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種不以事物為認識對象、無須藉助概念的純思,是內心的自我體驗,而所謂"境界",就是指人對於"真際"的體認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主觀精神狀態.馮氏根據人之"覺解"程序的不同,而把人生之境界由低而高分為四種類型:一是自然境界.這是最低層次的一種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順才或順習底.……順才而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亦或順習而行,‘照例行事’"(《新原人》).這裏的"才"指人生理上的自然之"性","習"指社會的習俗、習慣.處於自然境界中的人,對於他的行為及行為的性質和意義都沒有明白的了解(但並非全無了解);二是功利境界.這是較高一層次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為是‘為利底’.或者說,嘟是為我的’,都是‘自私底’"(同上).生活於此境界中的人,他已明顯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所為皆為他自己,但結果未必是損害他人;三是道德境界.這是更高一層次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為是‘行義底’,……在此境界中的人,對於人之性已有覺解.他了解人之性是涵蘊有社會底"(同上).因此,處此境界中的人,他之所作所為是處處為"社會"著想,置"社會"利益於個人之上,其行為時則表現為"盡人之倫"和"盡人之職"的道德行為,這樣的人是人中之"賢人";四是天地境界,這是最後也是最高的境界."在此種境界中底人,其行為是‘事天底’"(同上).處此境界中之人,已完全地覺解到宇宙的存在並自認為宇宙之一員,自認是"天民",因而他的行為皆符合宇宙"大全"之利益.他與宇宙"大全"相融無間,因而能超成敗、超順道、超生死,最終達於"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聖人境界.


    在馮氏以上的境界說中,處於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人即是現實生活中的一般大眾,這兩個境界是人不求而自達的;而生活在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中的人分別就是賢人和聖人.聖賢是人所應當努力成為的人,而這兩種境界也正是作為人應該不懈追求而努力達到的境界.因此,對於人生的努力來說,隻有後兩種境界才有意義和價值.馮氏認為,人的努力與追求無需外在的行動,隻需不斷加深自我"覺解"的程度,直至達到最高程度的"黨解",實現"成聖"的終極目的.而幫助人提高"覺解"的程度,正是馮氏建構哲學形上學的最高目的和意義.由此看來,馮氏的"新理學"雖從最不著實際、拋開任何現實具體內容的形式的、邏輯的觀念開始,但最終的目的卻仍然落在"使人成為聖人"這一非常具體、實際的結論上,這便是"新理學"的旨趣之所在.


    馮友蘭是繼梁漱溟、熊十力之後"新儒家"學派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他的"新理學"是中國三四十年代有相當影響的哲學思想體係."新理學"的建立,標誌著新儒家哲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成熟的階段,新理學不襲今,不仿古,而是力求在繼承和發展前人思想的基礎上,致力於中西哲學的融會貫通、博採眾家、自成體係.


    從而在現代中國哲學界獨樹一幟.這主要表現在:首先,新理學突破了梁漱溟等早期新儒家學者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的偏狹觀念,而以一開放的心態和寬容的精神,尋求中西文化之共同點,並以此為基礎,取長補短,互相融合,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包融性和開放性;其次,馮氏鑑於中國傳統哲學中重總體概括、輕邏輯論證,重直覺體悟、輕理性思維的缺陷,試圖引進現代西方哲學界較為流行的"邏輯分析"方法,以改造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從而開闢了一條研究哲學的新路,這對促進中國邏輯學的發展大有裨益.


    (楊全昌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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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心學家 賀麟


    (1902—1992)


    一、遊學歐美 遍訪名流


    學術救國 潛心譯述


    賀麟,字自昭,我國著名的思想家、西方哲學史家和翻譯家.1902年9月20日出生在四川金堂縣楊柳溝村一個鄉紳家裏,父親是一位秀才,曾主持鄉裏和縣裏的教育事務.8歲時,賀按規矩進入私塾讀書.雖然所學仍不外《四書》、《五經》,且重在記誦而輕忽理解,但幼年賀麟卻憑其聰慧,亦稍能領悟儒家思想之奧義而深受其薰陶,尤其是對宋明理學,雖隻是一知半解,淺知粗義,但卻特別感興趣,這為他後來研習國學打下了基礎.1917年,賀考入省立成屬聯中——石室中學學習.1919年,他又以優秀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堂,開始接受長達七年的正規高等教育.


    在清華這座名流薈萃的高等學府,賀如魚得水,盡情地徜徉在知識的海洋中.


    他除了圓滿完成學校所規定的必修課程外,還盡量多地選聽各種專題講座,以擴大自己的知識視野.1920年春,著名學者梁啓超應聘到清華講"國學小史",並在聞一多舉辦的文學研究會上講授中國文學,賀聞訊即前往聽講.梁曾是戊戌維新運動的重要人物,素以口才絕佳,極善演講著稱,他更是一位飽學之士,國學功底深厚.


    他對中國哲學,尤其是陸王心學更是精研入微,講來如數家珍.這種融精深學識與天才演講於一體的教學,深深地吸引了正求知若渴的賀麟,使他為之傾倒,並從此把梁啓超視為自己的楷模.為此,他經常造訪梁啓超,並在梁的指導下,寫出了國學研究方麵的處女作《戴東原研究指南》以及《博大精深的焦理堂》,並公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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