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經過短期的德文和拉丁文補習,即入柏林大學.他立刻感受到德國人對純粹哲學的興趣與愛好遠勝過美國人.最大的課是哲學概論,兩千人的課堂擠得滿滿的,主講人常是學問與口才都甚佳的老教授."那樣隆重,我像是在參加教堂的禮拜."賀這樣形容當時的情形.
賀選了著名哲學家、新黑格爾主義者哈特曼教授的、"曆史哲學"課,並對哈特曼對黑格爾辨證法的獨到見解深為膺服.哈氏認為,黑格爾的辨證法是一天才的直觀的整體,是一種藝術,有其必然性.但這個必然性的規律與普通的規律不同,它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理智方法,沒有通常所說的三個規律,而是一種體驗精神生活的方法.賀以為哈特曼抓住了黑格爾辨證法的真諦,並在迴國後所發表的《辯證法與辯證觀》一文中引證和發揮了哈氏的觀點,反對把辯證法簡單地歸結為三個規律的作法.
通過整整一年的緊張學習,賀麟圓滿地完成了學業.在迴國前夕,他還專程到法蘭克福拜訪了斯賓諾莎學會的秘書長格布哈特,並經其介紹加入了國際斯賓諾莎學會.
1931年8月,賀結束了5年的歐美求學生涯,迴到祖國,被聘於北京大學,主講"哲學問題"、"西方現代哲學"、"倫理學"等課程,並在清華大學兼課,講授"現代西方哲學"、"西洋哲學史"等課程,他講課的最大特點是"情理交融".
他時常審記當年懷特海對他的教誨:"我們不要以學習的態度去研究哲學史,要如同研究現在的實實在在的事情一樣去研究",而把哲學史看成一種有生命的哲學,既注重實在知識的講授,又加入自身的感受與體驗.因此他的講課深入淺出,語言生動,如行雲流水,引人入勝,深受學生的歡迎.
在繁忙的教學之餘,賀還翻譯、介紹了大量的西方哲學著作.他在迴國後不久,就譯出了斯賓諾莎《倫理學》的第一、二部分作為教材;1936年,他將早在美國時就已譯出的魯一士《近代唯心論演講集》中關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幾章以《黑格爾學術》為名,與另一本介紹黑格爾的著作——開爾德的《黑格爾》同時出版;1943年又出版了他翻譯的斯賓諾莎的《致知篇》.而他在西南聯大時領導的"外國哲學編譯委員會"則在短短的幾年間,共組織翻譯了20多種外國哲學名著.
這對增進我國學術界對西方哲學的了解,促進中西哲學的交流與我國哲學的發展,實在是功不可沒.
正是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學的基礎上,並把它與中國哲學尤其是宋明理學中陸五一派相結合,提出自己的見解,賀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新心學"哲學思想.他在40年代先後出版的《近代唯心論簡釋》(1942)、《文化與人生》(1947)、《當代中國哲學》(1947)"等著作,就是反映其、"新心學"哲學思想的代表作,並因此而奠定了他"新儒家"學者的地位.
在抗戰期間,賀有感於民族危亡,文化衰頹,而力倡"學術救國".早在1931年時,他就寫了《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之態度》一書,以激勵國內學人的救國之誌."九·一八"事變之後,他的理想與誌向使他無法沉默,先後發表了《新道德的動向》、《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和《法製的類型》三篇文章,提出了振奮民族精神、宏揚學術文化、實行政治革新等主張,並因此受到蔣介石的關注而被四次召見.當時的賀一心想以學術救國,書生氣十足,他對蔣介石抱有一定的幻想,即幻想蔣能採用他創立的理想唯心主義來改造國民黨,改造社會.然而,這種幻想隨著國民黨腐敗無能的日益暴露而很快就破滅了,其思想也趨向進步.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在北大擔任訓導長時,多次出麵保護甚至營救進步的青年學生和教授,深受學生的擁戴.在北平解放前夕,他經過鄭重考慮,並在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的幫助下,斷然三次拒絕了蔣介石要他飛往台灣的通知,決心留在大陸,和全國人民一起迎來了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
解放後,賀仍在北大哲學係任教.1955年調中國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部("文革"後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任西方哲學組組長.
1950年底至1951年,賀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走出書齋,投身於轟轟烈烈的社會實踐中,他先後到過陝西的長安和江西的泰和參加土改運動.就在這次土改過程中,賀目睹新中國的新氣象,思想和感情都發生了較大變化.1951年4月2日,他在《光明日報》發表《參加土改改變了我的思想》一文,公開表示贊同唯物論,並批判了唯心論的錯誤觀點.
1954年,學術界又展開了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這實際上是50年代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繼續和深入.賀不計較某些不公正的對待和無端的嘲諷,主動積極地參加到這一批判運動之中,並把批判活動看成是"對自己思想的一種改造,是和自己過去的反動唯心論思想劃清界限的一種表現形式".1955年1月19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他寫的《兩點批判,一點反省》一文,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文中不但批判了胡適和梁漱溟的唯心主義思想,還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充分表現了賀敢於深刻地解剖、批判自己,並從根本上改變自己以前的思想觀點的勇氣.此文在當時受到普遍的讚揚,但在現在看來,卻反映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左"的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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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選了著名哲學家、新黑格爾主義者哈特曼教授的、"曆史哲學"課,並對哈特曼對黑格爾辨證法的獨到見解深為膺服.哈氏認為,黑格爾的辨證法是一天才的直觀的整體,是一種藝術,有其必然性.但這個必然性的規律與普通的規律不同,它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理智方法,沒有通常所說的三個規律,而是一種體驗精神生活的方法.賀以為哈特曼抓住了黑格爾辨證法的真諦,並在迴國後所發表的《辯證法與辯證觀》一文中引證和發揮了哈氏的觀點,反對把辯證法簡單地歸結為三個規律的作法.
通過整整一年的緊張學習,賀麟圓滿地完成了學業.在迴國前夕,他還專程到法蘭克福拜訪了斯賓諾莎學會的秘書長格布哈特,並經其介紹加入了國際斯賓諾莎學會.
1931年8月,賀結束了5年的歐美求學生涯,迴到祖國,被聘於北京大學,主講"哲學問題"、"西方現代哲學"、"倫理學"等課程,並在清華大學兼課,講授"現代西方哲學"、"西洋哲學史"等課程,他講課的最大特點是"情理交融".
他時常審記當年懷特海對他的教誨:"我們不要以學習的態度去研究哲學史,要如同研究現在的實實在在的事情一樣去研究",而把哲學史看成一種有生命的哲學,既注重實在知識的講授,又加入自身的感受與體驗.因此他的講課深入淺出,語言生動,如行雲流水,引人入勝,深受學生的歡迎.
在繁忙的教學之餘,賀還翻譯、介紹了大量的西方哲學著作.他在迴國後不久,就譯出了斯賓諾莎《倫理學》的第一、二部分作為教材;1936年,他將早在美國時就已譯出的魯一士《近代唯心論演講集》中關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幾章以《黑格爾學術》為名,與另一本介紹黑格爾的著作——開爾德的《黑格爾》同時出版;1943年又出版了他翻譯的斯賓諾莎的《致知篇》.而他在西南聯大時領導的"外國哲學編譯委員會"則在短短的幾年間,共組織翻譯了20多種外國哲學名著.
這對增進我國學術界對西方哲學的了解,促進中西哲學的交流與我國哲學的發展,實在是功不可沒.
正是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學的基礎上,並把它與中國哲學尤其是宋明理學中陸五一派相結合,提出自己的見解,賀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新心學"哲學思想.他在40年代先後出版的《近代唯心論簡釋》(1942)、《文化與人生》(1947)、《當代中國哲學》(1947)"等著作,就是反映其、"新心學"哲學思想的代表作,並因此而奠定了他"新儒家"學者的地位.
在抗戰期間,賀有感於民族危亡,文化衰頹,而力倡"學術救國".早在1931年時,他就寫了《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之態度》一書,以激勵國內學人的救國之誌."九·一八"事變之後,他的理想與誌向使他無法沉默,先後發表了《新道德的動向》、《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和《法製的類型》三篇文章,提出了振奮民族精神、宏揚學術文化、實行政治革新等主張,並因此受到蔣介石的關注而被四次召見.當時的賀一心想以學術救國,書生氣十足,他對蔣介石抱有一定的幻想,即幻想蔣能採用他創立的理想唯心主義來改造國民黨,改造社會.然而,這種幻想隨著國民黨腐敗無能的日益暴露而很快就破滅了,其思想也趨向進步.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在北大擔任訓導長時,多次出麵保護甚至營救進步的青年學生和教授,深受學生的擁戴.在北平解放前夕,他經過鄭重考慮,並在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的幫助下,斷然三次拒絕了蔣介石要他飛往台灣的通知,決心留在大陸,和全國人民一起迎來了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
解放後,賀仍在北大哲學係任教.1955年調中國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部("文革"後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任西方哲學組組長.
1950年底至1951年,賀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走出書齋,投身於轟轟烈烈的社會實踐中,他先後到過陝西的長安和江西的泰和參加土改運動.就在這次土改過程中,賀目睹新中國的新氣象,思想和感情都發生了較大變化.1951年4月2日,他在《光明日報》發表《參加土改改變了我的思想》一文,公開表示贊同唯物論,並批判了唯心論的錯誤觀點.
1954年,學術界又展開了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這實際上是50年代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繼續和深入.賀不計較某些不公正的對待和無端的嘲諷,主動積極地參加到這一批判運動之中,並把批判活動看成是"對自己思想的一種改造,是和自己過去的反動唯心論思想劃清界限的一種表現形式".1955年1月19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他寫的《兩點批判,一點反省》一文,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文中不但批判了胡適和梁漱溟的唯心主義思想,還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充分表現了賀敢於深刻地解剖、批判自己,並從根本上改變自己以前的思想觀點的勇氣.此文在當時受到普遍的讚揚,但在現在看來,卻反映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左"的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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