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當時的情況，爸爸曾有《望江南》兩首記述：
逃難也，萬事不周全。袍子脫來權作枕，洋火用後當牙籤，剩有半支煙。
逃難也，行路最艱難。竹子心中藏法幣，棉鞋底裏填存單，度日如經年。
且說船經衢州到達浙江邊境常山，我們要往湖南長沙，必須舍船登岸，改乘汽車到玉山、上饒，再作道理。可是，16個人，加一個“失而複得”的外婆，老小共17人，行李也增加了，要搭車談何容易!爸爸很焦急。我照常若無其事，隻記得自己忽然胸口痛起來，告訴了媽媽，她說大概是剛剛吃過湯糰，胃痛了吧。逃難略安定後問過醫生，醫生說大概是“神經性”的，也就一直讓它伴隨了我一生。
忽然，好消息來了。爸爸遇見了石門縣立第三小學校時的同學魏達三(在石門鎮上被日寇的飛機炸死)之弟魏蔭鬆。關於這一節情況，當時我一無所知，隻知道後來有了車子。車子是怎麽來的，不知詳情。幸虧1980年我開始研究爸爸時打聽到魏蔭鬆先生的通信地址，去信問了。讓我把他當年12月23日覆信中的一段引用在下麵吧：
當時我在常山浙江省公路管理局汽車修造廠工作。一天早上你父親在我工作單位對麵的商辦常玉汽車公司購車票，擬去玉山。因該公司隻一輛汽車，每日往返常山———玉山一次，座位不多，搭車的人很擁擠。你們全家人多，沒法買到車票。子愷先生偶然遇到了我，喜出望外。經我們晤談後，我請他把全家人從常山船上接到我宿舍裏暫住。我即與汽車修造廠負責人商量借用大汽車一輛(汽油自費)，因白天部隊要扣車運兵，當天晚飯後我請同事兩人連我共三人，由常山開車至上饒。這天晚上天雨，送入旅館。在旅館稍事休息，當晚迴程由我駕駛開車迴常山，天將亮了。我記得這次車上人數很多。你們全家中有你的外祖母，你姑母滿先生，還有……自從這次我送你們全家至上饒分別後，後來我自浙江去貴陽工作時在廣西宜山曾與你父親會過麵。當時你父親和你哥哥邀我三人曾共過餐。抗戰勝利後，1948年我在杭州結婚時，你父親曾給我做過證婚人。後來一直沒有會過麵。子愷先生與我家兄係小時候同學，我在石灣時一向熟悉。……
多虧這位魏先生詳細描述當時情況，給我留下了寶貴資料。
我們坐的是卡車。偏遇大雨，雖然有篷，人太多，坐在邊上的淋濕了衣服。到了上饒旅館裏，就把衣服脫下來在炭盆上烤幹———我們都隻有一套衣服啊!
據章桂哥迴憶，到上饒已是1938年1月了。
啊，我忘了爸爸寫的那首逃難打油詩了。記得有下麵幾句：
蘭溪曹聚仁，渾身穿軍裝。請客聚豐園，忠告兩三聲。
你們到長沙，想也不要想。三個勿相信，偏生強一強。
(吟按：“勿”用作“不”的意思。“聲”念“商”音)
……蔭鬆有汽車，冒雨奔出省(吟按：“省”念“賞”音。)
……發隻炭火盆，困在竹榻上。(吟按：指上饒旅館)外
麵敲門問：“有否花姑娘?”……
打油詩雖然殘缺不全，總是爸爸所作，不能不記。
到萍鄉被挽留住了
再下一步怎麽辦?汽車極難僱到。十餘人中有老幼，無法分班搭車。隻得又改坐船。記得船經南昌時，日寇的飛機正在南昌上空投炸彈。我們嚇壞了，爸爸鎮定自若，滿娘則不斷地念佛。船遠離南昌境後，大家才鬆一口氣。
據章桂哥在文中的迴憶，那時走的路線是：
從上饒坐船經餘幹，過鄱陽湖、南昌、樟樹鎮，至宜春，棄舟登陸，宿小客棧。因無客車，隻得攀上貨運列車，到萍鄉已是半夜。火車不再往前，大家隻得下車。站上人員要我們從南昌開始補票。我因年少氣盛，與他們爭了起來。子愷叔上前相勸。同時，火車站的站長也聞聲趕來，彼此通姓名，子愷叔遞過名片，站長非常客氣，非但免補車票，還代為在旅館訂了房間。站長告訴子愷叔，上海立達學園的學生蕭而化，是萍鄉人，與他相識。站長還打了電話去通知。第二天一清早，蕭先生就來探望子愷叔。原來蕭先生夫妻都是立達學生，蕭家是萍鄉望族。他們夫妻熱情挽留，一定要子愷叔在萍鄉過春節。盛情難卻，子愷叔就答應了。不久，我們從城裏遷到暇鴨塘蕭家祠堂，度過了流亡中的第一個春節。
以上的迴憶應該是正確的。不過我得補敘一下：船到樟樹鎮時，我們曾上岸去。我的左耳下和脖子前長了一些包。爸爸帶我在街頭找個土郎中用刀替我割除了，塗點藥。後來果然沒事了，隻留下了一些不甚明顯的疤痕。
爸爸在樟樹鎮竟遇到了好朋友教育家鄭曉滄先生。據先姐說，鄭先生是爸爸住在杭州田家園時初次來訪的。我對鄭先生印象較深的是建國後的一件事。那時他來上海，和爸爸一起去觀賞淮海路上的霓虹燈，嘖嘖稱羨不已。爸爸後來對我說：
“鄭曉滄先生是《小婦人》的譯者，其實鄭先生曾留學美國，見多識廣，見過的霓虹燈比淮海路的一定輝煌得多。但他卻像“小婦人’一樣天真地讚嘆。如果我們都能學到他這種人生觀，就會天天開心，天天幸福。”
這番話，我細細品味，很有道理。人就是應該這樣生活!
卻說爸爸和鄭先生互道流離情況後，鄭先生告訴爸爸：有火車可通。本來我以為那時我們就舍船登陸，改乘火車。但章桂哥寫的是到了宜春才搭火車的。
火車到達萍鄉的情況，在章桂哥文中已有交代。爸爸在一路上，真的是“藝術的逃難”，都是靠他藝術家的名望取得了種種幫助。
蕭而化夫婦的一片盛情難卻，我們就在萍鄉住下了。蕭先生的太太叫吳裕珍，所生兩個女兒，像洋娃娃一樣漂亮，深深地吸引了我們姊妹四人。蕭先生把我們安排在萍鄉彭家橋暇鴨塘蕭氏祠堂內，那宅子是很寬敞的。
從萍鄉去暇鴨塘有很長的路程。我不知逃難群中別的人是怎麽去的。我們老弱則可以享受坐車的待遇。可那是一輛獨輪車。九歲的我、外婆、丙嬸媽抱著幼小的周傳農，再加上並非老弱但要照顧外婆的媽媽，天哪，一共五個人，都坐在這獨輪車上!途中翻過一座山。當獨輪車推上山坡時推車人那吃力的樣子，至今猶在眼前。由於天雨，道路十分泥濘，所以推車人沒叫我們下來。唉，“苦力”吃口飯真不容易啊!
暇鴨塘四周是田，田外是山，寂靜得似桃花源一般。我們孩子們玩的地方可真多，我和兩個哥哥成天野在外麵。媽媽唿喚一聲“吃糖燒蛋了!”我們歡喜雀躍地往家裏跑，因為這可是美味的食品啊!
1938年1月底，我們在暇鴨塘過逃難後第一個春節。這個春節過得很有意義。當地的鄉鄰特別好客，競相邀請我們全家去“吃年茶”。各家茶食上都備有剪花覆蓋，十分精巧。仔細一看，原來是用蜜餞冬瓜刻花製成的，而且竟沒有一片花式相同。當地人稱這種糖食為“花果”。他們不僅款待我們就地吃，還讓我們帶迴去。爸爸驚嘆這種民間藝術的精美，叫我姐姐們把這些刻花描印在紙上作為紀念。並盛讚江西人的好客。
</br>
逃難也，萬事不周全。袍子脫來權作枕，洋火用後當牙籤，剩有半支煙。
逃難也，行路最艱難。竹子心中藏法幣，棉鞋底裏填存單，度日如經年。
且說船經衢州到達浙江邊境常山，我們要往湖南長沙，必須舍船登岸，改乘汽車到玉山、上饒，再作道理。可是，16個人，加一個“失而複得”的外婆，老小共17人，行李也增加了，要搭車談何容易!爸爸很焦急。我照常若無其事，隻記得自己忽然胸口痛起來，告訴了媽媽，她說大概是剛剛吃過湯糰，胃痛了吧。逃難略安定後問過醫生，醫生說大概是“神經性”的，也就一直讓它伴隨了我一生。
忽然，好消息來了。爸爸遇見了石門縣立第三小學校時的同學魏達三(在石門鎮上被日寇的飛機炸死)之弟魏蔭鬆。關於這一節情況，當時我一無所知，隻知道後來有了車子。車子是怎麽來的，不知詳情。幸虧1980年我開始研究爸爸時打聽到魏蔭鬆先生的通信地址，去信問了。讓我把他當年12月23日覆信中的一段引用在下麵吧：
當時我在常山浙江省公路管理局汽車修造廠工作。一天早上你父親在我工作單位對麵的商辦常玉汽車公司購車票，擬去玉山。因該公司隻一輛汽車，每日往返常山———玉山一次，座位不多，搭車的人很擁擠。你們全家人多，沒法買到車票。子愷先生偶然遇到了我，喜出望外。經我們晤談後，我請他把全家人從常山船上接到我宿舍裏暫住。我即與汽車修造廠負責人商量借用大汽車一輛(汽油自費)，因白天部隊要扣車運兵，當天晚飯後我請同事兩人連我共三人，由常山開車至上饒。這天晚上天雨，送入旅館。在旅館稍事休息，當晚迴程由我駕駛開車迴常山，天將亮了。我記得這次車上人數很多。你們全家中有你的外祖母，你姑母滿先生，還有……自從這次我送你們全家至上饒分別後，後來我自浙江去貴陽工作時在廣西宜山曾與你父親會過麵。當時你父親和你哥哥邀我三人曾共過餐。抗戰勝利後，1948年我在杭州結婚時，你父親曾給我做過證婚人。後來一直沒有會過麵。子愷先生與我家兄係小時候同學，我在石灣時一向熟悉。……
多虧這位魏先生詳細描述當時情況，給我留下了寶貴資料。
我們坐的是卡車。偏遇大雨，雖然有篷，人太多，坐在邊上的淋濕了衣服。到了上饒旅館裏，就把衣服脫下來在炭盆上烤幹———我們都隻有一套衣服啊!
據章桂哥迴憶，到上饒已是1938年1月了。
啊，我忘了爸爸寫的那首逃難打油詩了。記得有下麵幾句：
蘭溪曹聚仁，渾身穿軍裝。請客聚豐園，忠告兩三聲。
你們到長沙，想也不要想。三個勿相信，偏生強一強。
(吟按：“勿”用作“不”的意思。“聲”念“商”音)
……蔭鬆有汽車，冒雨奔出省(吟按：“省”念“賞”音。)
……發隻炭火盆，困在竹榻上。(吟按：指上饒旅館)外
麵敲門問：“有否花姑娘?”……
打油詩雖然殘缺不全，總是爸爸所作，不能不記。
到萍鄉被挽留住了
再下一步怎麽辦?汽車極難僱到。十餘人中有老幼，無法分班搭車。隻得又改坐船。記得船經南昌時，日寇的飛機正在南昌上空投炸彈。我們嚇壞了，爸爸鎮定自若，滿娘則不斷地念佛。船遠離南昌境後，大家才鬆一口氣。
據章桂哥在文中的迴憶，那時走的路線是：
從上饒坐船經餘幹，過鄱陽湖、南昌、樟樹鎮，至宜春，棄舟登陸，宿小客棧。因無客車，隻得攀上貨運列車，到萍鄉已是半夜。火車不再往前，大家隻得下車。站上人員要我們從南昌開始補票。我因年少氣盛，與他們爭了起來。子愷叔上前相勸。同時，火車站的站長也聞聲趕來，彼此通姓名，子愷叔遞過名片，站長非常客氣，非但免補車票，還代為在旅館訂了房間。站長告訴子愷叔，上海立達學園的學生蕭而化，是萍鄉人，與他相識。站長還打了電話去通知。第二天一清早，蕭先生就來探望子愷叔。原來蕭先生夫妻都是立達學生，蕭家是萍鄉望族。他們夫妻熱情挽留，一定要子愷叔在萍鄉過春節。盛情難卻，子愷叔就答應了。不久，我們從城裏遷到暇鴨塘蕭家祠堂，度過了流亡中的第一個春節。
以上的迴憶應該是正確的。不過我得補敘一下：船到樟樹鎮時，我們曾上岸去。我的左耳下和脖子前長了一些包。爸爸帶我在街頭找個土郎中用刀替我割除了，塗點藥。後來果然沒事了，隻留下了一些不甚明顯的疤痕。
爸爸在樟樹鎮竟遇到了好朋友教育家鄭曉滄先生。據先姐說，鄭先生是爸爸住在杭州田家園時初次來訪的。我對鄭先生印象較深的是建國後的一件事。那時他來上海，和爸爸一起去觀賞淮海路上的霓虹燈，嘖嘖稱羨不已。爸爸後來對我說：
“鄭曉滄先生是《小婦人》的譯者，其實鄭先生曾留學美國，見多識廣，見過的霓虹燈比淮海路的一定輝煌得多。但他卻像“小婦人’一樣天真地讚嘆。如果我們都能學到他這種人生觀，就會天天開心，天天幸福。”
這番話，我細細品味，很有道理。人就是應該這樣生活!
卻說爸爸和鄭先生互道流離情況後，鄭先生告訴爸爸：有火車可通。本來我以為那時我們就舍船登陸，改乘火車。但章桂哥寫的是到了宜春才搭火車的。
火車到達萍鄉的情況，在章桂哥文中已有交代。爸爸在一路上，真的是“藝術的逃難”，都是靠他藝術家的名望取得了種種幫助。
蕭而化夫婦的一片盛情難卻，我們就在萍鄉住下了。蕭先生的太太叫吳裕珍，所生兩個女兒，像洋娃娃一樣漂亮，深深地吸引了我們姊妹四人。蕭先生把我們安排在萍鄉彭家橋暇鴨塘蕭氏祠堂內，那宅子是很寬敞的。
從萍鄉去暇鴨塘有很長的路程。我不知逃難群中別的人是怎麽去的。我們老弱則可以享受坐車的待遇。可那是一輛獨輪車。九歲的我、外婆、丙嬸媽抱著幼小的周傳農，再加上並非老弱但要照顧外婆的媽媽，天哪，一共五個人，都坐在這獨輪車上!途中翻過一座山。當獨輪車推上山坡時推車人那吃力的樣子，至今猶在眼前。由於天雨，道路十分泥濘，所以推車人沒叫我們下來。唉，“苦力”吃口飯真不容易啊!
暇鴨塘四周是田，田外是山，寂靜得似桃花源一般。我們孩子們玩的地方可真多，我和兩個哥哥成天野在外麵。媽媽唿喚一聲“吃糖燒蛋了!”我們歡喜雀躍地往家裏跑，因為這可是美味的食品啊!
1938年1月底，我們在暇鴨塘過逃難後第一個春節。這個春節過得很有意義。當地的鄉鄰特別好客，競相邀請我們全家去“吃年茶”。各家茶食上都備有剪花覆蓋，十分精巧。仔細一看，原來是用蜜餞冬瓜刻花製成的，而且竟沒有一片花式相同。當地人稱這種糖食為“花果”。他們不僅款待我們就地吃，還讓我們帶迴去。爸爸驚嘆這種民間藝術的精美，叫我姐姐們把這些刻花描印在紙上作為紀念。並盛讚江西人的好客。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