斬伐，生機並不絕。春來怒抽條，氣象何蓬勃。
當時在一旁看他作此畫的是一個少年，他看了這幅畫很感動。爸爸後來就送了他一幅。他拿迴去掛在牆上，聽到我軍失利的消息時就看看這幅畫，得到慰藉和勉勵。
4月29日，武漢空戰大捷。事後爸爸在桂林填了6首《望江南》，其中一首便是寫武漢的，內容如下：
聞警報，逃入酒樓中。
擊落敵機三十架，花雕美酒飲千盅，談話有威風。
爸爸在武漢和許多新朋舊友相交往。3月27日，武漢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5月4日創刊了會報《抗戰文藝》。編輯委員會33人，其中就有爸爸的名字。爸爸還為《抗戰文藝》題寫了刊名。據範用先生迴憶，這四個字還是他到我爸爸當時的居住地去取的，那時範用先生還隻15歲呢。
爸爸在武漢時，還和一位叫周其勛的先生交往。爸爸去世時，周其勛先生曾發來唁電。後來我得識了稱周先生舅公的張建智先生，才知道“文革”期間我曾和周先生的女兒同事過，當時卻一點也不知道。
在漢口隻待了兩個多月，但爸爸發表了不少作品，還畫了許多戰時漫畫，寫文又寫詩，並編輯出版了《漫文漫畫》、《抗戰歌選》(與蕭而化合編)等書。
爸爸曾對好友宋雲彬、傅彬然說：
我雖沒能真的投筆從戎，但我相信以筆代槍，憑我五寸不爛之筆，努力從事文藝宣傳，可以使民眾加深對暴寇的痛恨。軍民一心，同仇敵愾，抗戰必能勝利。
有人認為抗戰爆發，使爸爸改變了世界觀。其實我看未必如此。爸爸皈依了佛教，卻是一個“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業”的人。他看到世界上出現不平等、不講理的事，都要以筆代槍，加以誅罰。戰前，他暴露社會上的不平等;如今，他怒叱侵略者的橫暴野蠻。豈非同一迴事?隻是環境改變了，而不是他自己改變了。
這裏，我把章紹嗣先生於1998年1月19日發表在《武漢晚報》上的一篇文章全部抄錄如下，以補充我對爸爸漢口時期情況了解的不足：
戈寶權江城拜師豐子愷妙語驚人
1938年春，著名散文家、畫家豐子愷來到抗戰烽煙中的武漢，從事抗日救亡宣傳。
豐子愷博學多才，書畫金石，久負盛譽，詩文音律，才藝驚壇，可謂“十項全能”藝術家了。豐先生平日生活十分儉樸。“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足蹬布鞋，一身山村學究打扮。為人謙虛厚道，雖寡於言談，但才思敏捷，偶有所談，每每詼諧幽默，語驚四座。一日，文藝界同仁馮乃超、孔羅蓀和剛從蘇聯迴國的戈寶權等人會聚一堂，絮語家常，談笑甚歡。戈寶權當時年僅二十五歲，對豐先生仰慕已久，第一次見麵，便以師禮相拜。他對豐子愷一個鞠躬，畢恭畢敬地說：“豐老師，我從小就看您的書，知道您是一位作家、畫家、音樂家，受到您的著作的很大啟示，見到您很高興。”年已四十多歲的豐子愷聽到後生小子的這番話後，很覺過意不去，連忙說：“你不要講我是畫家。在江西時，有一次，我請人家買麵包，因語言不通，我便在紙上畫了個圓形的東西給那人看，結果人家買來了一個芋頭。畫解決不了問題。你看，我是個啥畫家呀?”話剛落音，四座譁然，滿室笑聲。戈寶權捧著肚子，半天直不起腰來。這次初識，豐先生的謙遜幽默、急智奇思，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爸爸去世後，戈寶權先生曾來我家訪問我媽媽。是他力勸我讓媽媽迴憶一些舊事，要我記下來。他說這是很寶貴的資料。我果然照辦了。如今我的卡片中還保存著媽媽的迴憶，對我不無幫助。
卻說後來時局緊張，馬壋、湖口失守，武漢告急，開始疏散人口，爸爸和兩個姐姐便都迴到了長沙。記得他從行李中取出一本自己剪報裝訂的冊子，封麵上自己用毛筆題著“可歌可泣”四字。他叫我們沒去武漢的人都看看敵軍的殘酷和我方的英雄事跡。
據丙伯迴憶，約半個月後，爸爸發電報給他並寄旅費邀他一家也迴長沙同住天鵝堂，後同往桂林。章桂哥則隨開明行動。
再說說我們這些不就業不讀書的家人留在長沙天鵝堂的情況。大人們做些什麽，我們根本不關心。我隻知道和兩個哥哥整天玩。哥哥們手很巧，沒有玩具，他們會用紙盒自己做卡車，做槍等等。在暇鴨塘時，連紙盒也沒有，他們就把裝牙粉的紙袋拿來玩。(那時連牙膏也沒有，我們刷牙都用牙粉。)在長沙，我們竟發現本宅門口那家鄰居(大概也是租客)有一隻硬紙板的盒子放在室外。我經常跟著兩個哥哥玩，他們就叫我為他們服務：窺伺那盒子。什麽時候門內的主人不注意，就把它“偷”來。我奉命一次次假裝出大門又迴來，終於時機成熟，被我“偷”到了手。其實空盒子人家本來就不要的。但我們小孩子家總是認為拿別人家的東西就是偷。
盒子到手後，哥哥們把它製成卡車，然後利用大人買布零頭迴來取去布後剩下的那塊板作為滑梯，把帶輪子的卡車從上麵送下去。四個輪子居然會動，一下子滑到了下麵。這就是我們最喜歡的遊戲了。
在長沙時，我曾和姐姐們一起“演”曹禺的《雷雨》。所謂“演”，其實既無任何道具，也不化妝。隻是各人選定角色，念念台詞而已。
我還記得那時我根本沒有床睡，在長沙的幾個月，我睡的就是兩三張椅子拚攏來的床。買來的布是揀便宜的買，不管顏色。所以我蓋的被是紅黃相拚，大人們老是笑我的被像“蓋屍被”。我們家鄉就是用這兩鍾顏色來給死人蓋的。
滿娘是屬於遇事就要擔憂的人。對爸爸這個大家庭的關心，似乎勝過我媽媽。記得在長沙時，滿娘有一次為家裏經濟開支龐大物價飛漲而在爸爸麵前不斷發愁。是啊，靠爸爸一個人要養活十口之家，怎麽能不愁呢!爸爸卻處之泰然，甚至說了些怪怨滿娘多事的話。滿娘委屈得哭了。我從未見爸爸惹滿娘哭。他對這位姐姐是沒話說的!可是爸爸畢竟是爸爸，他得全麵考慮問題啊。媽媽和外婆聽了滿娘的話會作何感想!所以他不得不喝住了滿娘的嘮叨。其實滿娘絕無討厭外婆之意。況且她和媽媽相處得很好，絕不可能指桑罵槐。她隻是關心爸爸，替爸爸分憂擔愁。這件事就以媽媽對滿娘的理解和平地結束了。
媽媽和滿娘姑嫂之間確實相處得很好，那是因為滿娘有佛教徒的修養;而媽媽敬重滿娘猶如尊敬婆婆。媽媽是一個胸無大略的賢妻良母。我說她胸無大略，因為她一切聽從爸爸，但從未為爸爸出謀劃策，甚至也不過問爸爸的經濟情況。她隻是管好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吃喝穿睡。她是勤儉持家的模範，而且自奉很薄。有什麽好吃的，總是讓給別人吃，並聲稱自己不喜歡吃。怪不得她晚年患了老年癡呆症後總說蝦仁“好吃來!”、“鮮得來!”老年癡呆症已使得她不再考慮別人，愛吃什麽可以說心裏話了。隻怪我們沒有保健知識，隻知滿足她難得的口腹之慾。她在88歲時死於心腦血管病，可能與吃蝦過多有關吧?我心裏一直感到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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