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在清華時,著名學者梁漱溟亦客居清華園,時常應邀講學.賀麟不但親聆講授,還多次登門拜訪、請教.與梁啓超不同,梁漱溟不喜歡給青年開長長的書單,而隻是簡明地說:"隻有王陽明的《傳心錄》與王心需的書可讀,別的都可不念."其用意在於,青年學生在為學之初,切忌好高騖遠,而應專於一處,精研細讀,用心體會,然後才可舉一反三,旁及其他.
在梁啓超和梁漱溟的講授中,所體現出的恢宏學識與人格力量,深深地感染著賀麟.尤其是他們對王陽明哲學的推崇與精深講解,更給賀氏以深刻的影響.幾十年後,他所創立的"新心學"顯然與王陽明哲學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可以說,是梁啓超、梁漱溟這兩位國學大師將賀引進了國學研究的大門.
賀氏後來之所以走上翻譯、介紹西方學術思想之路,尚得力於另一位良師.1924年,著名翻譯家、《學衡》雜誌主編吳宓到清華大學任"國學研究所"主任,並聘有導師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等.吳宓在清華首次開出翻譯課,係統講解翻譯原理與技巧,並輔導翻譯練習.選習此課的人本不多,能堅持不去的就更少,賀不但選修了此課,還是少數幾個能堅持到底的人.他與另兩位好友張蔭麟、陳銓三人最得吳宓賞識,人稱"吳門三傑".在吳宓的影響和幫助下,賀不僅對翻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打算"步吳宓先生介紹西方古典文學的後塵,以介紹和傳播西方古典哲學為自己終生的‘誌業’",同時他還在翻譯理論的研究上開始有了自己的見解.1925年秋,賀寫成《論嚴複的翻譯》一文,發表在《東方雜誌》第24卷第49號上.這篇論文從翻譯的對象、翻譯標準、翻譯的副產品等三個方麵,探討了中國翻譯界的先驅者嚴複在翻譯介紹西方思想文化方麵的貢獻和值得借鑑之處,這篇論文,是嚴複在1921年去世以後,關於他的翻譯思想、手法及其影響的第一次係統研究,也正是通過這種研究,賀從嚴複那裏借鑑和吸收了許多有益的東西,例如,嚴複喜歡在譯著前作長序,從此來介紹作者的生平、‘思想,並藉此表述譯者的學術思想、見解和觀點,以幫助和啟迪讀者,這種方法即為賀所接受,並成為他以後長期從事翻譯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和方法.如果說,在清華期間,是梁啓超、梁漱溟等人將賀領進國學之門,並對中國傳統文化感興趣的話,那麽,將其引進翻譯領域,並使其初步確立以翻譯介紹西方思想文化為自己終身事業的人,則是吳宓.
1926年夏,賀畢業於清華大學.多年的求學生涯使他深刻地認識到,"一個沒有學問的民族,是要被別的民族輕視的."為此,他決定遠涉重洋,赴美求學.同年8月,賀離開祖國,赴美國奧柏林大學哲學係學習,希望學得西方古典哲學這個西方文化的正宗,並把它介紹到中國,藉以幫助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
在奧柏林大學兩年的求學中,賀最大的收穫是接受了斯賓諾莎的"實體"學說,並由此跨進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大門.在奧柏林大學老師的引導下,賀對斯賓諾莎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認真研讀其代表作《倫理學》的過程中,他驚異地發現,隱藏在著作中那些枯躁、晦澀的"公理"、"定理"、"證明"後麵的,是一個偉大的靈魂對世界人生的玄鑒深思,如同大自然一樣寧靜自在而又內蘊豐富.追求"情理合一"的賀對他的學說一見傾心,並在紀念斯氏逝世250周年之際,專門寫了一篇研究其思想的文章,認為:斯賓諾莎所說的人受到利慾、情感的奴役,要解除它就需求助於理性,於是產生自覺的道德的思想,與中國宋儒"盡天理,滅人慾"的思想傾向很相似;而斯所說的"實體"或"上帝",就是自然,理性所要認識的就是這不生不滅的"實體",這與主張"齊物我,一天地"的莊周思想頗為接近.……正是受斯氏哲學和人品的影響,賀遂立誌要把斯氏哲學思想翻譯介紹到中國來,這一工作成了他後來一生治學的重要內容之一.
1928年2月,賀以優異成績從奧柏林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同年,轉入芝加哥大學,但因不滿於芝加哥大學偶爾碰見的那種課上空談經驗的實用主義者,遂又在下半年轉往哈佛大學.因哈佛大學極重西方古典哲學,這很合賀的興趣.在這裏,他通過刻苦努力,終於攻下了西方古典哲學中康德哲學這一大難關,為其進一步深入理解和研究西方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間,他還有幸聽過大哲學家懷特海的幾門課,並曾與同學沈有鼎、謝幼偉到懷特海家作客,共同探討中西哲學問題.在他的印象中,懷特海之風貌很像宋儒程顥,光風霽月般瀟灑而又自然樸真,其對世界、人生的看法與感受既深刻而又豐富生動.
在美國求學期間,賀通過聽課、看書,對黑格爾哲學亦有一定的了解,他先後聽過三個講黑格爾哲學的課,一是芝加哥大學的實用主義者米德開的哲學史課;一是哈佛大學新黑格爾主義者霍金開的"形上學"課;再就是波士頓大學旁聽人格主義領袖布萊特曼開的黑格爾邏輯學課.另外,美國新黑格爾主義領袖魯一士的《近代唯心論演講集》和《近代哲學的精神》這兩本著作,給賀理解黑格爾哲學以很大的啟發和幫助.但他總有一種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感覺,總感到對黑格爾的了解猶如隔靴搔癢,沒有真正深入到裏麵去.隨著他對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哲學興趣的日益濃厚,他深感在美國難以學到其神髓,於是,他毅然放棄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於1930年夏從紐約乘船遠赴康德、黑格爾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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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啓超和梁漱溟的講授中,所體現出的恢宏學識與人格力量,深深地感染著賀麟.尤其是他們對王陽明哲學的推崇與精深講解,更給賀氏以深刻的影響.幾十年後,他所創立的"新心學"顯然與王陽明哲學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可以說,是梁啓超、梁漱溟這兩位國學大師將賀引進了國學研究的大門.
賀氏後來之所以走上翻譯、介紹西方學術思想之路,尚得力於另一位良師.1924年,著名翻譯家、《學衡》雜誌主編吳宓到清華大學任"國學研究所"主任,並聘有導師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等.吳宓在清華首次開出翻譯課,係統講解翻譯原理與技巧,並輔導翻譯練習.選習此課的人本不多,能堅持不去的就更少,賀不但選修了此課,還是少數幾個能堅持到底的人.他與另兩位好友張蔭麟、陳銓三人最得吳宓賞識,人稱"吳門三傑".在吳宓的影響和幫助下,賀不僅對翻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打算"步吳宓先生介紹西方古典文學的後塵,以介紹和傳播西方古典哲學為自己終生的‘誌業’",同時他還在翻譯理論的研究上開始有了自己的見解.1925年秋,賀寫成《論嚴複的翻譯》一文,發表在《東方雜誌》第24卷第49號上.這篇論文從翻譯的對象、翻譯標準、翻譯的副產品等三個方麵,探討了中國翻譯界的先驅者嚴複在翻譯介紹西方思想文化方麵的貢獻和值得借鑑之處,這篇論文,是嚴複在1921年去世以後,關於他的翻譯思想、手法及其影響的第一次係統研究,也正是通過這種研究,賀從嚴複那裏借鑑和吸收了許多有益的東西,例如,嚴複喜歡在譯著前作長序,從此來介紹作者的生平、‘思想,並藉此表述譯者的學術思想、見解和觀點,以幫助和啟迪讀者,這種方法即為賀所接受,並成為他以後長期從事翻譯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和方法.如果說,在清華期間,是梁啓超、梁漱溟等人將賀領進國學之門,並對中國傳統文化感興趣的話,那麽,將其引進翻譯領域,並使其初步確立以翻譯介紹西方思想文化為自己終身事業的人,則是吳宓.
1926年夏,賀畢業於清華大學.多年的求學生涯使他深刻地認識到,"一個沒有學問的民族,是要被別的民族輕視的."為此,他決定遠涉重洋,赴美求學.同年8月,賀離開祖國,赴美國奧柏林大學哲學係學習,希望學得西方古典哲學這個西方文化的正宗,並把它介紹到中國,藉以幫助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
在奧柏林大學兩年的求學中,賀最大的收穫是接受了斯賓諾莎的"實體"學說,並由此跨進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大門.在奧柏林大學老師的引導下,賀對斯賓諾莎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認真研讀其代表作《倫理學》的過程中,他驚異地發現,隱藏在著作中那些枯躁、晦澀的"公理"、"定理"、"證明"後麵的,是一個偉大的靈魂對世界人生的玄鑒深思,如同大自然一樣寧靜自在而又內蘊豐富.追求"情理合一"的賀對他的學說一見傾心,並在紀念斯氏逝世250周年之際,專門寫了一篇研究其思想的文章,認為:斯賓諾莎所說的人受到利慾、情感的奴役,要解除它就需求助於理性,於是產生自覺的道德的思想,與中國宋儒"盡天理,滅人慾"的思想傾向很相似;而斯所說的"實體"或"上帝",就是自然,理性所要認識的就是這不生不滅的"實體",這與主張"齊物我,一天地"的莊周思想頗為接近.……正是受斯氏哲學和人品的影響,賀遂立誌要把斯氏哲學思想翻譯介紹到中國來,這一工作成了他後來一生治學的重要內容之一.
1928年2月,賀以優異成績從奧柏林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同年,轉入芝加哥大學,但因不滿於芝加哥大學偶爾碰見的那種課上空談經驗的實用主義者,遂又在下半年轉往哈佛大學.因哈佛大學極重西方古典哲學,這很合賀的興趣.在這裏,他通過刻苦努力,終於攻下了西方古典哲學中康德哲學這一大難關,為其進一步深入理解和研究西方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間,他還有幸聽過大哲學家懷特海的幾門課,並曾與同學沈有鼎、謝幼偉到懷特海家作客,共同探討中西哲學問題.在他的印象中,懷特海之風貌很像宋儒程顥,光風霽月般瀟灑而又自然樸真,其對世界、人生的看法與感受既深刻而又豐富生動.
在美國求學期間,賀通過聽課、看書,對黑格爾哲學亦有一定的了解,他先後聽過三個講黑格爾哲學的課,一是芝加哥大學的實用主義者米德開的哲學史課;一是哈佛大學新黑格爾主義者霍金開的"形上學"課;再就是波士頓大學旁聽人格主義領袖布萊特曼開的黑格爾邏輯學課.另外,美國新黑格爾主義領袖魯一士的《近代唯心論演講集》和《近代哲學的精神》這兩本著作,給賀理解黑格爾哲學以很大的啟發和幫助.但他總有一種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感覺,總感到對黑格爾的了解猶如隔靴搔癢,沒有真正深入到裏麵去.隨著他對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哲學興趣的日益濃厚,他深感在美國難以學到其神髓,於是,他毅然放棄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於1930年夏從紐約乘船遠赴康德、黑格爾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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