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難一路上有這麽多好人相助，使我們深感抗日期間民眾團結一致的偉大精神!
決心去長沙
在到蘭溪之前，我們的船停泊在建德附近的三河鎮時，爸爸上岸了解情況，得知形勢並不樂觀，去長沙一路艱難險阻。但爸爸認為事已至此，非努力向前不可。他在1938年寫的《決心》一文中下定決心說：
我定要帶了完全無缺的團體到湖南!
船到蘭溪，我們上岸到臨江旅館住宿。爸爸一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在旅館登記牌上寫“豐潤”這個舊時的學名。(當時的旅館，都把住客的名字寫上牌子掛在櫃檯上方。)事有湊巧，爸爸早年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念書時的同學曹聚仁也住在這旅館裏。他渾身軍裝，擔任著各報的戰地記者。據章桂哥在《憶抗戰期間的子愷叔》一文中說，曹先生擔任中央通訊社東南戰區特派員。文中還說：
曹先生……對子愷叔怕暴露身份的做法不敢贊同，勸子愷叔：為了在途中能得到各方協助，順利到達大後方，一定要把“豐子愷”三字打出去，並且相幫用急件印了名片。這一改變，作用甚大，在蘭溪就立即見效，那就是存在杭州中國銀行的二百元存款，去杭州不能領取，在蘭溪不用保人，隻憑“豐子愷”三字就很順利地取到了。
爸爸正要打聽一路的情況，所以一遇到曹聚仁，如獲至寶，馬上問他去長沙的事。想不到曹先生斷然地說：你們要到長沙、漢口，不可能!他說他們單身軍人，可搭軍用車的，尚且不容易去，何況帶了老幼十餘人!去了也一定會半途折迴。他勸我們還是到浙江的永康或仙居，那裏路近，生活水平又低，還有一個老同學叫黃隱秋的，家在仙居。爸爸聽了他誠懇的忠告，一時就打消了西行的決心，同意去仙居。
這天晚上，曹聚仁先生在聚豐園請客。爸爸和滿娘帶了我哥哥姐姐共六人赴宴。迴來後，爸爸和滿娘及車漢亮先生商量一下，覺得還是非西行不可。於是寫了一張條子，托旅館老闆轉交曹聚仁先生，謝他招待的厚意，並為自己改變主意失約而道歉。我們另雇了一隻船，往常山方向去了。
我後來讀了爸爸的《一飯之恩》一文，認為這一重要的決定，和曹聚仁先生在筵席上的一番話有很大的關係。曹先生問我爸爸：
“你的孩子中有幾人喜歡藝術?”
“一個也沒有!”爸爸迴答。
“很好!”曹先生表示讚許。
爸爸後來在該文中迴答曹先生這“很好“兩字，這樣說：
我當時想不通不喜歡藝術“很好”的道理。……現在我們中國正在受暴敵的侵略，好比一個人正在受病菌的侵擾而害著大病。大病中要服劇烈的藥，才可製勝病菌，挽迴生命。抗戰就是一種劇烈的藥。然這種藥隻能暫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殺，病體漸漸複原的時候，必須改吃補品和粥飯，方可完全恢複健康。補品和粥飯是什麽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愛、護生為旨的“藝術”。
我的兒女對於“和平幸福之母”的藝術，不甚愛好，少有理解。我正引為憾事，嘆為妖孽。聚仁兄反說“很好”，不知其意何居?難道他以為此次抗戰，是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想步墨索裏尼、希特勒、日本軍閥之後塵，而為擾亂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嗎?我相信他絕不如此。因為我們抗戰的主旨處處說著：為和平而奮鬥!為人道而抗戰!我們的優待俘虜，就是這主旨的實證。
從前我們研究繪畫時，曾把畫人分為兩種：具有藝術思想，能表現人生觀的，稱為“畫家”，是可敬佩的。沒有思想，隻有技巧的，稱為“畫匠”……我以為軍人也可分為兩種：為和平而奮鬥，為人道而抗戰，以戰非戰，以殺止殺的，稱為“戰士”，是我敬佩的。撫劍疾視，好勇鬥狠，以力服人，以暴易暴的，稱為“戰匠”，是應該服上刑的。……
杜詩雲：“天下尚未寧，健兒勝婦孺。”在目前，健兒的確勝於腐儒。有槍的能上前線去殺敵。穿軍裝的逃起難來比穿長衫的便宜。但“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最後的勝利，不是健兒所能獨得的!“仁者無敵”，兄請勿疑!
爸爸對他的老同學顯然很惱火。我後來又在他《未來的國民———新枚》(1938年作)一文中發現，原來曹先生還給他講過一個故事，這故事講得確實有點過分，難怪爸爸如此反感。引用如下：
去年十二月底，我率眷老幼十人倉皇地經過蘭溪，途遇一位做戰地記者的老同學，他可憐我，請我全家去聚豐園吃飯。座上他鄭重地告訴我：“我告訴你一件故事。這故事其實是很好的。”他把“很好”二字特別提高。“杭州某人率眷坐汽車過江，汽車停在江邊時，一小孩誤踏機關，車子開入江中，全家滅頂。”末了他又說一句：“這故事其實是很好的。”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說“像你這樣的人，拖了這一群老小逃難，不如全家死了幹淨。”這是何等淺薄的話，這是何等不仁的話!我聽了在心中不知所雲。我們中國有著這樣的戰地記者，無怪第一期抗戰要失敗了。我吃了這頓“嗟來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來還了他才好。然而過後我也並不介意。因為這半是由我自取。我在太平時深居簡出，作文向不吶喊。逃難時警察和縣長比我先走，地方混亂。我憤恨政府，曾經自稱“老弱”，準備“轉乎溝壑”，以明政府之罪。
因此這位戰地記者就以我為可憐的弱者，他估量我一家在這大時代下一定會毀滅。在這緊張的時候，肯掏出腰包來請我全家吃一頓飯，在他也是老同學的好意。這樣一想，我非但並不介意，且又感謝他了。我幸而不怕麻煩，率領了老幼十人行了三四千裏戎馬之地，居然安抵桂林。路上還嫌家族太少，又教吾妻新生一個。……
爸爸常在關鍵時刻作出明智的決定。盡管我們一路艱辛，但始終沒有陷入敵區，揚眉吐氣地度過了八年抗戰。
我們這迴雇的船，船內是一隔一隔的，像沒蓋的棺材一樣。每一隔睡兩三個人，使我們小孩大感興趣。我們哪裏知道一路上大人們一直是心事重重的，想這想那。忽然滿娘和寶姐耳語幾句後，著急地對爸爸悄悄地說了什麽。爸爸一怔，馬上吩咐章桂哥上岸，步行迴蘭溪的旅館去了。我們一直到章桂哥拎了一雙舊棉鞋趕迴來，大人們歡唿，才知就裏。原來爸爸在蘭溪中國銀行領到一半存款後，和大人們一起商量如何隱藏這些錢，把其中40元縫在寶姐的舊棉鞋鞋幫裏了。隻因舊棉鞋濕了，寶姐換了一雙，把那雙舊的放在旅館床底下竟忘了帶走。幸虧是雙舊鞋，誰也不在意，還在床底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車先生的幼子喬德看見船裏有一根竹手杖，拿了到船尾把它插入水中玩起來。我們也覺得很好玩，在一旁看著。被滿娘發現，大驚小怪地趕過來，從喬德手中把手杖搶走。我們覺得滿娘真小氣，玩玩她的手杖又怎麽了!可是我們發現爸媽也很激動，分明是贊成滿娘收迴手杖。孩子們心中納悶。事後我才知道，那手杖裏有數百元鈔票，是滿娘把竹節挖空了放進去的。一路逃難，大人們用心良苦!
</br>
決心去長沙
在到蘭溪之前，我們的船停泊在建德附近的三河鎮時，爸爸上岸了解情況，得知形勢並不樂觀，去長沙一路艱難險阻。但爸爸認為事已至此，非努力向前不可。他在1938年寫的《決心》一文中下定決心說：
我定要帶了完全無缺的團體到湖南!
船到蘭溪，我們上岸到臨江旅館住宿。爸爸一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在旅館登記牌上寫“豐潤”這個舊時的學名。(當時的旅館，都把住客的名字寫上牌子掛在櫃檯上方。)事有湊巧，爸爸早年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念書時的同學曹聚仁也住在這旅館裏。他渾身軍裝，擔任著各報的戰地記者。據章桂哥在《憶抗戰期間的子愷叔》一文中說，曹先生擔任中央通訊社東南戰區特派員。文中還說：
曹先生……對子愷叔怕暴露身份的做法不敢贊同，勸子愷叔：為了在途中能得到各方協助，順利到達大後方，一定要把“豐子愷”三字打出去，並且相幫用急件印了名片。這一改變，作用甚大，在蘭溪就立即見效，那就是存在杭州中國銀行的二百元存款，去杭州不能領取，在蘭溪不用保人，隻憑“豐子愷”三字就很順利地取到了。
爸爸正要打聽一路的情況，所以一遇到曹聚仁，如獲至寶，馬上問他去長沙的事。想不到曹先生斷然地說：你們要到長沙、漢口，不可能!他說他們單身軍人，可搭軍用車的，尚且不容易去，何況帶了老幼十餘人!去了也一定會半途折迴。他勸我們還是到浙江的永康或仙居，那裏路近，生活水平又低，還有一個老同學叫黃隱秋的，家在仙居。爸爸聽了他誠懇的忠告，一時就打消了西行的決心，同意去仙居。
這天晚上，曹聚仁先生在聚豐園請客。爸爸和滿娘帶了我哥哥姐姐共六人赴宴。迴來後，爸爸和滿娘及車漢亮先生商量一下，覺得還是非西行不可。於是寫了一張條子，托旅館老闆轉交曹聚仁先生，謝他招待的厚意，並為自己改變主意失約而道歉。我們另雇了一隻船，往常山方向去了。
我後來讀了爸爸的《一飯之恩》一文，認為這一重要的決定，和曹聚仁先生在筵席上的一番話有很大的關係。曹先生問我爸爸：
“你的孩子中有幾人喜歡藝術?”
“一個也沒有!”爸爸迴答。
“很好!”曹先生表示讚許。
爸爸後來在該文中迴答曹先生這“很好“兩字，這樣說：
我當時想不通不喜歡藝術“很好”的道理。……現在我們中國正在受暴敵的侵略，好比一個人正在受病菌的侵擾而害著大病。大病中要服劇烈的藥，才可製勝病菌，挽迴生命。抗戰就是一種劇烈的藥。然這種藥隻能暫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殺，病體漸漸複原的時候，必須改吃補品和粥飯，方可完全恢複健康。補品和粥飯是什麽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愛、護生為旨的“藝術”。
我的兒女對於“和平幸福之母”的藝術，不甚愛好，少有理解。我正引為憾事，嘆為妖孽。聚仁兄反說“很好”，不知其意何居?難道他以為此次抗戰，是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想步墨索裏尼、希特勒、日本軍閥之後塵，而為擾亂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嗎?我相信他絕不如此。因為我們抗戰的主旨處處說著：為和平而奮鬥!為人道而抗戰!我們的優待俘虜，就是這主旨的實證。
從前我們研究繪畫時，曾把畫人分為兩種：具有藝術思想，能表現人生觀的，稱為“畫家”，是可敬佩的。沒有思想，隻有技巧的，稱為“畫匠”……我以為軍人也可分為兩種：為和平而奮鬥，為人道而抗戰，以戰非戰，以殺止殺的，稱為“戰士”，是我敬佩的。撫劍疾視，好勇鬥狠，以力服人，以暴易暴的，稱為“戰匠”，是應該服上刑的。……
杜詩雲：“天下尚未寧，健兒勝婦孺。”在目前，健兒的確勝於腐儒。有槍的能上前線去殺敵。穿軍裝的逃起難來比穿長衫的便宜。但“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最後的勝利，不是健兒所能獨得的!“仁者無敵”，兄請勿疑!
爸爸對他的老同學顯然很惱火。我後來又在他《未來的國民———新枚》(1938年作)一文中發現，原來曹先生還給他講過一個故事，這故事講得確實有點過分，難怪爸爸如此反感。引用如下：
去年十二月底，我率眷老幼十人倉皇地經過蘭溪，途遇一位做戰地記者的老同學，他可憐我，請我全家去聚豐園吃飯。座上他鄭重地告訴我：“我告訴你一件故事。這故事其實是很好的。”他把“很好”二字特別提高。“杭州某人率眷坐汽車過江，汽車停在江邊時，一小孩誤踏機關，車子開入江中，全家滅頂。”末了他又說一句：“這故事其實是很好的。”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說“像你這樣的人，拖了這一群老小逃難，不如全家死了幹淨。”這是何等淺薄的話，這是何等不仁的話!我聽了在心中不知所雲。我們中國有著這樣的戰地記者，無怪第一期抗戰要失敗了。我吃了這頓“嗟來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來還了他才好。然而過後我也並不介意。因為這半是由我自取。我在太平時深居簡出，作文向不吶喊。逃難時警察和縣長比我先走，地方混亂。我憤恨政府，曾經自稱“老弱”，準備“轉乎溝壑”，以明政府之罪。
因此這位戰地記者就以我為可憐的弱者，他估量我一家在這大時代下一定會毀滅。在這緊張的時候，肯掏出腰包來請我全家吃一頓飯，在他也是老同學的好意。這樣一想，我非但並不介意，且又感謝他了。我幸而不怕麻煩，率領了老幼十人行了三四千裏戎馬之地，居然安抵桂林。路上還嫌家族太少，又教吾妻新生一個。……
爸爸常在關鍵時刻作出明智的決定。盡管我們一路艱辛，但始終沒有陷入敵區，揚眉吐氣地度過了八年抗戰。
我們這迴雇的船，船內是一隔一隔的，像沒蓋的棺材一樣。每一隔睡兩三個人，使我們小孩大感興趣。我們哪裏知道一路上大人們一直是心事重重的，想這想那。忽然滿娘和寶姐耳語幾句後，著急地對爸爸悄悄地說了什麽。爸爸一怔，馬上吩咐章桂哥上岸，步行迴蘭溪的旅館去了。我們一直到章桂哥拎了一雙舊棉鞋趕迴來，大人們歡唿，才知就裏。原來爸爸在蘭溪中國銀行領到一半存款後，和大人們一起商量如何隱藏這些錢，把其中40元縫在寶姐的舊棉鞋鞋幫裏了。隻因舊棉鞋濕了，寶姐換了一雙，把那雙舊的放在旅館床底下竟忘了帶走。幸虧是雙舊鞋，誰也不在意，還在床底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車先生的幼子喬德看見船裏有一根竹手杖，拿了到船尾把它插入水中玩起來。我們也覺得很好玩，在一旁看著。被滿娘發現，大驚小怪地趕過來，從喬德手中把手杖搶走。我們覺得滿娘真小氣，玩玩她的手杖又怎麽了!可是我們發現爸媽也很激動，分明是贊成滿娘收迴手杖。孩子們心中納悶。事後我才知道，那手杖裏有數百元鈔票，是滿娘把竹節挖空了放進去的。一路逃難，大人們用心良苦!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