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生與李叔國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麵上一位做 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猶憶三十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 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 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 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 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 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靈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 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隻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鑒 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 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 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矇、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 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 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 到請願,也許暗嗚叱吒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 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 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 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 “你那天晚上真箇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 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鬆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麽來考 師範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 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其實做得很好),所 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 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 先到教室,黑板上應寫的,都先寫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後端坐在 講台上等學生到齊。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有時 他沒有說,學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了。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 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先生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生便嘻皮笑臉,同他親近。 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 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迴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 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麵笑他,一方麵實在感激 他,敬愛他。
夏先生與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 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夏先生後 來翻譯的“愛的教育”,風行國內,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師範畢業後,就赴日本。從日本迴來就同夏先生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後 辭職閑居,直至逃難。但其間與書店關係仍多,常到上海與夏先生相晤。故自我離開夏先生 的絳帳,直到抗戰前數日的訣別,二十年間,常與夏先生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 先生已經做了和尚,芒鞋破缽,雲遊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 以前的兩位導師,不過所導的範圍由學校擴大為人世罷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 和尚,他是痛感於眾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 李先生的胸懷的;他是贊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隻因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 氣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 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嘆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憂 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 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 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 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地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作曆史小說看 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嘆氣。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 事都要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感眾生的疾苦。但 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行大丈夫事;他隻能憂傷終老。在“人世”這個大學校裏,這二位導師 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與“媽媽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產,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擔憂。那麽,八年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 活,不知為夏先生增添了幾十萬斛的憂愁!憂能傷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 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後總要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麽說。”因為 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 “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麽說。”兩行熱淚,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
1946年5月1日於重慶客寓
返迴
湖畔夜飲
前天晚上,四位來西湖遊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裏飲酒。酒闌人散,皓月當空,湖 水如鏡,花影滿堤。我送客出門,捨不得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蔭下一條石 凳,空著等我去坐。我就坐了,想起小時在學校裏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歡喜 相。每當燈火中,團團青輝上。人月交相慶,花月並生光。有酒不得飲,舉杯獻高堂。”覺 得這歌詞,溫柔敦厚,可愛得很!又念現在的小學生,唱的歌粗淺俚鄙,沒有福份唱這樣的 好歌,可惜得很!迴味那歌的最後兩句,覺得我高堂俱亡,雖有美酒,無處可獻,又感傷得 很!三個“得很”,逼得我立起身來,緩步迴家。不然,恐怕把老淚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 花靈所笑了。
</br>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 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矇、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 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 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 到請願,也許暗嗚叱吒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 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 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 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 “你那天晚上真箇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 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鬆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麽來考 師範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 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其實做得很好),所 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 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 先到教室,黑板上應寫的,都先寫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後端坐在 講台上等學生到齊。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有時 他沒有說,學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了。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 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先生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生便嘻皮笑臉,同他親近。 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 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迴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 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麵笑他,一方麵實在感激 他,敬愛他。
夏先生與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 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夏先生後 來翻譯的“愛的教育”,風行國內,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師範畢業後,就赴日本。從日本迴來就同夏先生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後 辭職閑居,直至逃難。但其間與書店關係仍多,常到上海與夏先生相晤。故自我離開夏先生 的絳帳,直到抗戰前數日的訣別,二十年間,常與夏先生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 先生已經做了和尚,芒鞋破缽,雲遊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 以前的兩位導師,不過所導的範圍由學校擴大為人世罷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 和尚,他是痛感於眾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 李先生的胸懷的;他是贊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隻因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 氣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 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嘆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憂 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 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 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 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地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作曆史小說看 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嘆氣。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 事都要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感眾生的疾苦。但 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行大丈夫事;他隻能憂傷終老。在“人世”這個大學校裏,這二位導師 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與“媽媽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產,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擔憂。那麽,八年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 活,不知為夏先生增添了幾十萬斛的憂愁!憂能傷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 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後總要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麽說。”因為 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 “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麽說。”兩行熱淚,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
1946年5月1日於重慶客寓
返迴
湖畔夜飲
前天晚上,四位來西湖遊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裏飲酒。酒闌人散,皓月當空,湖 水如鏡,花影滿堤。我送客出門,捨不得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蔭下一條石 凳,空著等我去坐。我就坐了,想起小時在學校裏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歡喜 相。每當燈火中,團團青輝上。人月交相慶,花月並生光。有酒不得飲,舉杯獻高堂。”覺 得這歌詞,溫柔敦厚,可愛得很!又念現在的小學生,唱的歌粗淺俚鄙,沒有福份唱這樣的 好歌,可惜得很!迴味那歌的最後兩句,覺得我高堂俱亡,雖有美酒,無處可獻,又感傷得 很!三個“得很”,逼得我立起身來,緩步迴家。不然,恐怕把老淚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 花靈所笑了。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