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以西洋之哲學發揮儒家之理學",使儒學哲學化.賀認為,以蘇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黑格爾等為"正宗"的西方哲學同以孔子、孟子、程朱、陸王為"正宗"的中國哲學,都具有共同的唯心主義實質,即他所謂"東聖西聖,心同理同".因此,"儒家思想能夠把握、吸收、融會、轉化西洋文化,以充實自身,發展自身,則儒家思想便生存、複活,而有新開展"(《文化與人生》).當然,融會、貫通的原則,應當是"以儒家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即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為主體,去儒化西洋文化;融會之途徑,既可通過在儒學的範疇中注入西方唯心主義的內容,如他用新黑格爾主義"心即絕對"的觀點去解釋"仁",試圖建立"仁"的宇宙觀和本體論,亦可通過用西方哲學的思想方法來論證儒家哲學的典型命題.如他以新黑格爾主義的整體思維方法來論證儒家"心外無物"的命題.
而中西哲學融會、貫通的結果,將是"使儒家的哲學內容更為豐富、係統,更為嚴謹,條理更為清楚,不僅可作道德之理論基礎,且可奠立科學可能之理論基礎".
顯然,所謂儒學的哲學化,就是使西方唯心主義傳統與儒家唯心主義傳統相互印證,尤其是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和方法來闡釋、發揮儒家哲學的唯心主義實質.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儒家哲學向係統化、邏輯化的方向發展.
二是"吸收基督教之精華,以充實儒家之禮教",使儒學宗教化.賀所說的"基督教之精華",就是指滲透在現代基督教中的"精誠信仰,堅貞不二之精神","博愛慈悲,服務人類之精神","襟懷曠達,超脫現世之精神".所有這些,皆可用來彌補"家庭製束縛性最大的中國禮教的不足",從而"為道德注以熱情,鼓以勇氣".在他看來,現代的基督精神正可借來沖淡禮教的宗法色彩,使之趨於社會化.為此,他將基督教之以上"精華"與儒家"仁"學的基本精神相融合,重新解釋了儒家之禮教,他說:"仁即是救世濟物,民胞物與的宗教熱誠.《約翰福音》
有"上帝即是愛"之語,質言之,上帝即是仁."求仁"不僅是待人接物的道德修養,抑亦知天事天的宗教工夫.儒家以"仁"為天德,耶教以至仁或無上的愛為上帝的本性.足見仁之富於宗教意義,是可以從宗教方麵大加發揮的."(同上)顯然,這種"融會"的結果,是使儒家禮教帶上了濃厚的現代宗教色彩.
三是"領略西洋之藝術,以發揚儒家之詩教",使儒學藝術化.賀認為:詩歌、音樂、建築、雕刻、繪畫、小說、戲劇等藝術形式,都有"無盡藏的美的價值",都是"同一民族精神與夫時代精神之表現".儒家傳統中本有樂教與詩教,但在後來的發展中,要麽消逝,要麽衰微,從而造成儒學"迂拘枯燥",缺少"活潑的生趣"的困境.他進一步分析說:"舊道德之所以偏於遼拘枯燥,違反人性,一則因為道德尚未經藝術的美化,亦即禮教未經詩教的陶熔,……不從感情上去培養薰陶,不從性靈上去順適啟迪,而隻知執著人我界限的分別,苛責以森嚴的道德律令,冷酷的是非判斷.再則道德未得兩性調劑,舊道德家往往視女子為畏途,他一生的道德修養,好象可以敗壞於女子的一笑","生人的本性真情,橫遭板起麵孔的道德家的壓抑和摧殘,像這樣迂拘枯燥的道德,哪裏有活潑的生趣?"(同上)基於這種分析,他明確倡導吸收西洋藝術的浪漫主義精神來改造迂腐、嚴酷的舊道學,以使儒學藝術化、情感化,從而更富有感召力和生命力.
這便是賀氏建構的融理學、禮教、詩教於一體的新儒學.在他看來,經過哲學化、宗教化、藝術化的新儒學,不唯可以減少狹隘的舊道德的束縛,解放個性,發展人們的自由,而且還可以提高科學興趣,奠定新儒學的思想和精神基礎.這樣方可以使僵化的、喪失了孔孟真精神的儒家思想獲得新開展,增加新的活力與生命,更可藉以應付新的民族危機,以上這種"三化"的方法,既是賀氏改造傳統儒學,謀求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的主要方法,亦是他的"新心學"的主要理論特色,正是基於這一方法,賀氏展開了他"心即理"、"心即物"、"心即性"、"體用合一"等諸多哲學形態的具體論述,從而構成了他的"新心學"的主要內容和兼綜、融會中西哲學的思想特徵.
由以上看來,賀氏的哲學立場,大體可歸於"新陸王"的範疇.相對於馮友蘭的"新理學",故又被稱之為"新心學".新心學雖然沒有形成象"新唯識論"或"新理學"那樣嚴整的思想體係,但它公開打擊"迴到陸王去"的旗幟,同新理學相抗衡,在學術風格與學術旨趣方麵皆有其獨到之處.
首先,由於新心學產生於40年代,是較晚出的新儒家哲學,因而能對前此的新儒學思潮作出評判和總結,並吸收他人的經驗與教訓,多少克眼了前人的理論缺陷.
其次,賀的思想自始至終都貫穿著"現代與古代的交融,最新與最舊的統一"這一基本宗旨,因而其思想表現出了少有的包融性和開放性.比如,他對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看法就與眾不同.他認為,新文化運動並非隻是負麵的、消極的破壞傳統文化,同時也是促進儒家思想新開展的一大轉機,其最大的功績在於滌除了儒家思想之僵化、腐朽的軀殼,而顯露了孔孟之真麵目、真精神.正如著名台灣學者韋政通所說:"賀麟對儒家思想所開展的構想,最值得稱道的是,他站在弘揚儒家的立場,對新文化運.動的反儒家思想能超越敵對意識,了解其限製,發現其對儒家思想新開展的積極貢獻."而對於西方哲學,他亦超越了論定高下優劣的偏狹的思維定勢,而以開放的襟懷和平等的眼光,將中西文化視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互有短長,要在互補.他說:"我們要認識哲學隻有一個,無論中國哲學、西洋哲學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現,人類理性發揮其光輝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類精神生活的努力,……我們都應該把它們視為人類的公共精神產業,我們都應該以同樣虛心客觀的態度去承受,去理會,去擷英咀華,去融會貫通,去發揚光大."(《中國哲學與西洋哲學》)因此,他既批判"本位文化論",也批判"全盤西化論",而是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和更大的範圍內謀求和致力於中西哲學、文化的融會與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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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西哲學融會、貫通的結果,將是"使儒家的哲學內容更為豐富、係統,更為嚴謹,條理更為清楚,不僅可作道德之理論基礎,且可奠立科學可能之理論基礎".
顯然,所謂儒學的哲學化,就是使西方唯心主義傳統與儒家唯心主義傳統相互印證,尤其是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和方法來闡釋、發揮儒家哲學的唯心主義實質.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儒家哲學向係統化、邏輯化的方向發展.
二是"吸收基督教之精華,以充實儒家之禮教",使儒學宗教化.賀所說的"基督教之精華",就是指滲透在現代基督教中的"精誠信仰,堅貞不二之精神","博愛慈悲,服務人類之精神","襟懷曠達,超脫現世之精神".所有這些,皆可用來彌補"家庭製束縛性最大的中國禮教的不足",從而"為道德注以熱情,鼓以勇氣".在他看來,現代的基督精神正可借來沖淡禮教的宗法色彩,使之趨於社會化.為此,他將基督教之以上"精華"與儒家"仁"學的基本精神相融合,重新解釋了儒家之禮教,他說:"仁即是救世濟物,民胞物與的宗教熱誠.《約翰福音》
有"上帝即是愛"之語,質言之,上帝即是仁."求仁"不僅是待人接物的道德修養,抑亦知天事天的宗教工夫.儒家以"仁"為天德,耶教以至仁或無上的愛為上帝的本性.足見仁之富於宗教意義,是可以從宗教方麵大加發揮的."(同上)顯然,這種"融會"的結果,是使儒家禮教帶上了濃厚的現代宗教色彩.
三是"領略西洋之藝術,以發揚儒家之詩教",使儒學藝術化.賀認為:詩歌、音樂、建築、雕刻、繪畫、小說、戲劇等藝術形式,都有"無盡藏的美的價值",都是"同一民族精神與夫時代精神之表現".儒家傳統中本有樂教與詩教,但在後來的發展中,要麽消逝,要麽衰微,從而造成儒學"迂拘枯燥",缺少"活潑的生趣"的困境.他進一步分析說:"舊道德之所以偏於遼拘枯燥,違反人性,一則因為道德尚未經藝術的美化,亦即禮教未經詩教的陶熔,……不從感情上去培養薰陶,不從性靈上去順適啟迪,而隻知執著人我界限的分別,苛責以森嚴的道德律令,冷酷的是非判斷.再則道德未得兩性調劑,舊道德家往往視女子為畏途,他一生的道德修養,好象可以敗壞於女子的一笑","生人的本性真情,橫遭板起麵孔的道德家的壓抑和摧殘,像這樣迂拘枯燥的道德,哪裏有活潑的生趣?"(同上)基於這種分析,他明確倡導吸收西洋藝術的浪漫主義精神來改造迂腐、嚴酷的舊道學,以使儒學藝術化、情感化,從而更富有感召力和生命力.
這便是賀氏建構的融理學、禮教、詩教於一體的新儒學.在他看來,經過哲學化、宗教化、藝術化的新儒學,不唯可以減少狹隘的舊道德的束縛,解放個性,發展人們的自由,而且還可以提高科學興趣,奠定新儒學的思想和精神基礎.這樣方可以使僵化的、喪失了孔孟真精神的儒家思想獲得新開展,增加新的活力與生命,更可藉以應付新的民族危機,以上這種"三化"的方法,既是賀氏改造傳統儒學,謀求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的主要方法,亦是他的"新心學"的主要理論特色,正是基於這一方法,賀氏展開了他"心即理"、"心即物"、"心即性"、"體用合一"等諸多哲學形態的具體論述,從而構成了他的"新心學"的主要內容和兼綜、融會中西哲學的思想特徵.
由以上看來,賀氏的哲學立場,大體可歸於"新陸王"的範疇.相對於馮友蘭的"新理學",故又被稱之為"新心學".新心學雖然沒有形成象"新唯識論"或"新理學"那樣嚴整的思想體係,但它公開打擊"迴到陸王去"的旗幟,同新理學相抗衡,在學術風格與學術旨趣方麵皆有其獨到之處.
首先,由於新心學產生於40年代,是較晚出的新儒家哲學,因而能對前此的新儒學思潮作出評判和總結,並吸收他人的經驗與教訓,多少克眼了前人的理論缺陷.
其次,賀的思想自始至終都貫穿著"現代與古代的交融,最新與最舊的統一"這一基本宗旨,因而其思想表現出了少有的包融性和開放性.比如,他對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看法就與眾不同.他認為,新文化運動並非隻是負麵的、消極的破壞傳統文化,同時也是促進儒家思想新開展的一大轉機,其最大的功績在於滌除了儒家思想之僵化、腐朽的軀殼,而顯露了孔孟之真麵目、真精神.正如著名台灣學者韋政通所說:"賀麟對儒家思想所開展的構想,最值得稱道的是,他站在弘揚儒家的立場,對新文化運.動的反儒家思想能超越敵對意識,了解其限製,發現其對儒家思想新開展的積極貢獻."而對於西方哲學,他亦超越了論定高下優劣的偏狹的思維定勢,而以開放的襟懷和平等的眼光,將中西文化視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互有短長,要在互補.他說:"我們要認識哲學隻有一個,無論中國哲學、西洋哲學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現,人類理性發揮其光輝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類精神生活的努力,……我們都應該把它們視為人類的公共精神產業,我們都應該以同樣虛心客觀的態度去承受,去理會,去擷英咀華,去融會貫通,去發揚光大."(《中國哲學與西洋哲學》)因此,他既批判"本位文化論",也批判"全盤西化論",而是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和更大的範圍內謀求和致力於中西哲學、文化的融會與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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