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以後,"左"的傾向開始逐漸泛濫,賀也多次受到批判.迫不得已,隻好遠離哲學而埋頭於翻譯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賀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多次受到批鬥,家被抄了三次,房屋被分占,大部分東西被拿走、燒毀,還被關進"牛棚"一年多,受盡折磨.後來還以"勞動鍛鍊"的名義被遣送到河南農村幹校改造兩年.對於這一切,賀以一個哲人獨具的冷靜與超然態度默默地忍受著.但卻從未放棄過對學問的研究與追求和對黨的信任.
粉碎"四人幫"之後,賀迎來了人生的又一個春天.作為學術界的著名學者,他不顧年老體衰,振奮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恢複和發展中國的學術活動之中.1979年6月,他作為中國社科院訪日代表團的一名成員去日本作學術訪問,同年8月,又率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南斯拉夫舉行的國際黑格爾哲學第十三屆年會;1983年10月至11月,他又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赴港講學月餘.所有這些學術活動,使得與世隔絕達十幾年之久的中國學術界再一次與世界潮流匯合,並為世界所認識.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在賀的積極倡導和大力支持下,由國內西方哲學史研究領域的一流專家學者組成,分別於1981年和1988年成立的"《黑格爾全集》編譯委員會"(賀擔任該會名譽主任委員)和"西文哲學名著研究編譯會"(賀任名譽會長),為中國學術界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它是我國學術事業走向繁榮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參加大量學術活動,為推動和繁榮我國學術事業而積極奔走的同時,他並未停止手中的筆,而是通過不懈的努力,使自己的人生晚秋結出了累累碩果.他的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集》(第四卷)、《精神現象學》(下卷)和《小邏輯》修訂本相繼再版;他還先後發表了數十篇有關哲學研究(尤其黑格爾哲學)的高質量論文.
而1984年出版的《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根據他早年的講課紀錄整理修訂而成)和1986年出版的《黑格爾哲學講演集》,更被學術界看作是他一生哲學研究道路上的兩座豐碑.此外,他還從中國學術的長遠發展著想,以極大的熱情和耐心,先後為西方哲學史專業培養出了5名碩士研究生和4名黑格爾專業的博士研究生.所有這些成果,充分地反映了賀在新形勢的鼓舞下,在學術領域裏生生不息、奮鬥不止的精神風貌,和一個老學者對學術事業的無限熱愛與不懈追求.
1986年10月10日至13日,為了紀念賀從事教學、研究工作55周年,國內外300餘名專家、學者會聚北京,舉行了"賀麟學術思想討論會",一方麵對賀一生教書育人的學者生涯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另一方麵也對他的哲學思想及翻譯、研究進行了多方麵的探討和係統的總結,並作出了科學的評價和充分的肯定.這對於賀這樣一位一生坎坷、曆經磨難的老學者來說,無疑是一種極大的鼓舞和安慰.
曆經80多年的風風雨雨,路途坎坷,並為中國的學術事業努力奮鬥了一生的賀麟,眼看著祖國的學術事業日漸走向繁榮,終於感到可以放心地去了.1992年9月23日,在他過完90歲生日後的第三天,因病逝世於北京.
二、力倡新儒學 深情事陸王
賀麟在40年代初即明確提出"新儒家哲學"的概念,但與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等早期新儒學重要人物不同的是,賀氏並沒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新儒學思想體係.他沒有係統闡發其哲學思想的專門著作,有的隻是一些長短不一、深淺各異的論文,他最主要的哲學著作《近代唯心論簡釋》和《文化與人生》就是這些論文的匯集.正是藉著這兩本論文集和《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我們得以了解賀氏哲學思想的形成及其基本觀點和立場.
賀氏哲學思想的形成,是以對"新儒學"思潮的分析和總結為基礎的,他認為,"新儒家"哲學代表了"五·四"以來哲學思潮的主流.他說:"廣義的新儒家思想的發展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就是中國現代思潮的主潮",而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等人就是推動這一主潮的得力人物.為此,他著力對他們的哲學思想進行了評析.
賀認為,梁漱溟的"新孔學"是五·四時期"比較有係統,有獨到的見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東方文化說話的"(《當代中國哲學》),而梁本人則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倡導陸王之學最有力量的人","他堅決地站在陸王學派的立場,提出‘銳敏的直覺,以發揮孔子的仁和陽明的良知"(同上).賀指出:梁一方麵倡導儒家的人生態度,另一方麵又主張全盤接受西方的科學和民主,這雖未完全逃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舊框架,但卻比較巧妙地避免了東方文化優於西方文化的偏狹複古思想,因而有別於當時冥頑不化的複古主義者.在賀看來,他的思想在當時的社會起到了"使人對整個東方文化的前途,有了無限的樂觀和希望",從而"助長國人對於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尊心"的作用.
但賀對梁漱溟的思想亦有所批評:首先,從整個思想體係來看,"梁先生注重的是文化問題,他發揮儒家陸王一派思想,亦重在人生態度方麵,很少涉及本體論及宇宙論",而缺少了對儒家哲學形上學的研究,不免失之簡單與粗糙;其次,梁對東西文化的比較"隻是技拾許多零碎的事例"而"缺乏文化哲學的基礎",因而其文化比較理論就顯得較多經驗的感受而缺乏嚴密的學理說明和邏輯論證.再次,梁雖大力提倡其直覺認識論,但他對"直覺"這一概念的界說及其內涵的規定始終是含混不清的,且在邏輯上有前後矛盾之弊.從現代新儒學自身的發展來看,賀對梁的批評無疑是正確的.當然,這種批評並非是否定梁的整個哲學體係,而是希望在批評的基礎上力求探索出使之更加完備和更加精緻的途徑.
</br>
粉碎"四人幫"之後,賀迎來了人生的又一個春天.作為學術界的著名學者,他不顧年老體衰,振奮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恢複和發展中國的學術活動之中.1979年6月,他作為中國社科院訪日代表團的一名成員去日本作學術訪問,同年8月,又率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南斯拉夫舉行的國際黑格爾哲學第十三屆年會;1983年10月至11月,他又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赴港講學月餘.所有這些學術活動,使得與世隔絕達十幾年之久的中國學術界再一次與世界潮流匯合,並為世界所認識.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在賀的積極倡導和大力支持下,由國內西方哲學史研究領域的一流專家學者組成,分別於1981年和1988年成立的"《黑格爾全集》編譯委員會"(賀擔任該會名譽主任委員)和"西文哲學名著研究編譯會"(賀任名譽會長),為中國學術界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它是我國學術事業走向繁榮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參加大量學術活動,為推動和繁榮我國學術事業而積極奔走的同時,他並未停止手中的筆,而是通過不懈的努力,使自己的人生晚秋結出了累累碩果.他的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集》(第四卷)、《精神現象學》(下卷)和《小邏輯》修訂本相繼再版;他還先後發表了數十篇有關哲學研究(尤其黑格爾哲學)的高質量論文.
而1984年出版的《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根據他早年的講課紀錄整理修訂而成)和1986年出版的《黑格爾哲學講演集》,更被學術界看作是他一生哲學研究道路上的兩座豐碑.此外,他還從中國學術的長遠發展著想,以極大的熱情和耐心,先後為西方哲學史專業培養出了5名碩士研究生和4名黑格爾專業的博士研究生.所有這些成果,充分地反映了賀在新形勢的鼓舞下,在學術領域裏生生不息、奮鬥不止的精神風貌,和一個老學者對學術事業的無限熱愛與不懈追求.
1986年10月10日至13日,為了紀念賀從事教學、研究工作55周年,國內外300餘名專家、學者會聚北京,舉行了"賀麟學術思想討論會",一方麵對賀一生教書育人的學者生涯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另一方麵也對他的哲學思想及翻譯、研究進行了多方麵的探討和係統的總結,並作出了科學的評價和充分的肯定.這對於賀這樣一位一生坎坷、曆經磨難的老學者來說,無疑是一種極大的鼓舞和安慰.
曆經80多年的風風雨雨,路途坎坷,並為中國的學術事業努力奮鬥了一生的賀麟,眼看著祖國的學術事業日漸走向繁榮,終於感到可以放心地去了.1992年9月23日,在他過完90歲生日後的第三天,因病逝世於北京.
二、力倡新儒學 深情事陸王
賀麟在40年代初即明確提出"新儒家哲學"的概念,但與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等早期新儒學重要人物不同的是,賀氏並沒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新儒學思想體係.他沒有係統闡發其哲學思想的專門著作,有的隻是一些長短不一、深淺各異的論文,他最主要的哲學著作《近代唯心論簡釋》和《文化與人生》就是這些論文的匯集.正是藉著這兩本論文集和《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我們得以了解賀氏哲學思想的形成及其基本觀點和立場.
賀氏哲學思想的形成,是以對"新儒學"思潮的分析和總結為基礎的,他認為,"新儒家"哲學代表了"五·四"以來哲學思潮的主流.他說:"廣義的新儒家思想的發展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就是中國現代思潮的主潮",而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等人就是推動這一主潮的得力人物.為此,他著力對他們的哲學思想進行了評析.
賀認為,梁漱溟的"新孔學"是五·四時期"比較有係統,有獨到的見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東方文化說話的"(《當代中國哲學》),而梁本人則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倡導陸王之學最有力量的人","他堅決地站在陸王學派的立場,提出‘銳敏的直覺,以發揮孔子的仁和陽明的良知"(同上).賀指出:梁一方麵倡導儒家的人生態度,另一方麵又主張全盤接受西方的科學和民主,這雖未完全逃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舊框架,但卻比較巧妙地避免了東方文化優於西方文化的偏狹複古思想,因而有別於當時冥頑不化的複古主義者.在賀看來,他的思想在當時的社會起到了"使人對整個東方文化的前途,有了無限的樂觀和希望",從而"助長國人對於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尊心"的作用.
但賀對梁漱溟的思想亦有所批評:首先,從整個思想體係來看,"梁先生注重的是文化問題,他發揮儒家陸王一派思想,亦重在人生態度方麵,很少涉及本體論及宇宙論",而缺少了對儒家哲學形上學的研究,不免失之簡單與粗糙;其次,梁對東西文化的比較"隻是技拾許多零碎的事例"而"缺乏文化哲學的基礎",因而其文化比較理論就顯得較多經驗的感受而缺乏嚴密的學理說明和邏輯論證.再次,梁雖大力提倡其直覺認識論,但他對"直覺"這一概念的界說及其內涵的規定始終是含混不清的,且在邏輯上有前後矛盾之弊.從現代新儒學自身的發展來看,賀對梁的批評無疑是正確的.當然,這種批評並非是否定梁的整個哲學體係,而是希望在批評的基礎上力求探索出使之更加完備和更加精緻的途徑.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