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立達的同仁，除了夏丏尊老師、匡互生、朱光潛、劉薰宇、陶載良、陳望道諸先生外，還有方光濤、陶元慶、夏衍、許傑、夏承法、裘夢痕、丁衍庸以及在日本就認識的黃涵秋先生等等。
由於爸爸1924所作《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一畫使上海《文學周報》的主編鄭振鐸先生著了迷，後來《文學周報》為他出版了《子愷漫畫》，這是爸爸最早的一本畫冊。
1925年3月，爸爸的第一本譯作《苦悶的象徵》問世;1925年12月，出版了最早的音樂理論書《音樂的常識》;1928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美術理論書《西洋美術史》;1931年1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緣緣堂隨筆》。就這樣，一個文藝全才漸漸地脫穎而出。
1930年我祖母去世後，我家曾遷居嘉興，住在楊柳灣金明寺弄4號。關於這一段時期，我將在後麵另設一節補敘。爸爸雖住嘉興，也常去上海立達學園。
1932年1月28日淞滬戰役中，立達學園校舍被毀，必須修繕。到秋天才能複課。那段時期，爸爸可能迴石門了。石門的老屋惇德堂一直為她的遊子張開親切的懷抱。不過這時已多了另一處更好的安身地———平屋。
平屋在老屋後麵，隔一條煤沙弄。平屋的那塊土地，據說是我祖母手裏買下的。這塊地上原有三開間坍圮的平屋，不能住人。據我媽媽迴憶，1919年她嫁到惇德堂來，辦喜酒時有兩張八仙桌放不下，就放到平屋裏去。後來，1925年以後，爸爸把平屋加以修繕，就開始住人了。應該說，爸爸第一次有自家的住屋不是緣緣堂，而是平屋;不過那是祖業，不全是他自己的。
不知為什麽，可能是爸爸要去商量立達複校的校務吧，1932年的夏天，我家又到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永康路)雷米坊暫住。法租界的租金當然很貴，我們隻租了一所洋房的三樓，住了一兩個月就退租了。
爸爸以前在上海搬來搬去時，我還沒出生或太小，一點印象也沒有。但在雷米坊時，我卻留下一個迴憶：那時我老是坐在樓梯轉角處旋銅板。爸爸客人很多，客人經過樓梯轉角處，總是俯身說一句：“一吟，你又在旋銅板了?”那時我們能有什麽玩具呢!一枚銅板就可以玩很久了。
離開雷米坊後，爸爸把家人送迴石門，自己先住到重建的永義裏校舍中(後來家人也去住過)。
在這12年內，爸爸除了專科師範、春暉、立達以外，還在別的地方供職：上海城東女學，前述的上海中國公學，還有寧波的第四中學和育德小學，上海大學、上海的澄衷中學、複旦實驗中學、複旦大學、開明書店，鬆江女子中學等等。
在開明書店，除了葉聖陶、方光濤、錢君匋是熟人以外，又結識了一大批朋友：徐調孚、賈祖璋、顧均正、傅彬然、盧芷芬、周振甫、宋雲彬、王伯祥、顧惠民、趙景深、唐錫光、宋易、金仲華、範壽康、範洗人、張沛霖、索非、章克標、章錫舟、周予同、成天昌、王統照、鍾達軒、丁曉先、郭紹虞、胡伯墾、王知伊、朱達君、莫誌恆等等，還有當過開明董事長的邵力子。
以上我幾次都列舉了爸爸的同事、朋友的姓名，其中有的人在我今天提到他們的名字時，模樣就活龍活現地出現在我眼前。
12年內住了13處，爸爸的辛勞可想而知。為了養家餬口，他不得不東奔西走。但爸爸總希望有一個較理想而又穩定的住處安置家人，讓自己在奔走辛勞之餘也好有一個避風港。
六年“華屋”
1933年春，新屋緣緣堂落成了。
關於緣緣堂落成的年代，爸爸在《還我緣緣堂》一文(1938年作)中說“此堂成於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但在1937年9月1日爸爸為天津鍾懷柔先生寫的自傳中，卻有這樣的話：
“三十五歲，即一九三二年秋，緣緣堂成，率妻及子女六人返鄉，居之至今。”相差一年的文字中，所記載的緣緣堂落成年代也差了一年。孰是孰非，難以判斷。我覺得爸爸寫文猶如作漫畫(而不是作工筆畫)，有時隻記一個大概。這種情況我發現過不少。因此，我們隻能推測為1932年秋開始建堂，1933年春落成。
拆了平屋改建緣緣堂的期間我們住到哪裏去呢?我想，一定仍住老屋。這才有李家大媽叫我到新屋去拾發火柴的情節。
緣緣堂後麵的三間平房，據說是用原來的平屋拆下來的材料建成的。平屋雖已被拆，也得交代一下情況。
爸爸對孩子有特殊的感情，修繕平屋時處處為孩子著想。據說平屋邊的空地上有滑梯，有蹺蹺板，有沙坑，有跳高用的架子，可升降的。平屋的院內有竹子，有大樹。那時在沒有綠地的小鎮上，私人住宅裏置備這些設施，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親友們的孩子都來玩，把它當作公園。
平屋的格式，有點像後來新建的緣緣堂後麵的三間平房，我二哥豐元草是1927年平屋時期出生的。
爸爸造緣緣堂的動機，還是在我祖母鍾雲芳(1864—1930)去世以前。爸爸雖有過兩個弟弟，卻相繼夭折(我們都沒見過)。解決住房的責任自然落到獨子身上。何況爸爸那嫁在縣城崇德(今崇福)的姑母豐黹紅和嫁在湖州練市的二姐豐幼，常迴家省親，窄小的老屋如何容得下。那時爸爸開始有點積蓄了，便答應祖母造新房子。爸爸在《辭緣緣堂》一文(1939年)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三十歲上送妻子迴家奉母。老屋哺育了我們三代，伴了我的母親數十年，這時候衰頹得很，門坍壁裂，漸漸表示無力再蔭庇我們這許多人了。幸而我的生活漸漸富裕起來，每年多少有幾疊鈔票交送母親。造屋這念頭，有一天偷偷地從母親心底裏浮起來。鄰家正在請木匠修窗，母親借了他的六尺杆，同我兩人到後麵的空地裏去測量一會，計議一會。迴來的時候低聲關照我：“切勿對別人講!”那時我血氣方剛，率然地對母親說：“我們決計造!錢我有準備!”就把收入的預算曆曆數給她聽。這是年輕人的作風，事業的失敗往往由此;事業的速成也往往由此。然而老年人腳踏實地，如何肯冒險呢?六尺杆還了木匠，造屋的念頭依舊沉澱在母親的心底裏。它不再浮起來。直到兩年之後，母親把這念頭交付了我們而長逝。又三年之後，它方才成形具體，而實現在地上，這便是緣緣堂。
新屋造好後，其實爸爸自己住在這屋內的日子並不多，他總是忙忙碌碌地奔走於滬杭和石門之間。不過他把緣緣堂作為永久居住的一個巢。從滬杭迴來，可以嚐到“童僕歡迎、稚子候門”的情趣。所以他對緣緣堂要求很高，親自設計，力求既美觀又實用。他在《辭緣緣堂》一文中說：
緣緣堂構造用中國式，取其堅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風，取其單純明快。一切因襲，奢侈，煩瑣，無謂的布置與裝飾，一概不入。全體正直，(為了這點，工事中我曾費數百元拆造過，全鎮傳為奇談。)高大，軒敞，明爽，具有深沉樸素之美。
所謂拆造，是這麽一迴事：那塊地基是不規則形，南邊比北邊寬，建築工人為了占盡地皮，把房子造成和地基一樣，致使東麵多了一塊三角地。估計爸爸當時離開了石門幾天，迴來發現這一情況，哪裏容得!東邊的房間北窄南寬，如何擺放家具!這是藝術家絕對不能容許的。他認為，隻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養孩子們正直的天性。於是爸爸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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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爸爸1924所作《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一畫使上海《文學周報》的主編鄭振鐸先生著了迷，後來《文學周報》為他出版了《子愷漫畫》，這是爸爸最早的一本畫冊。
1925年3月，爸爸的第一本譯作《苦悶的象徵》問世;1925年12月，出版了最早的音樂理論書《音樂的常識》;1928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美術理論書《西洋美術史》;1931年1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緣緣堂隨筆》。就這樣，一個文藝全才漸漸地脫穎而出。
1930年我祖母去世後，我家曾遷居嘉興，住在楊柳灣金明寺弄4號。關於這一段時期，我將在後麵另設一節補敘。爸爸雖住嘉興，也常去上海立達學園。
1932年1月28日淞滬戰役中，立達學園校舍被毀，必須修繕。到秋天才能複課。那段時期，爸爸可能迴石門了。石門的老屋惇德堂一直為她的遊子張開親切的懷抱。不過這時已多了另一處更好的安身地———平屋。
平屋在老屋後麵，隔一條煤沙弄。平屋的那塊土地，據說是我祖母手裏買下的。這塊地上原有三開間坍圮的平屋，不能住人。據我媽媽迴憶，1919年她嫁到惇德堂來，辦喜酒時有兩張八仙桌放不下，就放到平屋裏去。後來，1925年以後，爸爸把平屋加以修繕，就開始住人了。應該說，爸爸第一次有自家的住屋不是緣緣堂，而是平屋;不過那是祖業，不全是他自己的。
不知為什麽，可能是爸爸要去商量立達複校的校務吧，1932年的夏天，我家又到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永康路)雷米坊暫住。法租界的租金當然很貴，我們隻租了一所洋房的三樓，住了一兩個月就退租了。
爸爸以前在上海搬來搬去時，我還沒出生或太小，一點印象也沒有。但在雷米坊時，我卻留下一個迴憶：那時我老是坐在樓梯轉角處旋銅板。爸爸客人很多，客人經過樓梯轉角處，總是俯身說一句：“一吟，你又在旋銅板了?”那時我們能有什麽玩具呢!一枚銅板就可以玩很久了。
離開雷米坊後，爸爸把家人送迴石門，自己先住到重建的永義裏校舍中(後來家人也去住過)。
在這12年內，爸爸除了專科師範、春暉、立達以外，還在別的地方供職：上海城東女學，前述的上海中國公學，還有寧波的第四中學和育德小學，上海大學、上海的澄衷中學、複旦實驗中學、複旦大學、開明書店，鬆江女子中學等等。
在開明書店，除了葉聖陶、方光濤、錢君匋是熟人以外，又結識了一大批朋友：徐調孚、賈祖璋、顧均正、傅彬然、盧芷芬、周振甫、宋雲彬、王伯祥、顧惠民、趙景深、唐錫光、宋易、金仲華、範壽康、範洗人、張沛霖、索非、章克標、章錫舟、周予同、成天昌、王統照、鍾達軒、丁曉先、郭紹虞、胡伯墾、王知伊、朱達君、莫誌恆等等，還有當過開明董事長的邵力子。
以上我幾次都列舉了爸爸的同事、朋友的姓名，其中有的人在我今天提到他們的名字時，模樣就活龍活現地出現在我眼前。
12年內住了13處，爸爸的辛勞可想而知。為了養家餬口，他不得不東奔西走。但爸爸總希望有一個較理想而又穩定的住處安置家人，讓自己在奔走辛勞之餘也好有一個避風港。
六年“華屋”
1933年春，新屋緣緣堂落成了。
關於緣緣堂落成的年代，爸爸在《還我緣緣堂》一文(1938年作)中說“此堂成於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但在1937年9月1日爸爸為天津鍾懷柔先生寫的自傳中，卻有這樣的話：
“三十五歲，即一九三二年秋，緣緣堂成，率妻及子女六人返鄉，居之至今。”相差一年的文字中，所記載的緣緣堂落成年代也差了一年。孰是孰非，難以判斷。我覺得爸爸寫文猶如作漫畫(而不是作工筆畫)，有時隻記一個大概。這種情況我發現過不少。因此，我們隻能推測為1932年秋開始建堂，1933年春落成。
拆了平屋改建緣緣堂的期間我們住到哪裏去呢?我想，一定仍住老屋。這才有李家大媽叫我到新屋去拾發火柴的情節。
緣緣堂後麵的三間平房，據說是用原來的平屋拆下來的材料建成的。平屋雖已被拆，也得交代一下情況。
爸爸對孩子有特殊的感情，修繕平屋時處處為孩子著想。據說平屋邊的空地上有滑梯，有蹺蹺板，有沙坑，有跳高用的架子，可升降的。平屋的院內有竹子，有大樹。那時在沒有綠地的小鎮上，私人住宅裏置備這些設施，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親友們的孩子都來玩，把它當作公園。
平屋的格式，有點像後來新建的緣緣堂後麵的三間平房，我二哥豐元草是1927年平屋時期出生的。
爸爸造緣緣堂的動機，還是在我祖母鍾雲芳(1864—1930)去世以前。爸爸雖有過兩個弟弟，卻相繼夭折(我們都沒見過)。解決住房的責任自然落到獨子身上。何況爸爸那嫁在縣城崇德(今崇福)的姑母豐黹紅和嫁在湖州練市的二姐豐幼，常迴家省親，窄小的老屋如何容得下。那時爸爸開始有點積蓄了，便答應祖母造新房子。爸爸在《辭緣緣堂》一文(1939年)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三十歲上送妻子迴家奉母。老屋哺育了我們三代，伴了我的母親數十年，這時候衰頹得很，門坍壁裂，漸漸表示無力再蔭庇我們這許多人了。幸而我的生活漸漸富裕起來，每年多少有幾疊鈔票交送母親。造屋這念頭，有一天偷偷地從母親心底裏浮起來。鄰家正在請木匠修窗，母親借了他的六尺杆，同我兩人到後麵的空地裏去測量一會，計議一會。迴來的時候低聲關照我：“切勿對別人講!”那時我血氣方剛，率然地對母親說：“我們決計造!錢我有準備!”就把收入的預算曆曆數給她聽。這是年輕人的作風，事業的失敗往往由此;事業的速成也往往由此。然而老年人腳踏實地，如何肯冒險呢?六尺杆還了木匠，造屋的念頭依舊沉澱在母親的心底裏。它不再浮起來。直到兩年之後，母親把這念頭交付了我們而長逝。又三年之後，它方才成形具體，而實現在地上，這便是緣緣堂。
新屋造好後，其實爸爸自己住在這屋內的日子並不多，他總是忙忙碌碌地奔走於滬杭和石門之間。不過他把緣緣堂作為永久居住的一個巢。從滬杭迴來，可以嚐到“童僕歡迎、稚子候門”的情趣。所以他對緣緣堂要求很高，親自設計，力求既美觀又實用。他在《辭緣緣堂》一文中說：
緣緣堂構造用中國式，取其堅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風，取其單純明快。一切因襲，奢侈，煩瑣，無謂的布置與裝飾，一概不入。全體正直，(為了這點，工事中我曾費數百元拆造過，全鎮傳為奇談。)高大，軒敞，明爽，具有深沉樸素之美。
所謂拆造，是這麽一迴事：那塊地基是不規則形，南邊比北邊寬，建築工人為了占盡地皮，把房子造成和地基一樣，致使東麵多了一塊三角地。估計爸爸當時離開了石門幾天，迴來發現這一情況，哪裏容得!東邊的房間北窄南寬，如何擺放家具!這是藝術家絕對不能容許的。他認為，隻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養孩子們正直的天性。於是爸爸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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